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断战胜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历史。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首创液体病理学。到18世纪中叶，意大利临床学家莫尔加尼（Morgagni，1682～1771）根据尸体解剖所积累的资料，创立了器官病理学，标志着病理形态学的开端。约一个世纪以后的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在显微镜的帮助下，通过对病变组织、细胞的深入观察，首创了细胞病理学。魏尔啸不仅对病理学而且对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贡献，直到今天，他的学说还继续影响着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
病理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学科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环境医学、现代免疫学以及现代遗传学等新兴学科及其分支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对医学科学，也对病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新的动力。近年来，随着超微病理学、分子病理学、免疫病理学、遗传病理学等新的边缘学科和学科分支的出现，标志着病理学已不仅从细胞和亚细胞水平，而且深入到分子水平，从人类遗传基因的突变和染色体畸变去认识疾病、发现疾病的起因。这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使我们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逐渐获得更为深入的了解，使病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病理学先驱徐诵明、胡正祥、梁伯强、侯宝璋、林振纲、秦光煜、江晴芬、李佩琳、吴在东、杨述祖、杨简、刘永等为我国病理学教学、师资培训，以及病理学的发展，呕心沥血，功绩卓著。同时，在大力推进我国病理尸检和活检工作以及科研工作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病理学的发展在前辈病理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经过新一代病理学者的努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队伍和条件的建设上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疾病谱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术，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术，使我国病理学的发展，跟上世界病理学发展的步伐，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为实现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卫星 冶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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