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现代认知“模型”上

不管承认与否，人们认识世界时，总是借助自我脑海里已有的认知模型行事。

认识简单事物如此，研究复杂事物也一样。

物理、化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进展，促成了一种被简称为“构造主义”（或称“原子论”自然观）的认知模型大行其道。

我们知道，上述认知模型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性模式，世界由基本粒子组成，了解了基本粒子及其构造特点，就了解了万物及生命的本质。具体到人体生命，西方医学认为生物体的本质就是细胞与基因，基因决定了蛋白质，蛋白质的有序组合就成为生命。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列高津（I.Prigogine）的话说，这叫世界“简单性”原则。可比喻为世界就像是一幢大房子，了解构成房子的砖与瓦（构造）特点，就了解了世界的本质。其中，砖与瓦就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原子”（粒子）；在生命领域，则是分子或基因，故此认知模型折射的自然观又称“原子论”。

有别于西方的认知模型，中国人则认为“有生于无”，万物由“气”组成。无形之气聚合成万物（就像“气”凝聚成水，现在知道是氢氧结合生成水）。气的弥散状态为无形，无形之气，可聚合成有形之水。自然、生命、人体都是气之聚合，“气聚而有形”“气聚而生万物”。基于此，中国人形成了一个重要观点：“通天下一气耳”“天下一体”。天底下的本质就是“气”——聚合为万物，弥散为虚空；弥散聚合又处在不断相互转化之中。一句话，大千世界千差万别，只是气之不同存在形式而已。这被简称为“气论（元气论）”。因此，中国人很讲究万物的关联性、整体性，强调万物相连，万物相通。

粗略地看，这两个观点对或错，很难绝对地说，各自都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关于光，常观维度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波动说”，似契合中国人之说；一种是“粒子说”，更易为西方原子论所容纳。故通常人们只能说光具有“波粒两重性”，它们看似对立，但在更高的认知维度，如量子力学上，人们发现波粒合一。似乎是原子论、元气论的结合，看世界才能更全面些、完整些。

普列高津对原子论认知模型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强调世界既由基本粒子构成，又是整体密切关联的。因此，他主张既要深化对构造的认识，深入研究基本粒子，又须糅合中国关于整体性，主要是元气论的传统认识。只有两者的有机融合，创造新的自然观，才能帮助人们真正深刻地认识复杂的世界。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普列高津获诺贝尔奖后不久提出的，然而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重视。

回到医学领域，例如，成功的炎症治疗经验、营养不良机制的揭秘及有效解决等，也促使人们滋生了“只要找到原因（细菌），加以控制（抗菌）；或发现机制，加以纠正（补充营养），就能解决问题”的直线因果关系认知链，并强化了上述的构造主义认知模型。而目前癌症领域世界主导性的千军万马齐努力的基因或分子机制研究，正是对这一认知模型的不懈追捧及其具体实施。

在此，有必要自我介绍一番。我的第一职业是医科大学教师，或说教书匠，搞了几十年的基础医学研究，也教了几十年的课。第二职业才是临床医生，年长之后更多时间花费在临床治病。作为从事教研的教师，需要保持科学态度和理性思考；作为治病的医生，需要具有实践技能和临诊经验，故对我等来说，科学和技术思维都至关重要。我们这代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人，曾插队在穷乡僻壤。那时候，整个社会书荒，没书可看，只能看些哲学和数学书，所以增长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也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我喜欢哲学沉思，自认为哲思有助于“一览众山小”，让人学会以更宽阔或更新的视域去看待各种难题或大问题，因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正因为如此，对科学、技术、哲学三个层面都略有涉猎，哲学领域只是兴趣而已，没有精深钻研，充其量是个“百搭”类的“通才”。也因为如此，我一直忝属中国医学哲学协会（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和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副主编之列。

1987年我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中西医学的自然观差异及其汇通趋势》一文，呼应普列高津的睿智之见，倡导在医学领域努力进行东西方自然观的糅合与汇通实践。可惜人微言轻，也因为难度很大，呼应者寥寥。

有时我在想，让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已有成就的科学家、医学家，改变业已形成的自然观，就像规劝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或佛教徒，放弃原有信念，改而信奉新的世界大同宗教一样，必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习惯势力常超乎想象地强大。

然而，不期而至的万维（互联）网全球化趋势，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性平台，而且提供了全新的认知世界模型，正在逼迫人们在更深的观念层次上不得不改弦易张，接受整合了东西方旧有要素且大有提升的新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