复合词的衍生和发展

1.1 汉语的词在最初产生的时候， 一定都是单音词、 单纯词。

我们的祖先曾经经历了以单音单纯词 （如日、 水、 人、 鱼） 表示概念的极其漫长的岁月。 那时， 他们给事物命名的活动主要靠语音的手段创造原生词， 这是远古上古时期新词产生的主要方式。 那时， 每一群有细微差别的事物 （语义场） 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专名。 例如上古汉语中表 “黑”的字有98个， 表 “白” 的85个， 表 “赤” 的65个， 表 “黄” 的29个，表 “青” 的25个。 “马” 在 《尔雅》 中就有35个专名。 《说文解字》 中“牛部” 依旧不同种类、 年龄、 颜色等， 列有 “牡北犊惨柿牺” 许多牛的专名。 之后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 人们头脑中的新概念逐渐增多， 以创造单音词表示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便显得应接不暇， 语言中现有的原生词汇开始显得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 单音词为主的语言为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 采取了两种应对方法， 一个是增加同音词 （字）， 即一音多词； 另一个是赋予已有的单音词更多义项， 即一词多义。

古代人类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在认识某一新生事物时， 往往将它与某一已知事物相比较， 而后抓住两物的相似点， 把已知的移植于未知的，或者依据已知的去推断未知的。 帕默尔 （Palmer） 的 《语言学概论》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3） 一书中曾举了这样的例子： 儿童最先知道 “狗”的名称， 于是后来见到牛等所有四条腿的动物， 也都管它们叫 “狗”。 帕默尔认为 “一切名称起初都是专名”。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 （Vico） 说： “最初的人民仿佛就是人类的儿童。” 人类的祖先就像儿童一样， 以已知的名称去称呼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与该名称所称呼的东西类似的东西。 例如美洲的纳瓦霍 （Navaho） 人过去没有见过 “马”， 欧洲人入侵美洲后， 纳瓦霍人便管马叫 “狗”。 我国的撒尼人把他们过去从未见过的自行车叫 “铁马”， 把飞机叫做 “铁鹰”。 究其原因正是依据马和狗的相似点——四条腿， 自行车和马的相似点——可骑， 飞机和鹰的相似点——会飞， 在头脑里建构了相似块而又通过语言折射出来。 汉语管 “罴” 叫 “人熊”， 为什么？ 《尔雅·释兽》 曰： “罴如熊。” 郝懿行义疏： “熊罴相类， 俗人不识罴， 故呼为人熊。”古书 《牟子·理惑论》 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见过麒麟的人讲给人们听， 却始终讲不明白， 后来他说麒麟是 “獐身牛尾鹿蹄马背”， 人们便明白了。 人类有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和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的普遍心理倾向。

当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乃至接近饱和时， 人们便在现有的旧词的基础上派生出新词， 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单音词不能无限产生， 因为 “一种语言的语音感知单位及其组合方式是有限的”。 只靠有限编码手段会产生数量庞大而概念无关的同音词。 为弥补编码手段的不足，原生词以裂变的方式， 从语音能指与语义所指两个维度为新词产生提供条件。 语音上， 原生词以语音派生的形式为继生词提供新能指； 语义上， 原生词与孳乳而出的继生词须有概念上的关联性。 单音词的自增值， 即一个x自增值为x′，可表示为x→x′。自增值在单个符号的内部进行， 其能指与所指匹配的途径为孳乳引申和分化裂变。

与此同时， 不断产生的派生词又参与了新的编码活动， 派生出新的继生词， 这样新词象滚雪球一样被创制出来。 在长期的渐变和积累过程中， 派生造词法逐渐升格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使汉语造词由原生造词阶段过渡到派生造词阶段。

派生法主要是以 “音近义通” 为原理的一种语音、 语义造词法， 其中的 “近” “通” 就是二物的相似点。 先民习惯采用类比命名方式， 即抓住反映对象与已知事物在 “象” 上的某种相似性， 作为给新事物命名的依据。例如他们把山之顶、 木之顶等与人之顶 （颠） 引为同类， 所以在 “颠” 的基础上派生出了 “巅” “槙” 等词， 这正是 “巅” “槙” 的派生造词理据。古代汉语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 “因声求义” 和 “以形求义”， “因声求义”就是研究字音与字义结合的理据， “以形求义” 则是研究字形与字义结合的理据。 例如古代管钱叫 “泉”， 《索引》： “钱本名泉， 言货之流如泉也。”可知 “钱” 是 “泉” 的派生词。 古代宫室坐北朝南， “北” 本义 “背”， 所以宫室所背方向就称北了。 钱、 浅、 笺、 贱音近义通： 小金属曰钱， 小水曰浅， 小纸曰笺， 小价值曰贱。 “枯、 涸、 竭、 渴” 音近义通： 植物缺水曰枯， 河海缺水曰涸、 竭， 人缺水曰渴。 鲠、 梗、 绠、 硬音近义通： 鲠， 鱼骨； 梗， 枝梗； 绠， 汲水绳； 硬， 石硬。

外语中也存在无数此类例子。 例如俄语брак （结婚） 是由брать （取来） 所派生； 英语book （书） 是由boc （榉木） 所派生， pen （笔） 是由pen（羽毛） 所派生； 法语bureau （办公桌） 是由bureau （毛布） 所派生。

我国古代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小学， 其主要贡献正在于论证了大量语词理据从而作为极其宝贵的知识资讯留给了后人。 《尔雅·释亲》 云： “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 女子谓昆弟之子为姪。” 当时是族外群婚， 又是男从女居， 对男子来说， 其姊妹之子离开自己的氏族， 故称 “出”。 对女子来说，其兄弟 “嫁” 到对方氏族， 所生之子还要 “嫁” 回自己氏族中来， 故称“姪” （姪者， 至也）。 《说文》： “娶， 取妇也。” “取” 即 “娶” 的古字，而 “取” 的本义是捕取， 这说明当时 “取妇” 为掠夺婚姻。 婚， 《说文》：“娶妇以昏时”， “昏” 即 “婚” 的古字， “以昏时” 又一次证明了古代的抢婚的风俗。 这就是 “出”、 “姪”、 “娶”、 “婚” 四词的派生造词理据。

派生造词是在原生造词阶段的晚期产生的一种造词方式。 我国周秦时代， 汉语派生造词达到全盛， 在纷繁的派生造词活动中， 由已有的单音节的旧词大量派生出了单音节的新词， 同时促进了汉字的迅速累增。

1.2 汉语词汇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 词义的变化和词义项的增加等方面。

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 新词增加要比旧词消亡的速度快得多， 有资料（荆贵生主编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99） 显示， 表示衣食住的词， 甲骨文只有15个， 金文71个， 《说文》 297个， 而发展到后来的同类词在数量上则要大大超过这些数字。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新生事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涌现， 而旧事物消亡的速度却是较慢的， 消亡的范围也是较小的。更重要的是， 旧事物的消亡并不就是旧词的消亡， 在许多时候旧事物消亡了， 表示它的旧词却保留下来。 比如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 诸如 “宰相”“驸马” “黄钺” 之类古语词已经消亡， 然而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十分把握的，因为它们既被贮存于汉语词汇库当中， 人们便随时可以取来使用。 从这一意义上说， 所谓 “旧词的消亡” 是令人费解的。

汉语中的单音节数早已形成一个基本的定量， 那么以定量的封闭的单音词承载非定量的开放的词汇的发展， 就难免产生大量的同音词， 而区别同音词的问题就越来越成为语言交际的负担和累赘。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 最能在区别同音词上派上用场。 所以人们便伴随派生造词方法而采用孳乳造字的手段， 借助汉字来区别同源词与同音词。

汉语词汇的原生造词与派生造词都属于单音造词阶段。 古代汉语是单音节语， 而音节、 语素和字基本一致， 这就是汉语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 单音词为主的语言要解决上述突出的矛盾， 除了根据音近义通的原理派生孳乳同源词 （同音词） 外， 另一个办法是给现有的单音词赋予新的义项， 使单义词变成多义词。

社会不断发展， 语言也随着不断发展。 词义的增加速度远远大于派生造词的速度， 这势必使单音词广泛引申， 出现越来越多的多义词。 例如：

向： ①向北的窗户。 《诗集·豳风·七月》： “塞向墐户。” 后来产生：②朝着。

道： ①路。 《诗集·秦风·蒹葭》： “道阻且长。” 后来产生： ②达到道德标准的途径。 《论语·里仁》： “朝闻道， 夕死可矣。” ③正当的手段。 《论语·里仁》：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习： ①数飞。 《礼记·月令》： “鹰乃学习。” 后来产生： ②复习。 《论语·学而》：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③通晓。 《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谁习计会， 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 ④习惯。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人习于苟且非一日。”

息： ①气息。 《庄子·逍遥游》：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后来产生： ②止息。 《周易·乾卦》： “君子以自强不息。” ③灭。 《周易·明夷》： “箕子之贞， 明不可息也。” ④滋生。 《庄子·秋水》： “消息盈虚。” ⑤儿子。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老臣贱息舒祺。” ⑥利息。 《史记·孟尝君列传》：“货钱者多不能与其息。”

增义法既增添了语言符号的语义内涵， 又缓解了词数的无限制扩大。

多义词的引申义是在其基本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此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 当词的义项过多时， 容易使理解负担加大， 甚至造成理解混乱。 这时词义引申引起词的分化， 表现为多义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词源上的联系逐渐在后来人感觉上淡出， 使多义词变成了同音词。

最常见的情形有二：

（1） 由于某些词的古义的消亡， 使得多义词的一级引申义消亡， 这直接导致多义词的引申序列中断， 使本义与二级引申义失去联系而形成彼此隔绝。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可为隔绝的各方分立词目， 处理为同形同音词。 例如 “管”， 字从竹， 本义是竹管， 后引申为 “管状钥匙” （《左传》： 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 于是 “管” 就产生 “掌管” “管理” 义。 即：

竹管 （本义） ——管状钥匙 （一级引申义） ——掌管 （二级引申义）

而今， “管” 的 “管状钥匙” 义早已被历史湮灭——处于过渡状态的一级引申义业已消亡， 这就使得本义和二级引申义之间失去了联系的纽带， 从此人们便把 “（竹） 管” 和 “（掌） 管” 当作同音词等待了。 再如 “刻” 的本义的雕刻， 因古人用漏壶记时， 一昼夜100刻， 因为漏壶早已消失， 刻1 （雕刻） 刻2 （时刻） 早已变成了同音词。

（2） 由于基本义和一级引申义的差距越来越大， 后人已经看不出二者的意义联系， 便把这类多义词当作同音词了。 例如 “岸” 的两个义项是：①河岸。 《诗经·卫风·氓》： “淇则有岸。” ②高。 《汉书·江充传》： “充为人魁岸。” 为什么河岸可以引申出高的意思？ 这是因为岸是水边的高于水面的陆地。 《说文》： “岸， 水厓而高者。” 后来， 岸的这两个义项的差距在人们的认识上越来越远， 所以二义项最终分离， “岸” 由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

由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 等于由一个词变成了两个词， 这意味着语言中词量的增加， 可以管它叫语义造词。

给词增添义项的新方法， 使汉语中的清一色的单义词开始变为多义词，它与派生造词一道， 有效解除了单音词面临的危机。

汉语中的多义词有这么两条规律。 一是词的长度与义项数成反比： 词短则义项多， 词长则义项少。 所以在汉语中， 单音多义词多于复合多义词。 有资料显示， 《今文尚书》 的单音词绝大多数是多义词， 而由该单音词作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则绝大多数是单义词。

据我们对 《现代汉语词典》 的初步统计， 在单音词中， 多义词多于单义词； 在复合词中， 双音多义词占2.5％， 三音多义词占1％， 四音及四音以上 （含熟语） 的多义词为极少数。 所以单音多义词的义项数普遍多于复合多义词的义项数。 复合多义词一般只有两三个义项， 而单音多义词不然，有的单音多义词的义项多达几十个， 例如 “水” 7个， “角” 8个， “口”11个， “好” 14个， “放” 15个， “发” 16个， “老” 17个， “开” 20个，“打” 25个。 一个词具有这么多的义项， 这在复合词里是找不到的。 多义词的产生和发展， 使汉语有效解决了表达的清晰化与内容繁复化矛盾以及语言羡余成分与省力原则的矛盾。

1.3 通过词义引申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词义发展的要求， 然而给词增加义项有个 “度” 的自组织限制， 人们不可以无限量地给词增添新义项， 比方说不可以给某个词增添50个、 100个义项。 词的数量的增长或者词的义项的增加一旦超越了语言的容纳度和人的记忆负荷， 凭借语音造词和语义造词等方法便不能适应词汇继续发展的需要。 一条摆在语言面前的头等重要的途径则是以复合之法对多义词进行分化， 用同一语义场的不同单音词组成双音新词， 这不但遏制了单音多义词义项的过分增加， 而且在表义上双音新词要比单音词多义词更加清楚准确、 单纯具体。 词长与意义成反比，单音多义能够使意义臃肿化复杂化， 而双音词 （复合词） 则在内部结构复杂化的同时， 意义却趋于单纯化。 词的意义的单纯化对于语言表达是极为有利的。

在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每一次新的造词手段的出现， 都是对于旧的造词手段的一次革命和突破。 社会和人的思维不断进步， 这就促使人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创造更加能产的造词手段和开发更加丰富的造词资源。

当因单音词的大量增加而使语言超越负荷从而带来了第二次挑战的时候， 人们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即利用语言中大量的单音词， 组合成构造比较复杂的比单音词大一级的语言单位──词组来表示新的概念。 单音造词虽然在后期显露出严重的局限性， 但是恰好在这一阶段， 给双音造词提供到了一个数量上足够的构词元素。 荀子在 《正名》 中说得好： “单足以喻则单， 单不足以喻则兼。” 单， 就是单音词， 兼， 就是 “复名”， 就是双音的词组 （后来的复合词）。 王力说： “单音词情况如果不改变， 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 汉语词逐步复音化， 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 （ 《汉语语法史》， 商务印书馆，1984） 徐通锵指出： “早期，要表达一个概念就造一个字； 发现一种新现象、 新概念就造一个新字。 由于表达概念的音节是有限的， 结果是随着字数的增加， 同音现象越来越多， 人们的记忆不胜负担。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深化， 人们发现可以利用已有的字， 加以组合， 构成字组， 是表达新事物、 新概念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

于是， 在两汉以后， 复合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 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式。 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 同时， 大规模造字的阶段也就随之基本结束了。

单音词耦合，自催化生成2x，表示为x＋x→2x。词根复合法的组合能力是无限的。 例如 《尚书》 里单音词 “方” 有6个义项， 而以 “方” 为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却有朔方、 南方、 东方、 西方、 内方、 外方、 多方、 四方”8个。 这表明 《尚书》 时代仅仅依靠 “方” 的词义引伸已不能满足社会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需要。

单音词只关注其符号本身的理性意义， 而复合词不仅如此， 同时还以其醒目的内部形式吸引人对其所指的关注， 延长人对事物某一或某些特征的感知过程， 从而增加对事物特征的印象。 复合词两个语素通过互释、 修饰、 陈述、 支配、 补充等的句段演绎， 使汉语词从此具备了词的形象色彩， 这大大有利于显化和释放词的概念内涵， 从而把概念表达得比以前更为精确更为具体更为丰富。 例如穑夫、 农夫、 勇夫、 丈夫要比 “夫” 更精确， 布衣、 布帛、 布货、 布施、 布告、 布扬要比 “布” 更精确。 “瘵” 这一零内部形式的单纯符号不具备词的形象色彩而仅仅表示抽象的词义 （词的概念义）， 把能指和所指 （某一疾病） 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 把所指的内涵淹没得所剩无几。 表示同一概念、 同一词义， 由单音词 “瘵” 换成了复合词 “肺结核”，句段以其封闭的自足的解释功能， 把概念内涵释放了出来。 当 “肺结核”三字映入人的眼帘的时候， 其义不言自明。 瘵和肺结核所表示概念是一样的， 但肺结核所释放的内涵信息量明显大于瘵。 同样的例子再如梨——鸭梨， 桃——蟠桃、 猕猴桃， 菘——白菜， 飧——晚饭， 翼——翅膀， 涕——眼泪， 股——大腿， 涎——口水， 骘──公马， 牡——公牛， 牝——母牛，雉──野鸡， 兵——武器， 觑——窥视， 隳——毁坏……

正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古代训诂学常常以复合词去训释单音词， 效果是非常好的。 例如 《尔雅·释诂》： “介， 尚， 右也。” 郭璞注： “绍介、 劝尚，皆相佑助。” “从……弼、 崇， 重也。” 郭璞注： “随从……弼辅、 增崇， 皆所以重叠。” “犯、 奢、 果、 毅、 胜也。” 郭璞注： “陵犯、 夸奢、 果毅， 皆得胜也。” 把引文中的训释重点摘出来即：

介——绍介， 尚——劝尚， 右——佑助。 从——随从， 弼——弼辅， 崇——增崇， 重——重叠。 犯——陵犯， 奢——夸奢， 果——果毅， 胜——得胜。

反之， 以单音词训释复合词未见一例。 复合词以其句段的语义释放功能收到了训释零内部形式的单音词的奇效。

这个道理可以使人联系到古人复合造字法。 象形字只是描绘事物形象，表意直接而单纯， 人可视而直见其物。 会意字则不然， 它往往不须直见其物， 而通过两个或几个字符搭起的意义桥梁加以会意和分析即可了悟其中所含的内涵意。 例如欲知为何 “止戈为武”， 只要通过止 （趾） 戈之间的意义联系， 便可悟出迈步持戈所得出的联想义。 又如 “驷” 四马， “娶” 取女，“步” 迈双脚， “取” 手持耳， “炙” 火烤肉， “集” 鸟在木， “囚” 人被禁，例子举不胜举。 可以认为， 会意字的出现是汉人祖先对单音词暂无内部形式而采取的一种文字字形的补偿手段， 或者说， 会意字的出现在复合心理追求上与汉语词汇双音化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汉语造词由单音造词阶段过渡到双音造词阶段， 是一次质的飞跃， 它不但避免了单音造词面临的强弩之末的窘境， 而且给汉语造词打造了具有极强造词功能的平台， 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天地。

俞理明、 潭代龙在 《共时材料中的历时分析》 （ 《四川大学学报》 2004年5期） 中指出： “ 《破僧事》 中使用的单音词词量， 从产生时代看， 以先秦为高峰， 两汉以下大幅度递减， 说明了汉语单音词从那时开始， 已经不是新生语词的主要形式， 单音形式的造词能力大大减弱， 新生的单音词对后代的影响也大不如前了。”

复音词始于商周。 殷商甲骨文中有上帝、 大食、 小采、 乍册、 卿事、 大示、 大室等。 把人名、 地名除外， 甲骨文复音词有35个 （唐钰明 《人类学文选·金文复音词简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西周金文中已有百工、天子、 大庙、 小辅等60多个。 春秋、 战国直至魏晋南北朝， 复音词大量产生， 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构词方式也趋于完备。 例如：

《孟子·告子》： “劳其筋骨。” （筋骨）

《墨子·辞过》： “故圣人之为衣服， 适身体， 和肌膏。” （衣服、 身体、肌膏）

《史记·田儋传》： “欲见我面貌耳。” （面貌）

有资料显示， 《诗经》 中有殷商、 鸿雁、 教诲、 光明、 悠远、 鸾刀、 明星、 苍天、 卷耳、 佩玉等复音词900多个， 《论衡》 中有复音词2300多个。据统计， 先秦主要典籍中， 复音词占词汇总数已从前期20％增至后期40％；魏晋文献中， 复音词占50％以上。

汉人的姓名， 东汉前人的 “名” 基本上是单字 （孔丘、 孟轲、 嬴政、班固）， 西汉尤其是唐以后， 二字名逐渐多起来， 最后压倒单字名。 这绝非偶然， 而是汉语由单音词转向双音词应运而生的。

1.4 复音词分复音单纯词和复音合成词。 复音单纯词包括联绵词 （参差、 须臾）、 叠音词 （霍霍、 夭夭）、 象声词 （关关、 霍霍）、 外来词 （葡萄、 刹那） 等。 复音合成词分派生式合成词 （有夏、 莞尔） 和复合式合成词 （内子、 社稷）。 复合式合成词又分联合式、 偏正式、 支配式、 陈述式、超层式等等。 中古汉语复音词除了保持这些构词方式外， 还出现了补充式、名量式等， 而且以这些方式构成的复合词的数量大为增加。 十分明显， 上古到中古， 复音合成词的数量达大大超过复音单纯词， 例如 《今文尚书》 的复合词占复音词总数的80％左右。 所谓汉语词汇的复音化， 是指合成化，而合成词中犹以复合词为主，所以我们避开把单音词 （单纯词） 与复音词（双音词） 对举的提法， 而采取把 “单音词” （单音词一定是单纯词） 和“复合词” 对举的提法。

这些在最初出现的词组在后来的长期使用中， 逐渐形成一种凝固的结构， 这就是复合词。 早期汉语复合词， 殷墟卜辞里就有， 例如大吉、 亡尤、今日、 翌日、 正月。 《今文尚书》 是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献， 其中已经有不少复合词 （词组）， 例如羲仲、 和叔、 司徒、 司马、 涂山、 淮夷、 冀州、 兖州、 岱宗、 崇山、 雷夏、 鸣鸟、 菁茅、 孤桐、 箫韶、 鼗鼓、 大辂、 辍辂、 浮磬、 赤刀、 大训、 夷玉、 天球、 河图、 劓辟、 剕辟、 星鸟、 星启、 甲子、 癸酉。 徐伟建 《上古汉语词典》 （吉林文史出版， 1998） 收上古汉语复音词741条， 除了其中叠音词21条和单纯词32条外， 其余688条都是复合词。

词组凝固成复合词是一个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过程。 例如 《今文尚书》的复合词比甲文和金文多， 上古的复合词比远古的多， 中古的复合词比上古的多……在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中， 必然存在一个词组和复合词并存的时期。 另外， 从整体上讲， 并不是所有的复合词都要经过词组的阶段， 尤其是后起的复合词， 是直接造出来的， 并不是从由词组演变来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汉语词组和复合词的区别的问题在汉语学界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因为它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复合词 （字组）分紧字组和松字组， 前者凝固程度深， 归属复合词无争； 后者则结合相对较松， 可以扩展， 有的属于离合词， 对于它们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 有人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复合词， 有人倾向于把它们看作词组。 迄今仍有诸如 “鸡蛋”“鸭蛋” 的词和非词的不休争论。 《现代汉语词典》 为避免这一棘手的问题，就采取词和词组一锅煮的办法—— “前言” 中说： “词典中所收条目， 包括字、 词、 词组、 熟语、 成语等”。 这里把词和词组相提并论， 反映出无法将复合词与词组区分开来的一种无奈。

这里所说的 “词组”， 是指那些词形长度最短的二字词组， 而绝不会是指那种音节数量大于2的自由词组， 谁也没有见过词典中收入诸如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的条目。 只有双音的词和双音词组有时才存在难以区别的问题， 诸如 “白花” 和 “白菜”， “打虎” 和 “打架”， “脚疼” 和 “心疼” ……

事实上， 通行辞书在收词方面并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 而多有随意性，例如 《现代汉语词典》 收了以下第一组， 没有收第二组：

鹅绒 牛皮 大蒜

鹅毛 羊皮 大葱

以上对照组中的各词， 无论意义类型， 还是结构类型， 还是扩展性能，都居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比如鹅绒、 鹅毛都是鹅的羽毛， 都是偏正结构，都能加 “的” 进行扩展）， 所以以上六词词典理应要么全部收录， 要么全部不收， 然而词典并没有这样做。

双音的词和双音词组在现代汉语中尚且有区别难度， 何况在古代呢？ 事实上， 在当初出现 “词组” 时， 它已经成为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单位了， 它已经不同于话语中的成分之间的自由松散的组合了。 例如词组 “天子” “欢喜” 之类一定不同于句子 “学而时习之”， 前者的结构明显要比后者紧密得多。 所谓词组， 事实上从它诞生起就已经是一种 “准复合词” 了。

当然， 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到由最初 “准复合词” 发展到后来的 “复合词” 的进一步凝固 （词化） 的过程。 那么这一凝固过程大致起于何时？多数学者认为商代词汇是单音节的， 词组化的结构萌芽于西周早期， 完备于春秋战国。 那时， 词组化的结构还很不稳定， 其构成成分的结合比起后来的复合词是比较松散的。 大约在两汉以后直至唐代， 词组逐渐凝固成为复合词， 词根复合造词作为一种新的造词方法彻底取代了派生造词法， 成为汉语的主要造词手段。

在古代复合词中， 犹以偏正式和联合式复合词占数量优势。 例如， 上古有九天、四海、 东风、 云汉、 草芥、 天子、 布衣、 毛炮、 财贿、 庖厨、 干戈、稼穑、得失、困穷等， 中古和近古有财主、 魔王、 内亲、 万福、 喜欢、 亲自等。有资料统计， 偏正复合词在西周铭文中约有38个， 《诗经》 中约有294个，《论语》 中约有67个，《孟子》 中约有100个，《论衡》 中约有517个。

应该指出， 复合造词取代单音造词， 是就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体而言的，是就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造词方法而言的。 汉语词汇曾经经历了原生、 派生、 复合三大造词阶段， 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从历时角度看， 造词方法的更替绝不等于词的更替， 换言之， 当一种旧的造词方法被新的造词方法替代以后， 并不意味着以旧的造词方法所造的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继续生活在语言中， 与新词共时并用， 一起构成词汇海洋。 例如现代汉语中， 牙、 牙齿并存， 虎、 老虎并存， 学、 学习并存。 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中包含为数极多的单音词， 它们全部来自古代汉语，比如天、 地、 风、 雨、 山、 土、 人、 手、 口、 刀、 牛、 羊等， 不一而足。

发展到现代汉语， 双音词在数量上它大大超过单音词。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的统计数是： 双音词60％， 三音词15％， 共75％， 而单音词只占少数。 周有光 《略谈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词问题》 （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的统计数是： 单音节词数只占总词数的12％。

复合词在各种语言里普遍存在， 但是， 汉语中的复合词的数量优势尤为显著。据统计，在英语中， 属于名词和形容词的单纯词的使用频率约为60％以上，动词则更以单纯词为主。 但是， 从单音词和复合词的使用频率看， 则呈相反的情况，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单音节词的出现频率反而大于复合词。

综上所述， 现代汉语当中的双音词数量大， 单音词频率高， 一二为三，相互配合， 构成无穷语言。 如果说复合词是后造的、 新的， 而单音词是先造的、 旧的， 那么这新旧两套马车并驾齐驱， 共同拉动着语言向前发展。

1.5 小结。 古人曾经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先后创造了四种不同的造词方法。 一是语音造词： 大量增加同源词与同音词， 使一个音节 （一个字）表示更多的词义。 特别是由于语音的简化而使同音词的大量出现的时候， 派生造词使上述矛盾为之缓解。 二是文字造词： 为了区别大量的同源词与同音词， 采用孳乳造字的手段， 缓解了当时的突出矛盾。 三是语义造词： 为了遏止因语音的简化而使同音词不断产生， 人们便采用给一个单义词赋予更多的义项。 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 新概念与日俱增， 以上三种方法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 这时古人又开辟了新的出路——突破单音格局， 由单音“造词” 的时代进入到词词组合的语法造词的崭新时代。 复合法的创造和复合词的大量涌现， 不但使造词经济便捷， 使表义精确化， 而且从根本上突破了之前三种造词法的限制。

汉语词汇是沿着这么一条规律发展的：单音单义词→单音多义词→复合单义词→复合多义词。词根复合的语法造词机制逐渐兴盛，最后成为现代汉语的主要造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