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又号大雅堂主人，清初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习儒学，屡试不中。后出游燕都（今北京），复不得志，遂究心于医学。陈士铎整理出多部医书刊行于世，但至今仍存者，仅有《外经微言》、《脉诀阐微》、《辨证玉函》、《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本草新编》等7种，其余10种均佚。这7种著作中，《辨证录》《石室秘录》《洞天奥旨》等书与清初名医傅山之书多有雷同，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其所传为傅青主之书。
陈士铎对于头痛证多从肝胆、肝肾论治，认为胆经之偏头痛，当治肝胆，因虽风入于少阳胆经，然而胆与肝为表里，治胆者必须治肝。况郁气先伤肝而后伤胆，肝疏而胆亦疏。对于肝风、肝火所致之头痛、眩晕，认为多由肾水之亏所致，“无肾水以润肝，则肝木之气燥，木中龙雷之火，时时冲击一身，而上升于巅顶，故头痛而且晕也”。治疗当“大补其肾中之水，而少益以补火之品，使水足以制火，而火可归源，自然下引而入于肾宫。火有水养，则龙雷之火安然居肾，不再上升而为头痛也”。即使对于肝风为主之证，也力主肾肝同治，“肾肝同治，使木气无干燥之忧，而龙雷之火，且永藏于肾宅，尤善后之妙法。”（《辨证录》）［28］
另外，陈士铎对于头痛的治疗尤有心得，在《石室秘录》［29］中他详细介绍了世人常用的“常治法”、“上治法”及世人罕用的“完治法”。
常治法，即平常之治法，“常治法者，谓以常法而治之者也。如人病头疼，则以头疼常法治之是也。……故一遇头疼，即以川芎五钱，白芷、蔓荆子、甘草、半夏、细辛各一钱治之，病去如扫也”。
上治法，即治上焦证之法，“如头疼而风入太阳经也。用川芎、细辛、白芷、柴胡、半夏、甘草各一钱，芍药三钱治之。盖风虽犯太阳，治法不可全治太阳，当上清其邪，故用白芷、川芎、细辛三味以散之。又用白芍、甘草、柴胡以清肝胆之火，胆经与肝经入于头络，故用此数味以散邪去火。又加半夏去痰，甘草和中相济而有成也。又头痛一方，用川芎一两，蔓荆子二钱，水煎服立愈，盖川芎补血，蔓荆子去风也”。
完治法，即不必支解刀破，囫囵而治之法，“用黄酒一升，入细辛一两，白芷一两，煮酒，一醉而愈。此等治法，世人不知，亦不敢用，今为开导之。头痛至终年累月，其邪深入于脑，可知一二钱之散药，安能上至巅顶，而深入于脑中，必多用细辛、川芎、白芷以大散之也。或疑散药太多，必损真气，恐头痛未除而真气先行散尽，谁知风邪在头，非多用风药必难成功！有病则病受之何畏哉？一醉而愈，此方信而不必疑者。惟是既愈之后必须用熟地、芍药、当归各五钱，川芎一钱，山茱萸、麦门冬各三钱，水煎服四剂为妙”。其实陈士铎有过用升散易伤阴血之见，但此方中又重用风药，似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或许这也正是他所谓世之罕用之因。
陈士铎治疗用药多独具见解，历代医家治眩晕、头痛倡用风药或疏散之品，陈士铎认为过用升散易伤阴血，故当与滋肾补血之剂配伍而用。书中引“张公曰：脑痛之病，乃风入胆经也。胆应于脑，故脑痛。人以用柴胡太多，过于辛散，不知有白芍以和之，则不散气而转能散邪。辛夷、郁仁，皆入胆之妙品；桔梗、甘草，又入肺之妙药。胆病何以又兼治肺，不知鼻上通于脑，脑热则必下流清水，久则必成鼻渊矣；兼治其肺，则肺气清肃，自去平胆木之旺，而清涕不致下行，此立方之神妙有如此。”又云：“细辛、蔓荆治头痛之药也，然不能直入于脑，得辛夷之导引则入之矣。但三味皆耗气之味，同川芎用之，虽亦得愈头痛，然而过于辛散，邪气散而真气亦散矣，故又加入当归之补气补血，则气血周通于一身，邪自不能独留于头上矣，有不顿愈者乎。”并指出“痛至岁久，则眼必缩小，十年之后，必至坏目，而不可救药矣。”头痛害目的记载，鲜见于前代文献，虽然陈士铎未析其致病之因，但从其文分析，可知为痛久过用风药及辛散伤及肝阴肝血所致。
陈士铎对川芎的应用也颇有心得，他认为“盖川芎最止头痛，非用细辛则不能直上于巅顶，非用白芷则不能尽解其邪气，而遍达于经络也。虽如藁本他药，未尝不可止痛，然而大伤元气，终逊川芎散中有补之为得也。”“夫川芎止头痛者也，然而川芎不单止头痛，同白芍用之，尤能平肝之气，以生肝之血。肝之血生，而胆汁亦生，无干燥之苦，而后郁李仁、白芷用之，自能上助川芎，以散头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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