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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第四次大总结

时间:2022-04-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6]冈西为人统计,《证类本草》所引《食医心镜》有一百条。此书今佚,《嘉祐补注本草》中,两次提到[菊花、积雪草(连钱草)],都是苏颂《图经本草》的引文,菊花条称《天宝单方图》,积雪草条称《天宝单行方》看来,似乎没有一个正式的书名,还不被视为一部正式本草。[15]据冈西为人,《嘉祐补注本草》引《日华子》533条,[16]可知也是一部广泛收集民间用药经验的本草著作,内容相当丰富,可惜已失传。

《新修本草》之后,本草向纵深方向发展。

食治方面,开元(公元713-741年)以前的著作,《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有十家,《新唐书·艺文志》新增四家,大约是开元以后著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孟诜《食疗本草》和《唐书》没有著录的昝殷《食医心镜(鉴)》二书。《证类本草》有多处引用,但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中,只有《食疗本草》,没有《食医心镜(鉴)》(镜,避宋人嫌讳,改为鉴)。孟诜是孙思邈的学生,《嘉祐补注本草》称为:“唐同州刺史”,此书“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只有孟诜《补养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则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有人推测孟诜书原称《补养方》,经张鼎增补后,改称《食疗本草》。[1]孟诜《旧唐书》有传,武则天垂拱(公元685-688年)初累迁凤阁舍人。唐中宗李显神龙(公元705-707年)初退隐。玄宗李隆基开元(公元713-741年)初卒。张鼎,史无传,中尾万三认为,其增补在开元九年(辛酉,公元721年)至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间。[2]这大约是据《旧唐书·经籍志》祖本《古今书录》所据殷践猷《群书四部录》奏奉朝廷的时间(开元九年,辛酉,公元721年)推算的。此书,《本草拾遗》最先引述;《嘉祐补注本草》引159条,唐慎微《证类本草》增引七十余条[3]马继兴另有详细考证[4],不详引,辑校本共收260条(种)。

《食医心鉴》原名《食医心镜》,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翼祖)赵敬嫌讳,改镜为鉴。作者昝殷,有书称昝商,系避赵匡胤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宋史·艺文志》仍作昝殷《食医心鉴》二卷。[5]此书今佚。《医籍考》称:“此书《医方类聚》所援,有论十三首,方二百九首。尚得知其梗概矣。”[6]冈西为人统计,《证类本草》所引《食医心镜》有一百条。[7]未闻有辑复本。

汉时食治各法至魏晋似已失传,经隋入唐,《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列果实29条、菜蔬58条、谷米27条、鸟兽40条(含虫、鱼等),共154条,其中还包含着一些饮食禁忌,实是较完整的食物本草。[8]

其后的《食疗本草》《食医心鉴》更继承、发扬了《千金》食治。食治是从服食(石)分出的一支,没有丹石的毒害,后世对饮食的讲求,逐渐占了上风。

唐代还有一部《天宝单方药图》存世,直到宋初仍有流传。但两《唐书》中都没有记载。宋人苏颂在《本草图经》序中谈到:“明皇御制,又有《天宝单方药图》,皆所以叙物真滥,使人易知,原诊处方有所依据。”[9]可知这确是唐玄宗李隆基,即明皇,御制本草图,有文有图,可用以鉴识药物真伪。而所谓“单方”,应该不是《黄帝内经》所说单方,而是民间单、验方之类。此书今佚,《嘉祐补注本草》中,两次提到[菊花、积雪草(连钱草)],都是苏颂《图经本草》的引文,菊花条称《天宝单方图》,积雪草条称《天宝单行方》看来,似乎没有一个正式的书名,还不被视为一部正式本草。

中医药本来来自民间,来自民间医生或一般人士口口相传的用药经验,无论是否夹杂巫医、祝由等内容,实际没有明确的医圣、先贤。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也是说:广泛采纳、访求那些医疗经验、方法。说明对民间医疗经验的重视。最突出的是晋人葛洪的《肘后方》。广泛汲取民间医疗经验,是古代医药家的传统,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范汪》百余卷及葛洪《肘后方》,其中有细碎单行径用者,所谓出于阿口是,或田舍实验之法,外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齑,乃下蛇之药;路边地菘,为金疮所秘。”[10]

到了唐代,编修《新修本草》时,这一趋向更加肯定,就是孔志约《唐本草序》中所说:“上禀神规,下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遂乃详探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有,无稽必正。”[13]《天宝单方药图》也应是在这样的认知情况下形成的。

前面谈到的《本草拾遗》也具有收集民间单方性质,但又广泛选取古文献记载的内容。大约是宋代初年的事,有一部称为《日华子诸家本草》的著作行世,从书名可知,这是汇集诸家经验的本草著作。关于日华子的身世,无从查考。李时珍认为日华子姓大名明。[14]《古今图书集成》引《古今医统》:日华子,北齐雁门人。又引《鄞县志》:“日华子,姓大名明,集诸家本草近世所用药,各以寒温、性味、华实、虫兽为类,其言近,其功用甚悉,凡二十卷。”[15]据冈西为人,《嘉祐补注本草》引《日华子》533条,[16]可知也是一部广泛收集民间用药经验的本草著作,内容相当丰富,可惜已失传。称为《大明本草》或《大明》,实际与明朝全无关系,也不是明朝时人的著作。到了宋朝,士大夫阶级喜欢在随笔中,记载医药见闻,或另有医药著作,而不是专业著作,成为风尚,著名的如沈括梦溪笔谈》、后人汇集的《苏沈良方》。

作为时代特征,唐朝因为同古羌族、回纥、突厥、吐蕃等周边民族密切的交往,陆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经贸发达,唐代是少有的民族和睦、宽松包容的朝代,大约西亚的两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也许,还包含着非洲、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在长安都有汇集,药学方面作为代表的有《胡本草》《南海药谱》《海药本草》这些本草现在都已失传,但在《证类本草》中有引据。

《胡本草》,两《唐书》中都无记载,《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称:“不著撰人名氏,杂记南方药所产郡县及疗疾之验,颇无伦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宋史·艺文志》则作一卷,《通志》艺文略则作七卷。按照古义,胡,原是北方非汉民族的泛称,没有具体所指,这个《胡本草》则并非专指北方民族,似泛指外国、外民族。《嘉祐补注本草》阳起石、桃花石、芦荟、槟榔、龙脑油、象胆六药有引文。阳起石、桃花石似非南方专产,“南海”并非专指南方海域。

同样,《海药本草》的“海药”,也不是专指海洋药或海产药,所说之海,泛指海外或舶来之意。

《海药本草》作者为五代时李珣(xún,音旬)。据说,其先人为波斯人,当年,随唐僖宗李儇(xuān,音宣)入蜀(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年)。珣生于四川,其妹为前蜀王衍(公元918-925年)的昭仪(嫔妃)。此时,唐亡已十多年。从而推算,《海药本草》不可能在唐代成书。李时珍说:李珣是肃、代时人。唐肃宗李亨(公元756-762年)、代宗李豫(公元762-779年)约比王衍当前蜀王早一个半世纪,比僖宗入蜀还早一个多世纪。显然有误。

关于李珣及其《海药本草》,范行准有详细考证。[17]

《海药本草》今佚,《嘉祐补注本草》及《证类本草》共引据124条(药),1983年尚志钧辑复本共130条。唐慎微标注“海药余”,补入《证类本草》的有16药。

李珣虽是波斯裔,但世居中国,饱学中华文化,现存最早的词集《花间集》中,收载他的词37首。《海药本草》中,也多引据中国古代文献,据范行准在《海药本草》征引古文献的一百多条中,引用古文献达41种。统计所述药物,产于南海者(泛指南洋诸国,有时还涉及欧、非两洲部分地域)21条(药);产波斯者13条(药);产西域、西海、西国者11条(药);产大秦、秦国者5条(药);产昆仑、石昆仑(泛指非洲各国)3条(药);产新罗者3(条药);产东海者7条(药)。其中,至少有27药的药名是明显的译音。

李珣对波斯文化、东罗马语言、文化似也熟悉。如槟榔条称:“秦医云,槟榔二枚,一生一熟,捣末,酒煎服之,善治膀胱诸气也。”所说秦医,应是东罗马的医生,秦、大秦,这一时期一般指东罗马。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以为《南海药谱》即《海药本草》,有误。

食物的药用价值、民间单方大量引用的药物(主要是“草药”),以及大批进入社会的外国、外民族药物,经过几百年的广泛临床实践,大大丰富了中药范围和应用经验。

经过晚唐、五代十国的动乱,宋太祖赵匡胤又一次统一了中国。客观上,又一次本草大总结的条件形成了。

实际,这一次大总结应该从五代十国的末期后蜀孟昶(公元934-965年)命其大学士韩保升等增修《新修本草》算起,增修的本草称为《重修英公本草》,世称《蜀本草》。

大约到了后蜀时,《新修本草》及其图经已经不全了。至今,《蜀本草》也已失传,当时特别是赵宋已经建国(赵匡胤建隆元年,庚申,公元960年),后蜀未降,后蜀与赵宋(北宋)处于敌对状态,宋人《开宝本草》基本没有正面引据《蜀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有多处引据,但常含糊其辞,让人分不清究竟是《新修本草》还是《蜀本草》的内容。也对它尽量贬低,总叙说它:“取《唐本草》并《图经》参比为书,稍或增广,更加删定,稍增注释。”事实《嘉祐补注本草》的作者也声明:“凡所引书,以唐、蜀二本草为先。”就是说:《新修本草》(唐)《蜀本草》(蜀)是《嘉祐补注本草》的主要参考文献(依据)。《嘉祐补注本草》和《证类本草》中,引据达357条(处,药),包括有关序例(理论)部分,著名的如《嘉祐补注本草》总叙开头所说:“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药中草类最多也。”这一本草定义,都是《蜀本草》首先提出的。又如,关于“阴阳配合,子母兄弟”的解释:“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故毛羽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肾。余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子母兄弟“若榆皮为母,厚朴为子之类是也。”[18]有些内容,至今仍然不易参透。

《蜀本草》今佚,但它在这一次本草大总结的作用,不容忽视。

赵匡胤家族与医药关系密切,《太平圣惠方》宋太宗赵炅(jiǒng,音炯)序称:“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19]《证类本草》掌禹锡等谨按称:“太宗皇帝于书记其主疗,甚为精至,谨用书于本草图经外类篇首云。”[20]说明他还用过草药单方。赵家王朝对中医药具有特殊的感情,宋代几部著名的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都和皇帝有联系,著名的理论著作《圣济经》,更是由宋徽宗赵佶直接署名的,称为《御撰圣济经》。

医药事业中几件大事,一是辑校医药典籍,由朝廷指定文臣、医药人员对中药的医药经典逐一辑校、修订。著名的如《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几部重要文献也在这一时期重新发现,包括《华氏中藏经》《金匮要略》《千金翼方》等,尽管这些作为的是非、功过还有争议,但对中医药的发展影响应予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重要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都在这一时期完成,道家类书《道藏》也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定形。最重要的是这时期不仅刻版印刷盛行,毕昇的活字印刷也在这一时期发明,印刷术的发展,大大促进医药书籍的编著、流传。知识,特别是医药知识迅速丰富。

正式的医药官吏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录取,也是在这一时期施行。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规模的进行本草的第四次大总结。这一次大总结跨越的时间最长,本草著作最多,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出于取代《蜀本草》的需要,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癸酉,公元973年),后蜀亡后八年,命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等9人修订本草,复命扈蒙、卢多逊刊正。匆匆上马,草草成书,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文献中有时称为《新详定本草》,共20卷。这是第一部刻版印刷的官修本草。由于技术原因,凡此前抄本用朱书者均改为白文。

次年(开宝七年,甲戌,公元974年),“诏以《新定本草》所释药类或有未允,又命刘翰、马志等重详定,颇有增损,仍命翰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佑、扈蒙等重看详。”[21]李昉,是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学者,重拳出击,一部官修本草,居然成书后一年便重订,也可看出前一部《开宝新详定本草》不让赵匡胤满意的程度。重定后,改称《开宝重定本草》,文献中有时称《开宝重定神农本草》或《李昉开宝》,一般所说《开宝本草》也即是此书。

据《开宝本草》序:本书“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共二十一卷。”

《开宝本草》作为官修本草(“监本”)颁行天下,仅仅过了八十几年,已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嘉祐补注本草》作者在《补注本草奏敕》中说:“本草旧本经注中,载述药性功状,甚多疏略不备处”,[22]实际就是对开宝本草的批评。

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丁酉,公元1057年),命掌禹锡、苏颂、林忆、张洞等共同修订本草。后又派陈检同校正、高保衡复校。嘉祐六年十二月(辛丑,公元1061年)缮写成版,连目录,共21卷,命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即《嘉祐补注本草》,文献中有时称为《补注本草》或《补注神农本草》《掌禹锡嘉祐本草》《嘉祐本草》《掌禹锡》《禹锡》。

对于《嘉祐本草》,李时珍贬称:“起书虽有校修,无大发明。”[23]但还是有许多特点。

其一,《嘉祐本草》所收药物增至1082种。[24]

其二,真正的“补注”:在内容上,《嘉祐补注本草》除以《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新修本草》《蜀本草》为重点,修正、补充外,还广引前代诸家本草,其中许多已亡佚,赖本书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如《药性论》《药对》《本草拾遗》《日华本草》《食疗本草》《食医心镜(鉴)》《日华子诸家本草》,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综合本草,其规模、形式成为后世《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主流本草的重要模式。

其三,资料性强,保持明显的系统继承特征,自称:“凡显庆(指《新修本草》)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开宝(指《开宝本草》)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指《嘉祐补注本草》)所增补,旧经末有者,于逐条后开列云:‘新补’……凡药有功用,《本经》(泛称《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有时,兼指《名医别录》主文)未见,而旧注已曾引据,今之所增,但涉相类,更不立条,并附本注之末曰:‘续注’。”[25]这些标识,眉目清晰,便于研读,众多的文献不至于混糅杂乱。《证类本草》援引了类似标识,并有所增加。本草文献在这方面也有别于其他文史经籍。

《新修本草》原有《图经》,就是药物的图谱或图解,到了宋初,《新修本草图经》可能已经失传。据记载,《蜀本草》可能附有若干“图经”内容,但也已不传。《嘉祐补注本草》修订之初,本无“图经”,但药物的形态、生态、色貌,仅凭文字叙述本来很难确切,尤其无法凭借文字描述区别真伪、优劣。由政府发布可供参考的图谱,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

宋仁宗赵祯嘉祐三年(戊戌,公元1058年),正在修校《嘉祐补注本草》的掌禹锡、林亿、苏颂、张洞联名上书,建议政府通知“诸路州县,应系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实、采收时月,所用功效,其番夷所产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客商,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经》(即《嘉祐补注本草》)并行,使后人知所依据。”[26]广泛动员药物原产地人力,描绘药物形态,记录生态、生产环境,药用价值,并搜集标本,成为编写《图经》的第一手资料。应是仿效唐人《新修本草》和《天宝单方药图》的做法。

上书经批准后,即由苏颂领衔编撰。嘉祐六年十月(辛丑,公元1061年)成书,名《本草图经》或称《图经本草》。后人本草或称《图经》,或称《苏颂》《颂》,从现存资料看,《图经本草》(《本草图经》)并非单纯图谱,而且还有文字说明,除形色、产地、采收、制作等内容外,间附有关文献考辨、辨伪、药性、功能主治,或附方剂。

《本草图经》的后一部分为“本境外”药物,实际是此前主流本草所未收载的地方草药,分草、木蔓、石药三类。分别为75、25、3种。但据《证类本草》卷十狼把草,掌禹锡等按称:“古方未见其用者,虽陈藏器尝言……然未甚详悉。太宗皇帝御书记其主疗甚为精至。谨用书于《本草图经》外类篇首云。”可知《本草图经》原来的篇首是狼把草,前述“本经外草类”则应是76(或更多),石类3种(石蛇、黑羊石、白羊石)已移石部中品之末(卷四)。

看来,《本草图经》不仅是《嘉祐补注本草》的图谱、补充说明,还补充一部分《嘉祐补注本草》未曾收载的药物。这一部分是现存最早的草药本草。

《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互为补充,而且实际是同一组编写人员(仅个别人不是两书编写者)大致同期完成,两书是姊妹篇。

《嘉祐补注本草》成书后半个世纪,寇宗奭《本草衍义》问世。《本草衍义》实际是《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的订正和补充。

《本草衍义》宋代文献或称为《本草广义》,清人柯逢时推测,《本草广义》为原名,南宋宁宗赵扩庆元间(公元1195-1200年)避讳,改“广”为衍。[27]后世文献或称《衍义》,或称《寇宗奭》。

寇宗奭以地方小吏的身份著书公然批评官修本草:“然本草二部,其间撰著之人或执用己私,失于商校,致使学者检据之间,不得无惑。”作者“并考诸家之说,参之实事,有未尽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隐避不断者,伸之以见其情;文简误脱者,证之以明其义;讳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使是非归一,治疗有源。检用之际,晓然无惑。”[28]这些说法,连同全书,于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六年(丙申,公元1116年)经刘亚夫报送朝廷,批交太医学审查。医学博士李康等阅后认为:“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并是诣实。”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是阳历公元1117年)给寇宗奭褒奖,添差充收买药材、辨检药材。对于这样一部著作,大胆批评朝廷颁布的“监本”官修本草,不仅无罪,而且获得升迁褒奖,实属罕见,也可证明,其学术水平、见解在当时一定得到医学权威的肯定。

既然《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互为补充,互为姊妹篇,在当时印刷技术方兴,为方便应用,将两部本草合并,在客观上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两部本草,唐慎微《证类本草》和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应时诞生。

《证类本草》即《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蜀中名医唐慎微编著。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元人,世医,史无传。金熙宗完颜亶(dǎn,音胆)皇统三年(癸亥,公元1143年),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三年,金人宇文虚中在《证类本草·后序(跋)》中说宋哲宗赵煦元祐间(公元1086-1094年),他在成都曾经见过唐慎微,说他“貌寝陋,举措、言语朴讷而中极明敏”。唐慎微不是政府官员,此书也与政府无关。宋人著作中,或避讳(南宋孝宗赵眘,眘为慎之古写,故慎字避讳)称之为“唐谨微”“谨微”。

《证类本草》约成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五六年间(公元1082-1083年),原书未见。

《证类本草》首先将《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合编,基本上是一药一图(不一定是一幅图,品类多的药物常同时有若干幅图)图后为《嘉祐补注本草》原文;再后为《本草图经》和《炮炙论》的文字,最末为唐慎微辑补的经史、诸家有关方药内容。

《证类本草》还增补了两部官修本草所落选的8种药。药的总数增加到1746(1744)种(条)。

从内容看,《证类本草》在《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成书后30年左右,增补900(条)药物,应是以博取胜的泛药论著作。其选录不如官修本草、“监本”严谨,原著32卷(也有谓31卷或30卷者)。

《证类本草》还广泛搜集前代方书,选录具有代表性、药味较少的方剂或单方,达三千余首。大量附载方剂的本草,本书最早。

将《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合编的第二部本草是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书名本身就说明这是《补注神农本草》(即《嘉祐补注本草》)和《图经》(即《本草图经》)的合编本,并有所“增广”。陈承是著名医药学家,在编辑《局方》方面,颇有建树。但这部本草未见流传,其形制、卷帙不得而知。此书于宋哲宗赵煦元祐七年(壬申,公元1092年)完成。本书除合并两本草外,“又附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列为二十三卷”。艾晟等在修订《大观本草》时,将林希为陈承书的序收入序例中。在正文中,选录的陈书内容称为“别说”。又在丹砂条后附称:“晟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本参对,陈于《图经》外,又以别说附著于后,其言皆可稽据,不妄因增入之。”[29]可证艾晟对陈承的肯定。

原书已佚。后来传世的《大观本草》有摘引,艾晟认为:“其言皆可据。”标称“别说”。现存42条,论及药物真伪、性用,有独到处。

这两部本草合编都有特色,便于检阅、查找,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但由于都是个人著作,经济财力或有不足,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有限。

《证类本草》成书后二十几年,集贤学士孙觌(dí,音敌)见到本书,很赞赏,此书从成都辗转传至河南,无论是刻本还是抄本,免不掉磨泐、破损,孙觌有意出资重印,委托艾晟校订。艾晟除校订外,还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的内容汇编附入,标称“别说”(这就是《本草纲目》所称《本草别说》的来源,实际当时并没有《本草别说》这一部著作)。艾晟序称:“慎微因其见之所迨,博采而备载之,于《本草》《图经》之外,又得药数百种,益以诸家方书,与夫经、子、传记、佛书、道藏,凡该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于本药之左,其为书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六十一万言,名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查其为力亦勤矣,而其书不传,世罕言焉。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记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镂版,以广其传,盖仁者之用心也。”[30]艾晟校订后称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重刻本,也有的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一般习称为《大观本草》。宋徽宗赵佶大观二年(戊子,公元1108年)成书。宋徽宗赵佶对《大观本草》很欣赏,遂命曹孝忠等八人校正、润色。成书,改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即《政和本草》的原著。

《政和本草》本来是以《大观本草》为母本,唐慎微的原作都保存下来,但删去《大观本草》的艾晟序。曹孝忠序称:“蜀人唐慎微近以医术称,因本草旧经,衍以证类、医方之外,旁摭经史至仙经、道书,下逮百家之说,兼收并录,其义明,其理博,览之者可以洞达。臣因侍燕间,亲奉玉音,以谓此书实可垂济。乃诏节使臣杨戬总工刊写,继又命臣校正而润色之……凡六十余万言,请目以《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云。”似乎赵佶和曹孝忠见到的只是唐慎微《证类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然未提《大观本草》,但《大观本草》中艾晟的工作,陈承《别说》并未删除,仍然保留。

《政和本草》又以一部官修本草的形式出现,《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证类本草》条称:“宋徽宗大观二年,蜀医唐慎微取《嘉祐补注本草》及《图经本草》(《本草图经》)合为一书……名《证类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显然不是事实。唐慎微原书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而非《证类本草》;此书唐慎微也从未“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也与朝廷无关。

《政和本草》成书于宋徽宗赵佶政和六年(丙申,公元1116年),距宣和七年(乙巳,公元1125年)赵佶退位,仅9年。两年后,钦宗赵桓靖康二年(丁未,公元1127年)就是著名的“靖康之变”。赵佶、赵桓父子双双被虏,中原动荡,巨著《圣济总录》的雕版也遭抢掠,可能这时的《政和本草》雕版方完,还没来得及颁行,雕版也落入金人之手,《政和本草》实际没有发挥官修本草、监本的作用。南宋间,一般只知道《大观本草》或《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

宇文虚中原是南宋朝臣,南宋高宗赵构建炎二年(戊申,公元1128年)应诏为祈请使,至金不归,仕金至翰林学士,封河内郡开国公,金人号为国师,成为真正的金人。宇文入金后15年,写《证类本草》后序(跋)时,必然见到《证类本草》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用原来的雕版重印,还是金代书商重刻,不得而知,但从这后序可知,当时在金地已有《证类本草》流传。

据麻革《重修证类本草序》,此后还有过解人庞氏刻本《证类本草》,这一版本未见著录。

元朝初年,以庞氏本为底本,公元1249年,己酉(此时,金已亡,元朝初年,尚无年号,为南宋理宗赵昀淳祐九年)张存惠《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刊行。此书又将寇宗奭《本草衍义》合刊,也就是麻革序所称之《重修证类本草》,可能因为讳言宋人年号,隐去“政和”二字。

张存惠《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版本很精美,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就是这一版本。一般文献所说《证类本草》,往往就是这个版本。但此书与《证类本草》原书不同。

1.《重修》本编入《本草衍义》;

2.《重修》本保存艾晟在《大观本草》中摘增的陈承本草的内容;

3.《重修》本有麻革、宇文虚中、刘祁三序;

4.《重修》本据《嘉祐补注本草》及《图经本草》补入由跋、鸢尾,总目录和卷前目录都作了相应的增补;

5.《重修》本在药名下,加注别名、俗名;

6.《重修》本书前增列“《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目录。

据冈西为人:金宣宗完颜珣贞祐二年(甲戌,公元1214年,南宋宁宗赵扩嘉定七年)嵩州福昌县夏氏重刊《大观本草》时,即将《本草衍义》附刊,称为《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六年(壬寅,公元1302年)宗文书院重刊,明人又有多次翻刻,精粗不一,世称《大全本草》。

《大全本草》实是以《重修政和本草》为母本,删去诸序、跋,加《大观本草》艾晟序。有的学者误以《大全本草》为《大观本草》。所谓《证类本草》有时也包含着《大全本草》的各种版本。

《政和本草》没能在宋间颁行,宋室南迁,官修本草只能依据《嘉祐补注本草》和《本草图经》,以及后来的《大观本草》。《大观本草》不是官修本草,却起到官修本草近似药典的作用,流布较广。南宋形势甫定,经王继先等建议朝廷采纳《大观本草》,更加修订,以精简为主,附以校案,称为《绍兴校正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亦称《绍兴本草》或《绍兴备急本草》或《绍兴校定本草》或《备急本草》。该书成于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九年(己卯,公元1159年)。

《绍兴本草》领衔作者是王继先,共同编校署名的还有4人,估计无名劳动者尚多。王继先以佞幸小人著称,与奸相秦桧狼狈为奸,身为医官,三十余年做尽坏事,深为时人憎恶。《绍兴本草》连累受贬,《直斋书录解题》说它“辨说浅俚,无高论”。《绍兴本草》成书后不足百年,一部私家本草,《宝庆本草折衷》书后列举十二家公、私本草,独无一字谈到《绍兴本草》,仿佛不曾有过,或“不足挂齿”“不值得一提”。

《绍兴本草》书成时,也正是王继先失宠于皇室之时,秦桧也已下台。这部《绍兴本草》曾否雕版、正式颁行,都没有正式记录。

然而《绍兴本草》还是有特点的。在后来的《永乐大典》《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中都有零星引文,在日本,还有不完整的内容留传。1991年,郑金生、杨梅香有辑校本内部交流。据称:国内外有《绍兴本草》残抄本26种,辑校本共收药371种。本书原序于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己卯,公元1159年)上进。

另据《绍兴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图卷》附刊的中尾万三《绍兴校定本草解题》引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继先上《校定大观证类本草》三十二卷、释音一卷。诏秘书省修润,付胄监镂版行之。《大观经史证类本草》唐慎微撰。”颇疑此条是否即指《绍兴本草》?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撰绍兴二十九年(己卯,公元1159年)上之。刻板修内司……”则是此书曾经刻版。检《宋史》未见类似记载。

从现存的《绍兴本草》内容看,它保存了《大观本草》的许多原始内容、插图,无疑是核对、辑复《大观本草》的重要参考文献。而且,对《大观本草》进行了选择性删节,附方也有所选择。编者所加按语,不似《嘉祐补注本草》,以前人文献为主,而是依据调查和临床实践,对《大观本草》作补充或更正,李时珍说它:“皆浅俚,无高论”,未必中肯。

传世《大观本草》《政和本草》《本草图经》,经多次重印、翻刻,图谱失真较多,《绍兴本草》可能是保存《大观本草》或《证类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包括《本草图经》原图)失真最少的一部本草。

从后蜀到南宋,三个王朝,经过二百余年,众多医药家先后参与本草文献的第四次大总结完成,主流本草为《蜀本草》《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8部,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的还有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寇宗奭《本草衍义》。前一阶段,以图、文合编为特色,唐慎微、陈承都是这样做的。唐慎微《证类本草》原是私人著作,几经易手、易名,《证类本草》及其后续作者,终于成了官修本草、主流本草。后一阶段,则是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附编或合编寇宗奭《本草衍义》为特色,形式上,恰恰是这一次大总结的总汇。虽然在时间上已经超出第四次大总结的范围,但实是这次大总结的终结、收尾。

图2-1 本草第四次大总结主流本草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谢海洲,马继兴,翁维健,郑金生辑.食疗本草.辑校前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又,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二十三类.食经.三十八.食疗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396

[2]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二十三类.食经.三十八.食疗本草(二).考证引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367

[3]此数目,冈西为人统计:《嘉祐本草》所引159条;唐慎微引孟诜《食经》16条;孟诜58条;孟诜方、悟玄子张《食经》各1条;悟玄子张11条。[2]又,《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食疗本草》佚文,《本草拾遗》先引录,《医心方》引孟诜《食经》16条;孟诜云62条;悟玄子张《食经》云13条;《嘉祐本草》引孟诜云160条;新补见孟诜22味药;唐慎微《证类本草》引《食疗》云176条;八种《食疗》余原书20卷,此外,《本草图经》《本草衍义》等书中,有零星引文。

[4]马继兴.《食疗本草》文献学的研究,谢海洲,马继兴,翁维健,郑金生辑.食疗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5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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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丹波元胤.医籍考.卷十五.食治.昝氏食医心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226

[7]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二十三类.食经.四一一食医心镜.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399

[8]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464-475

[9]苏颂.《本草图经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4

[10]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海:华联出版社,1955影:23,此节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11]作:《范汪方》衍“方”字;“出于阿口是,”卷子本口为加一小子,字迹不清,《考辨》删此字,作“出于阿是”;“外域异识之术。”《考辨》作“或殊域异识之术”“庖人”,《考辨》误为“疱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嘉祐补注本草》转引《梁陶隐居序》此节作:“《范汪方》百余卷及葛洪《肘后》,其中有细碎单行经用者,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齑,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菘,而为金疮所秘。”[12]

[11]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七、本草类(一)本草经集注.甲本.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46-347

[12]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梁陶隐居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33

[13]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9

[14]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日华诸家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校点本:8

[15]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2)卷五百七.医术名流列传.日华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141

[16]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本草(二)八四.日华子诸家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372

[17]范行准.李珣与其《海药本草》的研究[J].广东中医,1958(7):29;(8):17

[18]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掌禹锡等谨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31

[19]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卷首.御制太平圣惠方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20]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狼把草.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59

[21]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补注所引书传.开宝重定本草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39

[22]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末.补注本草奏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547

[23]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序例.历代诸家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校点本:7

[24]此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所附.嘉祐补注总叙.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则认为1084为正。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经实际统计,为1083条。”

[25]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总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6

[26]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末.补注本草奏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548

[27]柯逢时.《本草衍义校记》(宣统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附柯刻《大观本草》卷末,原称:“《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均作《广义》,疑宣和所刊[当指宋徽宗赵佶宣和元年(己亥,公元1119年)寇宗奭之侄寇约校勘印刷的初版本)当名《广义》。迨庆元时(宋宁宗赵扩,公元1196-1200年]避宁宗讳,乃改广为衍。”

[28]寇宗奭.本草衍义总叙.柯刻《大观本草》附《本草衍义》卷一.序例上.武昌医馆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刊《大观本草》

[29]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丹砂条末《衍义》前小字.原书为:“鼎近得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柯刻本《大观本草》丹砂条末附称:“晟近得武林陈承编次《本草图经》”《四库全书》本《证类本草》同柯刻本《大观本草》,可知《重修政和》本之“鼎”为“晟”字之误,当即艾晟的说明。晟,即艾晟。

[30]艾晟.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序.(宋徽宗赵佶大观二年,戊子,公元1108年),柯刻本《大观本草》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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