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关于黔东南石刻）

国庆节前，大学同学陈光来电话说，张忠培先生要我为贵州省黔东南州文物局安成祥的《石上历史》写序，并简单介绍编撰者和书稿的情况。这通来电让我想起，2012年6月我去贵州考察申遗项目时，曾和安成祥局长一起参观郎德上寨。写序是张先生之嘱，而我和该书编撰者又有一面之交，这事自然得应承下来，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定，因为我对黔东南石刻并不熟悉。放假期间，用几天工夫把书稿看了一遍，不时被稿中内容所吸引，间或有点滴之得，总算是能说上几句话了，现写在这里，谨供读者参考。

一

在中国历史上，著录考证石刻的学问发端于北宋时期，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为彼时著作之代表。延至清代，这门学问有了迅猛发展，出现一批按地域记录石刻的专著，例如阮元《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自北宋以来，这门学问成为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田野石刻之所以能够记录下来，编辑成书，供学者考证研究，完全得益于中国古老的传拓技术。对此梁启超说，北宋时代“中国的印刷术已经发明了，而且很进步，中国还有一种专门技术——搨本，把纸蒙在古器物上头，能够把上面的文字花纹，以及其他模型，都摹印出来，这是宋朝以前早已经发明的。一般学者，对于古器物的研究，便利了许多，而且这种知识，可以普及，所以在那个时代，有几部很有名的著述，到现今还存在。”^[1]《石上历史》编撰者采用梁启超所说的那种古老技术，拓印下黔东南地区百余通碑刻，为研究明清民国时期石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梁启超认为，古代石刻对于研究历史和文化裨益很大，他列举出十宗意义：一、研究历代文字变化；二、据以校勘传世载籍；三、补充改正过去历史事迹；四、研究古代绘画所反映的物质及精神；五、研究历代信仰的变迁；六、研究外来宗教流传的过程；七、研究外族与中国交涉的事迹；八、研究东西文化的关系；九、研究历史上消亡的文字；十、研究契约条文中涉及的古代民法和国际交流法^[2]。他的这种认识，使古代石刻跳出金石学传统窠臼，将著录考证转变为社会历史研究，对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看完《石上历史》书稿，我感觉从书名到内容，无不带有鲜明的史学特征，书中收录的近百通石刻，对于研究黔东南乃至贵州省以及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无不具有珍贵的价值。

多年来，该书编撰者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为蒐集田野石刻，保护文化遗产，以及宣传教育群众，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系列重要指示，让田野里的石刻“活”起来，做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古人有云：“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3]，通过《石上历史》这本书，我们能够感悟到古人说的这个道理。

二

《石上历史》收录的石刻，上迄明代，下至民国，这个时段适为黔东南历史上重大变革时期。雍正六年（1728），黔东南施行改土归流，在衙署、职官、军队、辖区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内容在石刻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剑河县柳霁•（清嘉庆）观音渡至南嘉堡修路碑记载：“清江为苗疆厄塞之区，自雍正八年（1730）鄂西林中堂奉命勘定，始莅版图。”亦见于其他碑刻，兹不赘举。

明清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引发咸丰、同治年间的黔东南苗族起义。清代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是以朝廷官员奏折、禀报和州县官员采访为材料，采取依时系事的方式，叙述清廷镇压苗族起义的经过。黔东南各县发现的碑刻，则是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角度，用不同口吻，记述咸同苗族起义。例如，剑河县沟洞•（清光绪）团首记事碑：“于咸丰乙卯之秋，贼风竞起，猛兽挺生。由革夷高禾、九松方乜，下自清枱（台）张秀弥（眉）、包大肚、杨大六，此等逆魁三五成群，千万合党，烧杀乡村，攻打屯堡。”又如，剑河县柳基•（清同治）重修柳霁分县衙署碑：“无如咸丰乙卯年，逆苗作乱，至庚申城破，县主沈捐躯尽忠，衙署概被烧毁。基址荒废历十数年矣。”又如，锦屏县彦洞•（清光绪）战事记述碑，对于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七年（1868）间战事，描述得相当具体。此事件在其他碑刻里也有反映。

三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记载：“贵州清江黑苗婚姻习俗，以姑之女定为舅媳。倘舅无子，必重献银钱于舅，无则终身不得嫁。苗人除近族的兄妹姊弟不相配外，无同姓不婚之嫌，而姨表兄妹反不得婚配，此乃母系社会的遗留。”^[4]锦屏县文斗·（清乾隆）婚俗改革碑称，朝廷虽不断加强教化，但没有改变苗人婚俗：“或舅掯姑甥，姑霸舅女；或男女年[龄]不相等，另行许嫁则索聘礼。总归，舅氏此等陋习殊堪痛撼（恨）。”今后要永远革除，特别强调“嗣后，男女定婚，必出两家情愿，凭媒聘评，不得执以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及籍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并且做出四条具体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旧时苗族婚俗，舅家之子娶姑家之女，对女子而言为“转娘头”。锦屏县彦洞•（清光绪）婚俗改革碑称：“凡嫁女者，必有‘舅公礼’需银二十余金，并有女‘转娘头’之俗，以致女家因此穷困及婚姻不和等情。”因此对“舅公礼”作出严格规定：“必须分别上、中、下三等，只准自三两起至五两为止，不得再行勒索多金。”据雷山县干南桥•（民国）婚嫁财礼碑，民国时期的婚姻已兴“财礼钱”，然而旧俗“回娘头”“娘头钱”还继续存在，当地政府对现状只能加以管束：“对于‘回娘头’，先由媒人说合，或由双方子女愿意成婚者，乃能决定配婚。若不得双方子女同情者，而父母决无有强迫、阻滞及野蛮之行为。”政府准定“娘头钱”一律为柒两乙钱。

根据剑河县小广•（清光绪）婚俗改革碑记载，长期和苗人混居的汉人，有的也受到了苗族婚俗影响，对此官衙特别强调：“男女婚娶，遵照定例，必由两家情愿，请凭媒妁，发庚过聘。不得效法苗俗，唱歌聚会，并舅家强娶，需索‘舅公礼’‘娘头钱’，及强娶滋事。”

上面碑文里说的汉人“不得效法苗俗”的“唱歌聚会”，指的是苗族跳月、调秋之俗。《岭表纪蛮》云：“苗俗每岁孟春，男女各丽服相率跳月，男吹芦笙于前以为导，女振铎于后以为应，盘旋宛转，终日不乱。暮则挈所私归，谑浪笑歌，比晓乃散。”^[5]凯里市舟溪•（民国）甘囊香芦笙堂碑载：“窃维吹笙、跳月，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正当娱乐。每逢新年正月，各地纷纷循序渐举，以资娱乐而贺新年，更为我苗族自由婚配佳期，其意义之大良有以也。”

在过去的民族学或社会学文献里，有关苗族墓地的记载语焉不详。通过黄平县岩英·（民国）苗族议榔禁葬碑记载的 “榔规”，可以得知20世纪初期，关于苗族墓地的若干信息。该碑文记载，岩莺坉原有自古流传下来的两条规定：“不准妄葬于田土，不准汉、苗出卖阴穴。”现今“众榔（原碑作左“言”右“郎”）齐集议妥，仍照旧章依古律条设款”，再新增四条规定：墓地不准外人强葬；不准买卖阴穴（即墓穴）；不准山坡插表（即墓表，墓碑）；不准骑龙葬脉，老坟左右不准伤犯。碑文后面还记录一个违反规定的案例：“杨阿跂之父亡故，葬于杨保厚之田。众樃罚银十二两，以作买猪、酒水。”

在黄平县王家牌•（清光绪）王氏族规碑的碑文里，也有不准买卖阴穴、不准外姓偷葬、不准骑龙葬脉等规定。另外还有新的内容，如结为兄弟的两姓，其后人不得结亲，但可以埋葬一起；认成兄弟的两个寨子，日后老人去世，二寨可以连墓相葬等。

四

《石上历史》收录的石刻，包括告示公文、乡约榔规、纪事题记等文体，其中既有书面语，又有口语；分为楷书、行书、隶书等字体，其中既有正规字，又有俗体字，故而这些石刻是研究18世纪至20世纪黔东南语言文字难得的实物资料。

碑文里的“俗字”非常值得关注。所谓的“俗字”，《汉语俗字研究》认为：“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又说：“俗字成长于民间的土壤，大抵是‘下里巴人’约定俗成的产物。”^[6]下面略举黔东南碑刻数例。

麻江县冷水营•（清道光）通饬禁革驿站积弊碑：“如督、抚、司、道往来夫马之外”，此句中的“往” 字，原碑写作“徃” ，这种写法又见于黄平县王家牌•（清光绪）王氏族规碑。《碑别字新编》“往”字条下收录的“明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碑”亦作此形^[7]。

黄平县王家牌•（清光绪）王氏族规碑：“我族内人等如有田土、基园、山林、地土不清”，此句中的“园”字，原碑作上“草字头”下“园”，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字的上面多出“草字头”，下面把笔画多的“園”换成笔画少的“园”。可参见《碑别字新编》“园”字条下诸字形^[8]。

镇远县悬幡岭•（清嘉庆）军民界碑：“特立界碑，永远为据”，此句中的“据”字，原碑写作“拠”，这种写法又见于丹寨县清江•（民国）卡乌大寨管辖碑。古代碑刻“据”字异体写法或从“處”，参见《碑别字新编》“据”字条。前举二碑“据”字原形，把字右半笔画多的“處”换成笔画少的“处”，如今民间还可见到这种写法。

丹寨县排莫•（清光绪）跳月堂碑：“提防殴斗，免酿人命”，此句中的“斗”字，原碑写作“閗”，这种写法还见于黔东南其他碑刻。今天的“斗”字，繁体字作“鬭”，从鬥、斲声。为了便于书写，俗字把形旁“鬥”简化为“門”，把声旁“斲”用音近的“斗”替代。这种俗字又见于敦煌出土文书和《清平山堂话本》等。今天的简化“斗”字，其实是借用了俗字“閗”字的声旁^[9]。

锦屏县彦洞•（清光绪）严禁盗砍焚烧践踏木植碑：“可恶至极”。锦屏县彦洞•（清光绪）婚俗改革碑：“此等地方恶风恶俗”。两碑文中的“恶”字，原碑作上“西”下“心”。这个俗字早在北朝时就出现了，如“北魏元寿安墓志”^[10]。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列举的十余个俗字，其中“恶”上安“西”，就是石刻上的那个俗字。

黎平县地坪•（清光绪）革除积弊碑：“应即严行禁革，以安闾阎”，此句中的“阎”字，原碑写作外“門”内“舀”。黔东南其他碑刻也有“闾阎”，但因拓片裁剪过甚，可惜字形无从查看。《宋元以来俗字谱》里的“阎”字，讹作“舀”，同书“谄”字亦讹作“舀”，可为参证^[11]。

剑河县翁座•（清光绪）例定千秋碑：“如多带轿兠、白役”，此句中的“兠”是“兜”的俗字，一般字典能够查到，兜是一种轻便的小轿。碑文“轿兜”为同义联词。

黔东南石刻中还有一些“别字”。有些是音同或音近的别字，如剑河县沟洞•（清光绪）团首记事碑之“张秀弥”的“弥”字，是“眉”的别字。黄平县岩英·（民国）苗族议榔禁葬碑之“判乱”的“判”字，是“叛”的别字。黄平县王家牌•（清光绪）王氏族规碑的“二比费用一人承当”之“比”，是“笔”的别字。凯里市朗利•（清道光）盗葬纠纷碑之额题“万古千修”的“修”字，是“秋”的别字。另外还有一些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编写古代石刻这类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石上历史》也不可能毫无问题。比如某些石刻的分类、命名还有调整的可能，释文中的某些脱漏、误释尚有待改订，某些断句标点和注释还可再加斟酌。

最后，我要说的是，瑕不掩瑜，《石上历史》是一本很有用，而且很好看的书。

陈　雍　　　

2015年10月14日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一，中华书局，1936年。

[2]同注①。

[3][宋]朱熹：《论语集注》，《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3年。

[5]刘锡藩：《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年。

[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

[7]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

[8]同注⑦。

[9]参见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第三章八节（三），商务印书馆，2010年。

[10]参见秦公《碑别字新编》“恶”字条，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参见李荣《文字问题》之贰，商务印书馆，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