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酢理学在中国台湾的传播

游酢理学在中国台湾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迁台的游氏宗亲、台湾郑氏政权和清朝台湾官方三条途径来进行的。

1.迁台游氏宗亲的传播

清朝前期即顺治朝至乾隆朝（1644-1796），福建游氏族人就开始渡海入台，且以游酢长子游撝派下居多，从福建永定、南靖、诏安等地渡海到台湾的台北、彰化、桃园、宜兰、嘉义等地。他们中有的人应该有携带游酢理学著作入台（游酢理学著作虽然大部分散佚，但游酢后裔家中仍有收藏游酢理学著作。这在《宋·游酢文集》的序和跋里可以看到。如左宰写的序里就说：游酢后裔子孙游文远就在清乾隆丙寅十一年（1746年）取出家藏旧本《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易说》、《诗二南义》各一卷，文集十卷，重付刊刻；又如王杰写的序里说：游酢二十世孙端柏在清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年）已经刊刻了游酢的遗书，并成集；还如朱珪写的跋里说：游酢的后代子孙上衢和庆光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拿出家藏的游酢文集请朱珪作序。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渡台的游酢后裔定有带着游酢理学著作）。因此，台湾游氏都以游酢为始祖或圣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如今台湾游氏宗亲约有17万人，集中分布在台北县市，以及桃园、宜兰、彰化、苗栗、高雄等地。他们入台后就成立游氏宗亲会，团结发动游氏宗亲教育子孙传承游酢理学思想和游氏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建立游氏宗祠、立雪亭、追思亭等，追思敬祖，弘扬祖德，传播游酢理学和“程门立雪”尊师重道精神。这里仅举新北市的广平祠来说明。台北中和广平祠雄伟壮观。宗祠大门里，立着刻有“三十年前宿草庐，五年三第世间无。门前獬豸公裳在，只恐儿孙不读书”的游酢《诲子》诗巨石；二楼大厅四周挂满“报本思源”、“源远流长”等横匾，陈列着《宋·游酢文集》和研究游酢理学的《游酢评传》、《道南首豸山》等著作；五楼为定安堂，安放游酢神龛神像；宗祠的柱上是雕刻或挂着“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立雪记当年不愧程门称二哲，流芳垂万古永怀孔庙祀先儒”、“渊源溯豸山圣道阐扬光宋史，裔胄传东海宗祠赫奕壮台疆”、“居官清正掌朝纲恩封都御史，敬卫森严凭将略圣眷镇黔阳”、“学本“二程”道统克绍扶道，教垂十郡文风蔚起斯文”、“圣道南传仰“程门立雪”，裔孙东渡绳永邑遗风”、“祭祖勿忘先世训，同宗宜作一家亲”、“广修德业昭今古，平守箴言学圣贤”等颂扬游酢道德高尚、“程门立雪”尊师重教、道南圣学、弘扬圣学和东渡台湾继承祖德、传承祖业、学圣贤的柱联楹联。整个广平祠洋溢着浓烈的游酢文化氛围。

二是制定家规家训，编印发放《游氏族谱》、《游氏家训》、《游氏姓源来台考略》、《游氏定安堂记》、《游氏宗亲会会员手册》等，教育子孙遵守礼仪、家规、家训，发扬良好家风，尊祖、重谱、睦族、广睦、奉终，使游酢理学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永远流传。

三是兴办私塾、学校，召集子弟入学，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游酢文化。

四是返乡寻根谒祖，参加大陆各种学术研讨会，收集游酢著作和研究游酢理学等书籍。自从1992年6月，以游正成为团长的台北中和市广平游裔寻根谒祖团首次来南平凤池寻根谒祖以来，每年都有台湾宗亲组团来大陆寻根谒祖，考察调查，参加大陆举办的游酢、朱熹等的学术研讨会，仅闽台游酢学术研讨会至今都已举办了三次，第一次在福建南平召开，二、三次在台湾召开。他们还参加游氏宗亲恳亲会，与大陆宗亲共商弘扬游酢文化事宜，加强两岸宗亲联谊，发展两岸关系。回台时，他们带回大陆学者出版的研究游酢理学的学术著作，如《游酢评传》、《游酢新论》、《道南首豸山》、《游酢研究》、《游酢文化研究》等，带回游酢文集，带回朱子学、“二程”理学等有关书籍，以充实台湾游氏宗祠的藏书和更好地在台湾开展游酢理学的研究和传播。

五是邀请大陆宗亲、学者访问台湾，支持、资助大陆宗亲、学者开展游酢理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共同开发游酢理学资源，弘扬游酢文化和“程门立雪”尊师重道精神。如台湾宗亲游得男、游象喜等资助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出版《宋·游酢文集》；游岳勋集资、捐资数百万元编纂《闽游二三郎系大族谱》（上杭），兴建“辛郎书屋”、“纯良文化阁”（南靖）作为闽西南研究传播游酢理学的基地，兴建“游酢陵园”（建阳）、“中华游氏文化园”（柘荣），资助修复南平游定夫（祠）纪念馆、书院和出版《游酢评传》、《道南首豸山》、《游酢文化研究》等书籍。现在，台湾游氏宗亲对游酢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正热火朝天、蓬勃发展。

2.郑氏政权的传播

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1661-1662），郑成功率3万大军，经过9个月的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建立郑氏政权，开始经营台湾。

明清时期的台湾有语言无文字（汉字），但是要传播大陆汉族文化和儒家理学家思想，就必须从办学兴教入手，提高台湾高山族的语言表达、识字和知识文化水平，使台湾统一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能从意识形态上贯彻理学哲学思想。

郑成功本是儒士，童年时代在家乡南安就接受儒学教育。闽北抗清失败后，虽然他焚儒衣弃文从武，但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从福建金厦东渡台湾时，跟随他入台的八百多名理学硕儒成为郑氏政权治台时传播理学、促进台湾开发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如沈光文，浙江鄞县人，明太仆少卿，在台湾目加溜湾设教，教授生徒，传播大陆汉族文化和朱子理学，有“全郡风气开自太仆”之说。又如卢若腾，同安人，明朝进士，入台湾后隐居澎湖，杜门著述，弘扬中华文化和朱子理学。此外，还有王忠孝、徐孚远、张煌言、曹从龙、陈士京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儒才士。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的《教育志》里说：“（这些）鸿博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台湾文教“盛于一时”。

郑氏时期，台湾官方汉化教育和理学教育的真正倡导者是陈永华。陈永华，同安人，任郑氏政权谘议参军。他在永历十九年（1665年）向郑经建议在台湾“建圣庙，立学校”。郑经以“荒服新创，地挟民寡”为由，要他暂缓，但陈永华说：“……昔成汤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兴……岂必广土众民？唯在国君之用人求贤，以相佐理尔。今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人民数十万，其俗素醇，若得贤才而理之，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三十年之后，足与中原（清廷）抗衡。”他又说：“人若逸居无教，则近于禽兽。今幸民食稍足，寓兵待时，自当速行教化，以造人才，庶国有贤士，邦以永宁，而世运日昌矣。”在陈永华的不断劝说下，郑经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永历二十年（1666年）春建起台湾第一座闽式孔庙，郑经亲率文武官员举行释菜礼。随后，又命各社设立学校，其中高山族聚居地设立的学校称社学，延请大陆尤其是福建的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名儒教授番童。规定凡8岁儿童都要入小学，教以经史文章和诗书，让他们明人伦、懂礼仪、讲品德、自节制、立志向、学圣人。又命天兴、万年两州及承天府立学。是年三月，又设国子学院，陈永华亲自执掌文教，建太学，以礼官叶亨为国子助教，规定科举考试制度，两州三年一试，考试儒童。州试有名者送府，府试有名者送院，院试取中，准入太学。“自此台人始知学。”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月，陈永华以郑经长子郑克臧土为监国，辅其治理台湾，台湾教育进一步得到发展。连横在《台湾通史·关征志》里说：“自延平（郑成功）入台以来，与民休息，而永华又咻噢之，道之以政，闲之以谊，教之以务，使之以和，渐之以忠，厉之以勇，劝之以利，严之以刑，民于是乎可任也。二十年间，台湾大有……善于德化之入人深也！”

郑氏政权在治理台湾时，不仅重视教育，而且还运用理学来发展台湾的生产，如重视农业，传授农耕技术，注意天人和谐，营造和谐安定的环境。同时，还用儒家文化要素更改地名，如郑氏所设的24个里中就有仁和里、仁德里、依仁里、归仁里、仁寿里、荣德里、善化里、感化里等，通过与百姓生活相关的事物传播理学。

郑氏在台湾建学校，推行汉化教育，制定教育制度和科举取士制度，初步构建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为儒学、理学的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郑氏政权运用理学发展生产、更改地名、构建和谐安定环境等措施，则是将儒学、理学运用于实践中，同样起到了儒学、理学的传播作用。

3.清朝台湾官方的传播

1683年，清朝同意台湾设台湾府，对台湾进行管辖。游酢理学继续通过儒学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而迅速广泛地流布。清政府从大陆选调理学名儒到台湾理政办学，弘扬儒学朱子学。如蒋毓英、周昌、沈朝聘、杨芳声、陈瑸等治台官吏，都把兴办学校、尊儒读经作为治台的方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和台厦道周昌将郑氏政权旧址改建为台湾府学。康熙四十五年，诸罗县建立儒学。康熙五十一年，台湾知县沈朝聘办起台湾县学，凤山知县杨芳声办起凤山县学。雍正四年（1726年），彰化县建立儒学。这些县学、儒学都在传播朱子学。

陈瑸是治台官吏中在台湾传播朱子学的倡导者。他原任福建古田县知县，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调任台湾知县，这是他首次入台。他一到台湾就立即倡导在台湾县学、儒学中传播朱子学。他在理政的空余时间里，召引诸生考课，“以立品敦伦为先”，为台湾县学撰写《台邑明伦堂碑记》，强调儒家人伦思想。他说：“自有人类，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设而有明伦堂。”人心、人理、人伦是儒家的核心，也是理学的核心，因为它出自“二程”、游酢、朱熹理学的天理论。理学家们认为，人、心、理三者都本于天，有人有心就有人理，人与心不可分，心与理不可分。人本于自然，心本于自然，理本于自然，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最高的原则，也是最为普遍的原则。而这个理就是人伦。办县学，设明伦堂，就是教人明人伦、明天理。陈瑸说：“苟斯堂之不立，则士子讲经无地，必至人伦不明，天理泯而人心昧，将不得为人类矣！”这就是说：如果明伦堂不立，那么读书人就没有地方讲经了，这必定会使人伦不明，于是天理灭而人心暗，这样就不能是人类了。可谓道理深刻，意义高远。康熙四十九年，陈瑸第二次入台，任台厦兵备道。他利用康熙帝表彰朱熹和朱子学之机，在台湾建万寿宫、修文庙、设十斋以教诸生，建朱子祠以祀朱熹，撰写《新建朱文公祠碑记》，大力提倡台湾要以朱子学为官方思想，告诫诸生要读朱子之书，并要切身体察，躬身实践，大力弘扬朱子学。接着又委托福州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为刚竣工的诸罗县学重修碑记。蔡世远就撰写了《重修台湾教育碑记》，强调在教学中教师要与学生共同讨论理学经典中的要旨，让学生体会宋代理学家的微言大义，告诉学生立诚之方、读书之要、伦理之修，即给学生传授立诚、读书和伦理的修身方法。蔡世远引用游酢、朱熹名言来启发学生读书要注意难易之序、循序渐进、专心致志、常年不懈、广读博览、力行践履、通经致用、体用结合，这样才能在学习、传播理学时接受义理的浸润熏陶，终身受用。

清代台湾府学、县学在传播儒学、朱子学，除了通过治台官员撰写的碑记碑文外，还有就是在教学上、藏书上来传播。

教学上。清统一台湾之初，教师极缺，清朝政府多从福建调派教师入台，其中也有不少闽北籍教师。据南平台办罗小平《续闽北与台湾文化习俗》书中《清代入台的闽北教职》的统计，从康熙四十三年到清末，闽北籍入台的教职有69人，其中邵武府16人，建宁、延平二府各23人，另有7人地籍不明。陆登选，欧宁（今福建建瓯）人，举人出身，他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台湾县学教谕，是闽北入台执教的第一人。他在教学中，始终把传播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拒绝教授奇邪文体，每天召集学子只学习程朱理学，讲学深入浅出，阐明程朱理学奥义，以及先正作文关键。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台湾得到肯定和推广。清朝人王礼、陈文达在《台湾县志·艺文志》中说：“今台属四庠（指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学）之士，绝去奇邪文体，一归于正者，夫子（陆登选）力也”、“夫子（陆登选）秉铎台邑，四稔于兹矣！风厉有方，台之人士学崇经书、行遵先民，自我夫子（陆登选）始。”清宣宗道光十五年（1835），福建顺昌岁贡游全迪赴台任淡水厅学训导（署），教以程朱理学。入台闽籍教职都是一代名儒，他们有的出身举人，有的出身副榜，至少也是贡生，学问渊博，对程朱理学造诣极深。因此，他们的教学，促使了程朱理学在台湾的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藏书上。朱子学从元代开始成为官学，系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清朝康熙皇帝力主表彰程朱，崇尚朱子学，并以“御纂”的名义下令著名理学家熊锡履、李光地主持纂修《朱子大全》、《性理精义》，作为学校的必读教材，以灌输朱子学思想。乾隆皇帝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以保证朱子学的独尊地位。因此，台湾官办的府学、县学自然要重视收藏程朱理学著作。于是，台湾府、厅、县儒学藏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外，还有正谊堂本的44种程朱理学著作：《周濂溪集》、《二程文集》、《张横渠集》、《游豸山先生集》、《杨龟山集》、《罗豫章集》、《李延平集》、《真西山集》、《熊勿轩集》、《朱子语类》、《濂洛关闽书》等；台湾县学的藏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圣渝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等儒家必备的典籍外，还有《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小学实义》、《豫章学约》、《人臣敬思录》、《鳌峰书院条规》等。台湾府、厅、县学的这些藏书的来源，主要的渠道有：一是从福建调运和入台官员携带大批闽版程朱理学著作到台湾。如建阳禀贡袁宏仁，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台湾府学训导时，就捐书600余本，“多置书籍存学宫，以教士子”。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尔准赴台巡视时，从福州鳌峰书院的藏书中调拨45种166部理学要籍入台。二是台湾官府机构从福建购买图书。台北府试院的“台湾通志局”，有古今参考图书万余卷；唐景崧道署藏书处号称“万卷堂”；还有府、厅、县学和书院藏书，都有不少从福建购买来的，特别是从闽北建阳麻沙、书坊图书之府那里购买来的，据学者考证，台湾有善本书籍16万册，其中就有不少是建阳刻本。三是台湾学者自己撰著出版许多学术著作，以供府学、县学、书院教学藏书之需。如张星微著有《春秋四书管窥》、《先儒精义会通》，卢安椿著有《学庸讲义》等。

康熙六十年（1721年），“治台宗匠”蓝鼎元跟随堂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入台，对台湾社会、教育进行考察，著论说“台湾地数千里，其民数百万……民逸居而无教”，提出“化导整肃……设义学，兴教化，奖孝弟，力田亩”的主张。蓝鼎元任台湾道后，又提出“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的19条治台方略。于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台湾教育中得到全面贯彻，县学、义学、社学、蒙塾在台湾得到迅猛发展，台湾理学教育进入了崭新时期。台湾知府蒋毓英在蓝鼎元之前率先捐俸建起了3所义学，接着诸罗、凤山等县群起效仿。到蓝鼎元治台时，义学、社学发展迅猛，乾隆初年全台已有土番社学47所。乾隆年间，澎湖通判胡建伟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在他的倡导下，“澎岛十三澳内，每社皆有蒙塾，书声相闻……虽贫民亦送其子弟入塾”。社学、义学仿照大陆教育制度，以《小学》、《四书》为教材，每个社学聘设掌教主讲正副各一人，掌教主讲都是由有声望的贤士硕儒来担任。通过社学、义学、蒙塾的教育传播，使台湾社会形成了“父老日夕所闻无非仁义之音，子弟终岁所习尽是圣贤之语”的良好社会风气。朱子理学在台湾社会得到普及宣传，并得到社会最基层民众的普遍接受。

理学除了在府县学、社学、义学传播外，还通过书院来传播。台湾书院创始于施琅统一台湾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在台湾府治旁大天后宫内创办起第一所以书院为名、义学为实的书院——西定坊书院，其后又由郡守、台令、道宪等在府治及其近郊建起镇北坊、弥陀室、竹溪等8所同样性质的书院。康熙四十三年，台湾知府卫台揆在府治把东安坊义学改建为崇文书院，于是台湾第一所真正的书院诞生了。康熙四十九年，凤山知县宋永清建起台湾第二所真正的书院——屏山书院。康熙五十九年，巡道梁文瑄创办台湾规模最大的海东书院。到雍正时，又建起南社、正音等6所书院。乾隆朝时，清政府又屡次下令各地都要建立书院，“盖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因此，乾隆时期台湾书院数量大增，有白沙、南湖、凤阁、五峰、文石、明志、奎壁、龙门、新明志书院。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止，台湾各地书院达53所。治台官员不仅极力创办书院，而且亲自担任书院山长，主持书院教学工作，如蒋镛等。更多的是聘请福建等地的理学名师赴台任书院山长，执教课读，如陈淑均、曾光斗、施琼芳、何云龙、林寿祺等。他们在台湾各书院里教授学生，倡导尊孔崇朱，仿《白鹿洞书院学规》制定书院学规，把程朱理学作为规范性文件规定下来，要求学生以学规为训，广泛阅读研习程朱理学著作，明人伦之理，行忠义之事，不图功名利禄，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治台官员为了满足书院教学、研究和藏书的需要，从福建购进大量的经书、理学著作。如鹿港文开书院在1824年就从福建购进各类经书和理学著作2万余部，50余万册；1826年，福建巡抚孙尔准从福州鳌峰书院的藏书中调拨45种166部理学要籍赠给台湾仰山书院，其中有游酢的《二程语录》等。海东书院、学海书院、登瀛书院藏书也是汗牛充栋。书院教育，都尊崇程朱理学，要求学子“以宋名儒为范”，因而《二程语录》、《朱子大全》、《四书集注》等成为学子必修的课程，学子要以朱熹为精神偶像，发扬游酢、杨时“程门立雪”精神，尊重承接儒家道统、学统，延续尊师重教的德统，保持和发扬道南学派的传统学风，培养了大批富有成就的台湾学者，如魏宏、邱逢甲、江春源、许南英、郑鹏云、蔡廷兰等。于是，朱子学、游酢理学在台湾得到更加全面、更加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被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接受，成为全台共尊的社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