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的“选择”意识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选择，被认为是编辑的主要本质特征。编辑做的就是选择工作。选择属于人的主体活动，必然会有或现或隐、或这样或那样的标准的，亦即具有倾向性。如果个人的选择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而又是别出心裁、独具特色的，那么必然是一种新的发现或新的创造。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词品下卷·选词》中转述《梅墩词话》语曰：“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等而下之，莽卤者胜，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1]这里说的就是选者的倾向性。既有倾向性，其选择标准也就寓于其中。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当是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进行文章选择的《文选》。《文选》是最早以“选”命名的至今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文章总集。萧统对于七八百年积累下来的作者作品，特别注意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他排斥了经、子、史等非文学作品，不选它们入《文选》，但认为史书中之赞论“综缉辞采”、序述“错比文华”，可以选入。萧统虽然受到刘勰、钟嵘等的文学观的影响，其主张与刘、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文学的范畴与作用方面却有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界定。《文选》借古人的文章表现了萧统的文学主张，这的确是了不起的通过选择所进行的文学创造。《文选》所收录的130位作家，他们有的可能对文学就没有什么意识，也有的对文学的主张与萧统的不一致甚至相反；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应该入选，应该入选的是否被排斥、被遗漏，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总的来说，由于萧统运用选择所进行的独特的文学再创造，《文选》的优点十分突出，连杜甫都要求他的儿子“熟精文选理”，后人研治《文选》成为专门的一种学问—“文选学”，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与宋代，甚至流行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萧统这位古代杰出的编辑对已有作品进行了文学再创造，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选”流派，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但是，古代编辑毕竟不是现代出版体制下的专业编辑，他们不像现代编辑那样处在特定的拥有现代化技术的媒介机构中，所以，他们的选择可以坚持自己的标准，坚持特定的倾向性，却不可能也无需使自己的选择在确立一种自我意识强烈的文学导向的同时，去实现现代出版所要求的商业目的。这应该是古代编辑和现代编辑的最大不同。

在现代出版体制下，编辑既要导引受众，又要导引作者，以自身的选择行为，影响社会文化流向，并获取商业利益。自有大众传播媒介以来，任何具有固定的物质形式并采用印刷或电子技术进行生产繁衍的精神产品，如要合法并最大效果地进行传播，并为大众所接受的话，就必须通过编辑的选择和加工。编辑这个中介与选择的作用非常重要。编辑按照某种标准选择出某种信息聚集物进行大众传播，又采取连续密集的宣传、评介等办法，如果暗合某类受众的潜求，那么就能导引接受者的兴趣、爱好、风尚、习惯及追求目标，形成种种社会文化热潮。

编辑通过某种标准的选择也导引作者的创作。编辑是以受众需求的名义进行选择的。不同层次的受众实际上是不同情趣、观点及风格的策源地。不同受众层、受众群其明显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不同编辑群体的个性差异，形成了不同编辑的风格。以某种标准进行选择，会对作家产生导向作用，甚至能养成一批具有新的创作方向和习惯的作家。就作家而言，这种被导引可能是自愿的，因为他本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也受社会的影响，也有内在的某种倾向；同时他经过审度，认为编辑的某种选择标准的确是符合受众的需要和社会的要求，因而心甘情愿认同编辑的选择。另一方面，由这种选择而造成的导向，毫无疑问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编辑的选择决定了作品能否进行大众传播的命运。作家如果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在大众传播渠道上自始至终流动，则必须向编辑的选择标准靠拢。有些作家必须强制性地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策划与编辑、出版，无疑是在编辑的“选择行为”下，既企图向社会受众提供一种文学范本，以展示五四新文学实绩，又面对着30年代初革命文学兴起后，已经明显分化的新文学阵线，重新拢聚各方力量参与新文学建设的成果。这里，编辑的选择自然是第一位的，其选择的出发点不但是为了导引社会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要求编选者理解并尊重编辑的选择，《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行为很好地契合了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

既然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一项编辑“选择行为”支配下历史性的出版大工程，那么在选题的策划和确立、编选者的选择、导引读者的谋略等方面，就具有了一套符合现代出版体制的运作模式，而其主编赵家璧在其中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编辑赵家璧的“选择”，就没有不朽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选题的策划和确立

赵家璧曾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书选题的确定以及最初的编辑思路的形成，从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受到过启发^[2]。阿英在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里，提出了抢救、整理、出版五四新文学文献资料的问题。其实，这是许多五四“过来人”和学者的共识。1933年刘半农编辑《初期白话诗稿》，收集白话诗运动发难期间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8家26首白话诗手迹原稿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一时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刘半农在此书序言谈到曾将这部诗稿送给陈衡哲看，“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时，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3]。蔚然一时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那么快就成为遥远的历史，陈衡哲的感慨无疑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那就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和传统不能丢失，五四新文学的文献必须要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整理。

赵家璧提出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设想始于1934年，距五四新文学运动不过十几年，但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和文化上的“围剿”，上海进步出版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压迫和限制，一时间出版界复古思潮泛滥，轰轰烈烈的新文学出版陷于沉默，最让人忧虑的是，五四以来文献的大量流失使新文学的精神和成果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时代迫切需要一部富于开创性、历史性、权威性、方向性的大部头丛书来系统地保存前人的文学成就，并使新文学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赵家璧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选题顺应了这一要求，也契合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历史意识”，因而必然会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赵家璧为此找过阿英、施蛰存、茅盾等共同商议，还多次寻求鲁迅的帮助，选题设想在一批文坛大将的共同酝酿下逐渐完善起来，形成了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框架和准则。这主要包含在两个方面：

一是选稿的起讫年限，划定为“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据赵家璧回忆，当时对于选稿的起讫年限是有不同意见的。阿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他自己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就是如此分期。阿英认为：从“五四”到“五卅”，在时间上，大约是六年的光景，这一个时期，可说是文学革命期^[4]。但郑振铎对此有不同意见。一时相持不下，赵家璧只好写信请教茅盾。茅盾在给赵家璧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五四’是一九一九年，‘五卅’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象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不多。弟以为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如此则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现在。……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事实上，第一本的‘建设的文学理论’，就有许多重要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从1917到1927，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5]赵家璧最终采用了茅盾的意见。二是选收的作品范围，是对于有关“文学革命”的资料的全面整理收录。赵家璧说：“从民六（一九一七）的发难到民十六（一九二七）的北伐，……新文学，贯穿着‘文学革命’的精神，……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6]这两个编选原则，恰好满足了新文学先驱者们将自身在新文学开创期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的欲望，因而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伟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二、对编选者的选择

选择编选者的环节，是关系到《中国新文学大系》选题策划成败的关键。早在选题策划之初，赵家璧就把选题和组稿密切联系起来，决定起用权威性的专家、名家来组织权威性的文稿，“一定要物色每一方面的权威人士来担任”^[7]，以他们的才学和威望不但能保证“大系”的编辑质量，还可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编选者不仅是合适的、权威的，而且是“唯一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赵家璧采取了多种方式选择编选者。像对好友阿英、郑伯奇、郑振铎、茅盾等人，在向他们征寻、讨教对该选题的意见和建议时，就直接邀约他们参加编选工作；对熟知的郁达夫等人则通过信函请教、邀约；对不熟悉的，如胡适、朱自清、周作人等，则委托中间人郑振铎代为约请；而对打过交道，又过往不是很密切的鲁迅，则谨慎从事。“大系”的编选者要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就缺不了鲁迅，而让鲁迅编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作家即“杂牌军”的小说集，他是否会同意呢？赵家璧心中有所不安，于是拉上鲁迅信任的郑伯奇同去。他把编辑计划详细告诉了鲁迅。出乎意料的是，鲁迅略略表示谦让后当场就答应了。1934年12月25日，鲁迅还就此事给赵家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新文学大系》的条件，大体并无异议，惟久病新愈，医生禁止劳作，开年忽然连日看起作品来，能否持久也很难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时，可以延长，而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8]有鲁迅的加盟，赵家璧对编纂此书充满了信心。好事总是一波三折，随即，当天赵家璧又接到鲁迅写来的表示退出的信。信中说：“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察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考虑之列。”^[9]

鲁迅这封信的起因是由于准备发表在《文学》4卷2期的《病后杂谈》，被检察官大肆删改。其时，鲁迅的文章受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大肆查禁和删改，是常有的。鲁迅从“大系”前途出发，担心自己所编选的能够代表这十年实力的篇目及写作的序文未必都能通过，倘若选定的篇目被横加删除，将来署上编选人的名字岂不违心？即使不是整篇删除，删除某些句子段落，也让人不舒服。在退出的同时，也给赵家璧提了醒。鲁迅的信给踌躇满志的赵家璧一大打击。如果鲁迅不参加编选，势必影响其他几位编选者，这样已快完成的组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赵家璧是有韧性的，挫折面前决不轻言放弃。他再次拉上郑伯奇拜见鲁迅，坦率地向他讲述了“大系”的编选进程，恳切要求他体谅编辑出版者的苦衷，顾全大局，收回成命，并保证送审时，将尽一切力量争取做到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鲁迅思索了很久，最后终于答应了。其后赵家璧又将原定的甲、乙、丙三集小说集改为一集、二集、三集，且把鲁迅编的集子提前。另外，赵家璧撇开阵营与门户偏见，注重各种权威人士的相互搭配。“大系”的编选者，以左翼进步作家为主，同时也不排斥其他派别人士。如《建设理论集》的编选者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是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政治上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意见很大，但由于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由他参与编选也是最合适的。最初有关创造社部分的《小说三集》的候选人有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三人，经过酝酿，确定为郑伯奇。因为郁达夫已经被列为散文集的编选者。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选阵营中不能没有他。他又是五四时代第一个最有贡献的诗人，所以担任诗集编选最合适。于是请郑伯奇去信日本，很快得到了郭沫若同意的答复。但由于郭沫若已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明文封杀，诗集的编选者不得不另请他人，改换成朱自清。中途这一换人，恰好成就了《诗集》编选的严谨和公允。散文集的编选分两卷，郁达夫是其中之一，另一人决定起用周作人，当时有人持不同意见。赵家璧去信郑振铎征求意见，得到郑振铎同意后，由郑振铎代为邀约。散文的分工比较难，初期有以团队、时期或南北地区划分等几种意见。之后，茅盾建议由两位编选者自己商定。郁达夫、周作人二人反复函商的选材问题，最后决定以作家定界限，这也确实是较好的办法。

下面不妨罗列全书的编选者阵容，从中不难看出赵家璧选择的“意义”和“价值”。

全书总序：由蔡元培执笔；

《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并作导言，共收倡导新文学运动及探讨如何建设新文学的文论51篇；

《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并作导言，收各种文艺论争作品107篇；

《小说一集》，由茅盾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作品29家58篇；

《小说二集》，由鲁迅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文学团体，包括《新青年》、新潮社、弥洒社、莽原社、狂飙社等诸作家作品33家62篇；

《小说三集》，由郑伯奇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创造社诸作家的作品19家37篇；

《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并作导言，编者称此集“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主观偏见”而编，收有散文17家71篇；

《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并作导言，编者也称此集编选不以派别，而“以人为标准”，以编者个人喜好为归旨，收16家148篇作品；

《诗集》，由朱自清编选并作导言，称“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收59家390首诗作；

《戏剧集》，由洪深编选并作导言，收18家18部话剧作品；

《史料索引集》，由阿英编选并作导言，收第一个十年文学史的有关资料篇目及索引。

三、导引读者的谋略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展示了现代出版业对现代文学体制的深刻介入，描绘了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为“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及作为“过来人”的先驱者所带有的自我审视特点的评论，还在于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赢得了社会读者的肯定和认同。检视它的成功，在其能够赢得社会读者的肯定和认同方面，或者说在对读者的导引方面，赵家璧为此所花费的精力和心血是巨大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现代出版体制下，对读者的导引，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营销行为。图书市场营销是指图书出版行业针对图书这一特定商品，以达成市场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经营运作的商务活动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伴随图书由选题、编辑、出版、发行、销售的全过程系统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营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首先，“大系”的策划就是适应社会需求的一种编辑意识的体现。1935年5月4日沈从文在《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说：“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学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学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来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学运动结一次账。”^[10]社会需求就是选题策划的基础，赵家璧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市场契机，积极筹划，多方计议，直至形成成熟的方案。可以说，从选题的确立开始，赵家璧就对“大系”的成功有了信心。

在编辑过程中，赵家璧也时刻做着营销的工作，无论是与编选者的交往（比如选择编选者、催要稿件、要求撰写《编选感想》等），还是与图书审查机构的周旋，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系”的知名度。而在印刷、出版过程中，赵家璧更是费尽心机。在装帧设计、出版周期预定方面，赵家璧就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把稿子变成书本时，一定要有新意。“大系”多达10卷本，内容厚重凝练，编排谨严，眉目疏朗，形式统一，工作量可谓浩大，而一年零五个月的高效出版周期，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更是令人赞叹。

在图书从策划、编辑、出版到销售到读者手中这一过程中，销售是实现利润的重要环节，而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宣传是一个重要手段。宣传推广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读者的阅读、欣赏效果，所以图书的宣传对出版社来说十分重要。任何图书都有其目标市场，都有其特定的读者群，这是市场细分的结果。在“大系”的宣传中，如何有效地运用媒体，把有关的图书信息传达到最需要了解它的读者群中，以最经济的宣传方式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是赵家璧精心思考的重心。他利用多种媒体，如报纸、杂志等进行广泛而及时的常规宣传，还邀请社会名流撰写评论在各大媒体发表，更创造性地推出《大系样本》，免费向读者发放。《大系样本》共40余页，书的开篇是赵家璧撰写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介绍丛书的编选经过、目的和意义，最后谈了他的希望：“这次我们集合十多人的力量，费了一年余的时间，来实现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希望能从这部“大系”的刊行里，使大家有机会去检查已往的成绩，再来开辟未来的天地”；接着又用两个版面影印了蔡元培的《总序节要》手迹；其后，10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各占一页，用手迹制版，上印近影一幅，下加该集内容简介。《大系样本》还有文艺界知名人士冰心、叶圣陶、林语堂等人为“大系”所写的评语，亦以手迹制版，合编两页。其中，冰心评价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生产，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评述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叶圣陶评价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新文学结一回账，是很有意义的事。结算下来，无论有成绩，没成绩，对于今后的文学界总有用处。”林语堂评论说：“民国六年到十年在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甚觉有趣。当时文学未成为政治之附庸，文学派别亦非政党之派别，此彼时与此时之差别，其是非待后人论之。”甘乃光评论说：“当翻印古书的风气正在复活，连明人小品也视同瑰宝拿出来翻印的今日，良友公司把当代新文学体系，整理出来，整个的献给读者，可算是一种繁重而切合时代需要的劳作。”另外《大系样本》中还印有书影、预约办法说明和印好的预约单等。这种简要、形象的介绍既让读者对“大系”全貌有较为完整的了解，又促进了订阅销售。在印制精美样本的同时，赵家璧还将其内容缩印成单张，夹在畅销杂志中，分赠给读者，扩大宣传面。这些宣传很见成效，“大系”尚未出齐，预约定数即已超过初版数，之后精装本和普及本各再版二千册。为适用学生读者，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的售价则减半为10元，预约仅7元，满足了贫寒学子的需求。这是赵家璧根据市场灵活细分读者群进行营销的策略运用。在再版加印的同时，赵家璧又编印了《大系三版本样本》，厚达60页，除分别介绍“大系”10集的内容外，又加了《舆论界之好评摘录》，把当时《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地7种大报的评语，摘编了4页，还以25页的篇幅编列全部目录，以供预约者参考。这些独特的营销手段很见成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赵家璧出色的营销策略。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选题策划中编辑主体的“选择”意识适应文学发展规律和出版业内在逻辑，使出版物具有重大学科史价值和出版史价值的成功范例。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编辑和出版中“选学”观念的进一步升华，也引领了文学“选本”出版的价值取向，《中国新文学大系》后续几部无论是编辑体例还是编选原则，都直接承继了赵家璧的编辑思想；一些重要的现当代文学总集，也都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经验中获得了借鉴，而赵家璧的编辑主体的“选择”意识无疑是最具启迪意义的。

（原载《编辑学刊》2007年第1期）

【注释】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1页。

[2]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3]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半农杂文二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53页。

[4]张若英（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页。

[5]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6]《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前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7]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8]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02页。

[9]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03-704页。

[10]沈从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0期，193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