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综述　大众传媒：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执笔：陈立生

受访学者

●上海师范大学　　　　　　齐沪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　　　　　梅德明

●暨南大学　　　　　　　　郭　熙

三位语言学家接触大众传媒的情况

1．接触时间长度大体一致，但时间分布明显不同

从总体情况来看，三位语言学家平均每天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大体一致，即100分钟左右。其中，郭熙教授约100分钟，梅德明教授90—120分钟，齐沪扬教授约90分钟。应当说，这个时间长度对于生活工作节奏非常紧张的教授们来说，是不少的。但三人在不同种类的媒体上的时间分布却明显不同。齐教授是：报纸占“30多分钟”，网络“差不多30分钟”，电视“不到30分钟”，而没有提到广播媒体。郭熙教授是：网络占90%，电视占5%，报纸占4%。梅教授的时间分布比较规律：早上听广播，晚上看电视，但都是“边做别的边收听、收看”；报纸晚上静下来之后“专心致志地看”。梅教授认为，“报纸是最好的媒体，最可靠的，最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新闻事实）。电子媒体有它的特点，但它必须在规定的单位时间内，把所有该报的新闻全部报完，它就不可能有深度”。

2．看好本地媒体，但新闻需求各不相同

三位教授在选择具体媒体时明显倾向于“本地媒体”。郭熙教授因为地理因素“得天独厚”，接触的传媒中至少有三种电视媒体是我国港澳地区的（凤凰卫视、本港台、翡翠台）。齐沪扬教授列举的自己常看的三家报纸有两家是本地主办的（《文汇报》和《青年报》），列举的两家电视媒体中本地占一家（上视新闻）。在梅德明教授那里，《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民晚报》及东方台也是张口即来。但他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却各不相同。郭熙教授索取的新闻信息依次为：时事政治类、科教文化类、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类、生活参考类、体育类。梅德明教授索取新闻信息有两大兴趣点，一是国内外要闻，二是专访、对话类电视节目。他还说，专访、对话类节目总是专心致志地收看，而且收看的时候能够产生与节目中的人物的“心灵交流感”。齐沪扬教授则一般比较喜欢看国际新闻、体育新闻、教育新闻和社会新闻。

3．对自己喜爱的媒体“忠诚度”较高

从三位语言学家的总体情况来看，他们每个人一旦产生了对某个媒体的“好感”，便会持续下去，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忠诚度”。郭熙教授因居住在广州，对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媒体一直兴趣较浓。梅德明教授早上听东方台、中央台新闻节目几乎雷打不动，而且自费订阅了数份报刊。齐沪扬教授阅读的包括《中华读书报》在内的几家报纸也都是自费订阅的。

大众传媒：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1．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发展有目共睹

20多年来，中国的大众传媒有进步、有发展，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梅德明教授两度赴美留学，这使得他能够比较客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其中包括传媒业的变化发展。他说，有些节目形态，1983年回来的时候到1989年是没有的，1994年回来的时候也不多，但这几年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talk show、panel discussion，现在就多了。还有，新闻全线跟踪采访报道，现在也开始有了。另外现在迎合青少年的，面向大学生的节目比较丰富。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媒体，传播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

2．存在的问题

齐沪扬教授指出三点：有的新闻报道不太客观；新闻从业人员的语言基本功“有待提高”；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不强，职业道德水平不是很高。郭熙教授在回答大陆新闻媒体与港台媒体最大的区别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香港的快捷，大陆的反应太慢，尤其是一些重大事情；大陆的套话太多，无关紧要的会议太多，一些“要闻”的“引子”太长；大陆的形式呆板。梅德明教授则认为现在有些记者的采访不够深入，搞出来的报道缺乏深度。

建议之一：媒体要重视语言的规范问题

在访谈中，三位语言学家对改革、改善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提出了许多建议。

齐沪扬教授批评道，现在有些媒体，对语言规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从文字上来说，一些档次低的报纸，它的语言错误实在太多。他认为，就媒体界来说，对一些语言的使用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媒体对语言起到一个“定型”的作用。特别是现代社会，语言的定型和传播往往是通过媒体。媒体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相比而言，青少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电视接收信息，所以电视媒体更需要重视语言的规范问题。不然的话，不好的语言，青少年仿效起来危害更厉害。当然，大众传媒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新闻求新的特点和语言规范难免会发生矛盾。

那么，从媒体这方面来讲，到底怎么处理新闻的求新和语言的规范之间的这些矛盾呢？对此，齐教授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媒体可以考虑建立一个“过滤机制”，通过专家的研究来规范媒体语言；第二，语言学家和媒体之间开展更多的良性互动。他认为，对于一些问题，语言学家应该给出一个“指导性”的东西。你可以指导媒体，比方说，像这样的，我们可以用，像那样的，我们不可以用。所以，语言学和传播学保持一种“联络”，或者说语言学家对媒体语言使用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关于语言学家和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郭熙教授也认为，一是媒体要尊重语言学家；二是语言学家们也要关心社会，关心媒体，同时也得改变观念，不要总当语言警察。

建议之二：媒体人首先应是“文化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如何处理“收视率”与社会责任的问题已经为当下中国传媒业内外人士所普遍关心、关注。

梅德明教授认为，有些新闻报道，有些话题，单单看收视率，它在排行榜上是无法排在前面的。但是，媒体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它也要帮助社会塑造人，它应该有一部分贡献，不能老是索取。做媒体的人必须是个“文化人”，而不是“经济人”。这两类人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他还建议，传媒要把“文化人”的因素作为媒体人员的考核指标之一。首先要看他是不是个“文化人”，而且要看他代表的是哪一种文化，代表的是健康的、向上的，还是低俗的。但是，怎样判断以及由谁来判断“文化人”的“文化”是否健康、向上，这是很关键的。这就牵涉到“判断机制”的问题，他说，我们传媒的“判断机制”要有学术层次的人参与，其中要包括搞人文科学的。

事实上，现在有一个实际问题一直在困惑着中国当下的大众传媒：一方面，大众传媒要走向市场，走向市场当然首先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有时候正与误、善与恶、美与丑，究竟在哪一边，是在“大多数”这一边，还是在“少数派”这一边，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媒体为了遵循“大数法则”，可能在初期是“通俗”，后来再往下滑，就是“低俗”。“低俗”跟我们讲的文化实际上是“悖论”，是相抵消的东西。对此，梅德明认为，不管哪一个群体，在本性上他都是向美向善的。人的心底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被埋藏起来，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即使传媒要迎合某一批受众，可是我们要激发他们心灵里面一种美感的东西。媒体要把人类的那种美的愿望、美的想法、美的体会，通过文化产品反映出去，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够催人向上。

建议之三：关爱普通百姓，弘扬先进文化

在回答“您对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哪些是满意的，哪些是最不满意的”这一问题时，梅德明教授坦言道，满意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多，不满意的东西，就是会议报道太多。当然，现在的情况应当说已经比以往大大改善，近年来中国大众传媒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越来越关注普通百姓即“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对此，语言学家们在肯定的同时也有批评有建议。梅德明教授认为，我们现在有些节目做得不错，像“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越来越关注普通百姓、“小人物”的命运。而且，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非常美的东西。但他同时认为，报道“小人物”要防止取笑、调侃的价值取向。现在有些传媒往往侧重于曝光“小人物”身上的那种“笑料”性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报道“小人物”给人一种亲切感，但是“小人物”身上闪现的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人物虽小，但是报道的事情应该是共性的。有的时候，他碰到的是一个苦恼，一个问题，如果你单单是报道“小人物”身上的一些小事、琐事，这个节目就失败了。报道“小人物”，如果仅仅局限在挖掘“小人物”身上的“笑料”，嘲笑人家，欺负人家，这个不健康，没有意义，这样的节目也不会长久。应该把报道“小人物”与整个社会大系统联系起来，应该报道他们在工作中间、生活中间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是能够引起我们深思的，而且这些事情也会涉及其他阶层、其他方方面面，从而使得全社会更能多关心这么一个阶层。

建议之四：新闻报道既要真实全面，又要讲正气

从我国当前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人把媒体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以具有政治宣传功能的传统媒体为代表，一类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都市类媒体为代表。大家发现，这两类媒体的报道取向有很大不同，前者偏向于从“成就”的角度报道，后者偏向于从“问题”的角度报道。

对此，梅德明教授认为，如果都市类媒体暴露问题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最后它还是提倡这个社会要弘扬正气，来克服这个问题，那还是对的。如果说党报讲政治的宣传，也是可以的。20多年来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当然要宣传。所以，党报之类的媒体坚持正面报道或者正面报道为主，这是对的，但也应适当考虑一下改革报道方式。有的时候报道切入口是正面的，收尾也是正面的，中间的阐述你可以特意暴露一些问题，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大众总是需要对客观现实有一个真实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道路。大众对现实的了解，在现代社会，主要是靠大众传媒。因此，语言学家们感慨地说，新闻工作者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建议之五：呼唤我们自己的“大牌记者”

在受访的三位语言学家中，有两位回答接受过“媒体的正式采访”，有的甚至还接受过境外媒体的采访。这使得他们对中外媒体及媒体人员能够有一个更为科学的比较，也因此使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大牌记者”。

尽管目前中国人一般还很难看到外国“大牌记者”采访时的风采，但从一些影视作品中人们还是可以略闻一二。在美国一部叫做《Inside》（有人译为《惊曝内幕》）的电影中，就有不少CBS的著名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大牌记者”采访的镜头。这些记者往往抓住一个问题紧追不放，直到把采访对象“逼到墙角”无处可退仍似乎不肯罢休。梅德明教授说，我们的记者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他们的采访报道往往很肤浅，不够深入。梅德明分析道，可能因为记者自己的专业知识有限，对采访的领域不熟悉，看问题看不清。此外，梅教授认为，对我们的记者现在应该提出一个“职业化”的问题。这个“职业化”不仅指记者的工作职业化，记者的思想、记者的作风都要职业化。

建议之六：应当鼓励媒体百花齐放

接受我们访谈的三位语言学家都认为，大众传媒应当百花齐放。

传媒种类、传播内容百花齐放。梅德明教授说，作为媒体来讲应该是多样化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构成就是多样的。因此，大众传媒必须全面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仅仅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尽管可能这个“部分”是“大部分”。

传播方式、话语方式百花齐放。人们曾一度对所谓的“新华体”颇有微词。“新华体”最大的诟病在于其文体结构的格式化及语言的僵化陈旧。这些年，由于大众化媒体——如都市报群体——的大量出现，大陆的新闻语言颇有改观。对此，郭熙教授的一番话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再好的东西都不能‘一花独放’。一种样式，一种‘体’，可以有自身的优点，但不能成为独霸的资本。社会需要多样性。”应当鼓励鲜活的语言，尤其是鲜活的新闻语言。

网络媒体也将会百花齐放。在回答“您心目中最理想的互联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时，郭熙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并没有固定的、理想的传播形态，也不会有这样的形态，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形态也会在不停地变化。”“将来的网站和报纸一样，也会逐步形成权威或主体网站与一般性的网站并存的局面，以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对此，社会应该多一些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