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酢的理论方法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逻辑中介和思维路径

新儒学的开拓路径必定遵循从禅入儒的思想路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冯友兰指出，新儒学正在于为禅学下一转语，没有禅学素养，是无论如何下不得这一转语的，但关键是能拥有“入内出外”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见识。绍洛开闽，游酢哲学思想是由“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必经的历史与逻辑环节。“二程”学派之流衍，依据《宋元学案》及朱熹《伊洛渊源录》所载：除了昔日横渠弟子复受业于“二程”，使其学流传于关中外，大致为“北学南传”的过程，其中以入闽者为大宗。入闽如游酢、杨时（龟山）、胡安国（文定公）等（《龟山学案》、《武夷学案》）“道南”一派，一传为罗豫章（从彦），再传为李延平（侗），三传而有朱熹，为洛学正传，特称“闽学”。洛学南传入闽三传而有朱熹，这一点学界概无争议。同时，游酢在理论上有创造性的突破，对新儒学的理论重构作出了历史性的首创。也就是说，他搭建了从佛学到儒学相通的桥梁的思维路向，直接启导了朱熹以儒摄禅成熟理论的出现。虽然由于诸多原因其著作遗存不多，然从当时学者激烈的反弹来看，他所开掘的入禅求道、以禅证儒所体现的卓越胆识与哲思睿智，具有相当强烈的创造性，其理论创造足以使其鼎足杨、谢而成为程朱之间哲学过渡的逻辑中介。

“万古乾坤吾道在，荒郊不废定夫祠。”通观整个宋代儒学发展的大势，强烈反对佛学与只知固守旧儒学的学者，都不可能担当起重振儒学的重任。冯友兰曾得出，新儒学正在于为禅学下一转语，没有禅学素养，是无论如何下不得这一转语的精辟见解。游酢是当时学者中极少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大哲，同时还具有清醒的学派意识和鲜明的是非立场。他在《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中认为：“《易》书非佛书并也。佛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宋·游酢文集》）《周易》为“五经”之首，向来被视为儒典。从他留存有限的著作中，可知他对儒佛分际的重现。因此，游酢在形式上并未改变其入佛的权便，但在学派立场上显然是维护孔门道统的。他对儒佛关系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易》书不可以与佛书并。他的《答吕居仁辟佛说》，在陈述了儒释的虚实之异后，旗帜鲜明地“敢以管见陈白”（《宋·游酢文集》），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者。但是，他面对时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采取与其师伊川不同的思考方向，即以利用禅家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入佛以及由佛之迹而溯及佛之道，这样，游酢非但没有偏离儒学基本理论，反而通过援禅入儒而实现儒学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引导了以后几代理学家皆依此方向发展。朱熹实得游酢的思想精髓，在游酢所开掘的思维路向上成功地圆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因此，游酢坚定儒学立场，由攻佛学之迹而求佛学之道，由佛家之道而证立、扩展儒家之道的思想内涵，是第一个儒释之间由释归儒的儒学宗师，为儒学的重兴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上求伊洛渊源而有超越师长之卓识，下创入佛而辟佛的理论路向，其学术贡献鼎足杨、谢，进而影响朱子学的创建模式，从而成为程朱之间思想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