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语的文体分类问题

在探讨现代日语文体时，有日本学者将之分为“个人文体”和“类型文体”两大类。所谓“个人文体”，指的是文章表现出的作者的个性特征。这时既可以以某个具体作者为对象来把握，如“夏目漱石的文体”，也可以以某一具体作品为对象来把握，如“《细雪》的文体”。在研究个人文体时，存在两种基本不同的立场：一是文学文体学的立场，即从文学批评的需要出发，将个人文体的研究，作为解释某一作家思想、性格或某一作品主题、风格等的手段。二是语言文体学的立场，即奉行语言学研究的宗旨，运用语言研究的种种手段和方法，着重分析不同作品的语言特点、语言风格，并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作家类型”或“作品类型”来。可以说这种研究，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文体学研究中的“风格研究”，即从语言材料、表现方法等物质手段的分析入手，归纳出若干组相反相成的表现风格；“源氏物语派”和“非源氏物语派”，“用言型”和“体言型”，“修饰型”和“非修饰型”等等。很明显，所谓“个人文体”实际上网罗了探讨文体的各种角度和层面，在语言文体的范围内，通俗点讲只不过是个人身上所体现的各种语言文体的大杂烩，这种文体的集合是不适合再用“文体”这个范畴来重复的，如此称呼的结果难免造成上下位概念的混淆。我们认为针对个人来讲，仍沿用“风格”或“文体风格”较为妥当，因为它是经由各种文体范畴杂糅出来的感受，是对各种语言文体选择的结果。

而所谓“类型文体”，是着眼于文章的类型性特征，将文章或分为“汉文体”和“和文体”、“文章体”和“口语体”、“简体”和“敬体”等，或分为“小说体”“书信体”“广告文体”“新闻报道文体”“论说文体”“科技文体”等等，显然，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这种类型文体的划分范围过于宽泛，而且它们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比如“汉文体”和“敬体”等，主要依据的是运用语言特点的不同所进行的分类；而“书信体”“科技文体”等，则主要是按照它们的社会交际功能即语体的不同予以分类的。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反映的是使用语言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而后者表示的是文章各种不同的体裁样式、体裁类别。

有学者认为，可将类型文体进行“下位分类”，分别为“语言文体”和“体裁文体”，加上上面提到的“个人文体”，所要处理的“文体”就是“语言文体”、“体裁文体”和“个人文体”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文体”，并且谈到了这三种“文体”相互间的关系：^[5]

日语的语言文体指的是一系列不同用语特点的综合体系。它们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汉文体”和“和文体”就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而“文章体”和“口语体”则是在不同领域的社会交往中，由于对象、内容、目的和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等等。无论它们的成因如何，语言文体是在人们的社会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知道社会活动内容复杂多样，形成各种不同的交际关系，于是人们为了在不同的交际活动中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就必须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这样便产生了语言文体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运用上，因为每一种具体的语言文体，都会在整个语言材料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句式和表现方式，以显示出一定的文体特色，反而言之，一定的文体一经形成，它又不会不反过来制约语言手段的运用，使其符合和体现一定的文体特征，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影响交际效果和表达效果。由于语言文体是一种语言表达体系，是因历时的、共时的原因而形成的语言功能的变体，所以它和体裁文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体裁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裁样式、体裁类别，主要着眼于篇章结构和文章的总体功能，其构成因素，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题材内容、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等，它虽然也包括运用语言材料的问题，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比如一封书信，我们既可以用文章体来写，也可以用口语体来写；但反过来，我们恐怕绝不可能用书信体来写一篇学术论文或时事新闻报道。因此语言文体和体裁文体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体裁文体作为一种次语境，对于语言文体具有选择功能，而语言文体作为一种表现体系，对于体裁文体又具有限制作用。具体地说，就是某种体裁文体往往会比较固定地选择一两种语言文体为己所用，如书信体往往选择敬体，而学术论文体则为汉文体和简体…；反而观之，某种语言文体则往往比较适合于若干种体裁文体，如和文体就适合于小说体、书信体（个人的社交书信），乃至广告文体……因此，研究语言文体不可能不涉及体裁文体，而研究体裁文体也不可能不谈论语言文体。

以上对日语文体的划分和解释，粗略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如仔细斟酌就会发现，这种划分实际上混淆了文体探讨中有关范畴的上下位概念。本文认为“文体”应该是一个总体概念，它本身就是各语言要素综合运用的结果，语言的应用理所当然包含在文体之内的，我们在此所探讨的文体都是语言文体，并不存在我们所探讨的语言文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语言文体”。因此，所谓的“语言文体”在这里是一个很模糊的提法，它只适合用于某一特定的语言相对于另一特定语言对比而言的情况，并不适合在探讨某一特定语言的文体时作为“体裁文体”的对立范畴来使用。从其所言及的内容来看，就是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应用，我们认为将其统称为“辞章因素”比较严谨。而所谓的“体裁文体”也不太科学，仍用通用的提法即“语体”比较好。对于语体将在后面进行具体探讨。至于所谓的“个人文体”由于掺杂了太多的主观因素，如上所述，本文认为还是使用“风格”或“文体风格”这个称谓更加科学。那么，我们不妨这么认为，所谓“文体”即各语言表达和语体功能（各种辞章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仅就分析个人的文本而言，这种结果在某一个人有意无意地操控下形成了个人的文体风格。因为语言文体是客观存在的，而风格是一种感受，个人对具体的文体选择应用的结果付诸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飘忽不定的，它所形成的并不是某一具体文体而是感觉，这种感觉性的东西不适合用“～文体”来称谓，故本文将之称为“风格”或“文体风格（由对具体文体的应用所形成的风格）”，以示与“文体”的区别。

由此，本文将以上这段话重新表述如下：

站在语言文体学的立场上看，日语的文体可谓一系列不同用语特点的综合体系。它们的成因涉及许多方面，如“汉文体”和“和文体”乃是历史的演变的结果，而“文章体”和“口语体”则是语体不同使然等等。无论成因如何，日语的文体亦如其他语言的文体一样，是在人们的社会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知道社会活动内容复杂多样，形成各种不同的交际关系，于是人们为了在不同的交际活动中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就必须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这样便产生了文体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运用上，因为每一种特定语言的文体，都会在其整个语言材料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句式和表现方式，以显示出一定的文体特色；反之，一定的文体一经形成，它又会反过来制约语言手段的运用，使其符合和体现一定的文体特征，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影响交际效果和表达效果。由于文体是一种语言表达体系，是因历时的、共时的原因而形成的语言功能的变体，所以它和语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语体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样式及类别，主要着眼于篇章结构和文章的总体功能，其构成因素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题材内容、结构形式及其社会功能等，它虽然也包括语言材料的运用，但这不是决定因素。比如一封书信，我们既可以用文章体来写，也可以用口语体来写；但反过来，我们恐怕绝不可能用书信体来写一篇学术论文或时事新闻报道。因此语言表达手段和语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然而也正因如此，它们又密切相关。正如后所述，语体作为一种次语境，对于语言表达具有选择功能；而语言表达作为一种表现体系，对语体又具有限制作用。具体地说，就是某种语体往往会比较固定地选择一两种语言表达手段为己所用，如书信体往往选择敬体，而学术论文体则为汉文体和简体……；反而观之，某种语言表达则往往比较适合于若干种语体，如和文体就适合于小说体、书信体（个人的社交书信），乃至广告文体。

那么，我们在此可以初步列出以下模式，即：

三者的关系可归纳如下：首先就个人的文体风格而言，我们在此暂不讨论个人文体的主客观成因，只分析它与语言材料的运用、表现方法即对辞章因素的选用关系。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作者写文章总要事先选定一种语体（体裁），或书信，或小说，或评论，或广告文稿……除非在十分特殊的情况的下，他（她）不可能故意写出一篇“非驴非马”的东西来。因此，个人的风格首先就受到某些语体的制约。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一生只用一种语体写作，但也不可想象一个人可以自如运用任何一种语体，或者说数种语体的文章都写得同样的好，比如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就写不好内阁大臣的“演讲稿”。所以，我们研究个人风格时，总是以该作者写作的主要一两种语体为对象。比如，我们说的“夏目漱石的文体风格”，首先主要是针对他的小说而言，而不可能是他的个人信件之类。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个人的文体风格研究往往总是以业已“成名成家”的作者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所在。因为你只有将某一种语体运用得比较自如、比较得心应手了，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个人风格”来。

那么，在一定语体的语境范畴内，“个人的文体风格”是如何得以显示出来的呢？这就是一个与如何运用特定语言的辞章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个人的文体风格的主客观成因是多方面而复杂的，但从语言文体学的角度来研究，无可置疑的一点是，首先必须从辨别具体作者在其作品中运用了什么样的辞章因素，分析这些辞章因素的结合形式以及所产生的表达效果入手。如以特定的语言——日语的辞章因素之一“敬体”（です·ます調）和“简体”（だ·である調）的问题为例，从整体上来说，正如我们在前面历时的回顾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的出现和固定，就与所谓“言文一致”的现代文体的建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从个人而言，明治前后“言文一致”运动的许多先驱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二叶亭四迷虽从“です調”出发，但最后选定了“だ調”，写出了小说《浮云》这样一部“言文一致体”的开山作；而山田美妙却正好相反：先尝试了“だ調”，最后将自己的文体定在了“です調”上，写出了文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武藏野》；至于尾崎红叶则成功地运用“である調”写出了《多情多恨》，起到了推动“言文一致”运动发展的作用。其次，再来看看“汉文体”和“和文体”的情况。我们知道日语原来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后来日本人通过接触汉文汉字，开始掌握了文字、文章这种记录手段。因此，日本最早的文章乃是中国的汉文。开始日本人原封不动地使用汉文作为记录手段，因后来日本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就如同他们将汉字改造变形为“仮名”一样，对汉文也进行了有意无意地改造变形的工作。这样便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的却是以汉文为基调的文章式样……“汉文体”。“汉文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在日本一直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格调庄雅的文体。及至平安时代“和文体”的出现并站稳脚跟，才打破了“汉文体”的“一统天下”。于是自那时起，日本便形成了“汉文体”和“和文体”的两大系谱，一直延续至今。有人用“男性文体”和“女性文体”或“硬文体”和“软文体”来区分它们的特征。这两种文体“泾渭分明”，自古至今促使作家们总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在它们之间做出有意无意地选择取舍。研究这种选择取舍的原因，乃是探讨个人的文体风格时一个重要而饶有趣味的课题。不用说这种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主观因素是主要的方面。因为，对于处于同一时代的作者来说，在客观因素基本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作者的个人条件——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生活境遇、思想感情等都是决定他（她）文体的“汉”“和”倾向的因素。比如森鸥外的汉文调文体，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从他的旧武士家庭的出身、自幼接受严格的汉学教育、成人后仕途通达官至军医总监等方面加以说明。而有的作家则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动及随之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等原因，而造成文体风格上的明显变化。比如从东京迁居关西后的谷崎润一郎一改往昔的汉文文体，写起“和味”十足的小说来了。再次，相同的作者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由于不同的表达需要，在“文章体”和“口语体”的选择使用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比如，比较一下夏目漱石的《草枕》和《我が輩は猫である》或《坊っちゃん》就可发现前者属于“文章体”型的，而后两者则属于“口语体”型的^[6]。这种差异，是由于作者根据作品的主题、情节、结构进行“文体创造”，即创出符合特定的表达需要的文体的结果。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敬体”和“简体”、“汉文体”和“和文体”以及“文章体”和“口语体”的差异，乃是考察日语文体差异的三对不同范畴的主要尺度，在此尺度下其他许多相关的辞章因素都可以找到各自大体的位置。而在日语文体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这三对主要因素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的是相互交叉叠加的状态。

【注释】

[1]参阅飯豊毅一（1960）第26页。

[2]转引自山田俊雄（1977）第266页。

[3]参阅山田俊雄（1977）第276页。

[4]以下皆例文转引自進藤咲子（1984）。

[5]参见魏育玲（1996）第12－17页。

[6]参见森冈健二（1963）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