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时代已过，良医余韵仍存

经过近百年的历程，2007年的医学和1917年的医学已大不一样。医学的百年演变，既包括在技术上的进步，也包括它所付出的人性化的代价。

在19世纪末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有四大巨人：病理学家及院长韦尔奇、外科教授霍尔斯特德、内科教授奥斯勒、妇产科教授凯利。

相对应地，也有人称协和内外妇儿这几个科也有着“四大天王”——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而刘士豪、邓家栋、许英魁、冯应琨、钟惠澜、陈志潜、王季午、吴英恺、曾宪九、黄萃庭、金显宅、关颂韬、胡传揆、李洪迥、罗宗贤、吴阶平……这些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的大半个医学天空。

但是21世纪已不是产生大家的时代，划时代的发现也越来越少。

如果清点一下目前中华医学会各个专业学会的任职人员，人们会发现那个“协和占大多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几乎是由协和人从头创建的中华医学会，至今依然在中国医生心目中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前几年，有人曾经委婉地提议，是否应该在专业学会中，尽可能保存一些来自协和的力量。遭到的反对意见是：协和年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说法，让不少协和人一时感到难以接受。

约翰斯·霍普金斯四巨人（前排）

协和1929届和1933届部分毕业生在1979年合影。钟惠澜（左一）、荣独山（左四）、林巧稚（左六）、陈志潜（左七）、施锡恩（左八）、林元英（左十，以上1929届）。邓家栋（左五）与黄家驷（左九，以上1933届）

当年协和初创时，是一个可以树立标杆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一些医学院，它们大多由教会办学，有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有的没有先进办学理念，有的没有顶级人才，有的没有优秀生源。而协和从耸立在北京东单的那一刻开始，这四个条件一一具备，并且能够靠着许多协和人的智慧和努力，坚持下去，拒绝降格为平庸。

在那个时代，医学的发展刚刚开始有了最初的欣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峰。所以，沐浴在世界一流学术氛围中的协和人，因为各种条件的幸运，加上自己的内在动力，得以站在了医学的前沿。也是在最黄金的年代，诞生了后来的大家，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协和四巨人”：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刘士豪。他们把尚未成形的科室，变成了专科。那些专科第一个在协和建立，也几乎就是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他们毕业后去美国的进修和科研，更打开了这些第一代中国新医学人的国际视野，也让世界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他们在学术水平上，几乎与欧美没有任何差别。

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注定是可以产生或是培育大家的时代。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先是重新调整的全国卫生系统安排。接着，几度的中断使得协和失去血脉的传承。而几场政治运动将许多人曾经视为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彻底打碎，经年积累的“协和传统”，顷刻间被踩在脚下，彻底抛弃，变得不值一提。

大破之余能否大立，成为现实的问题。

再到后来，协和独具的四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逐渐都失去了当年显著的优势。按照老教育长章央芬的说法：在80年代，医科院、协和医大合二为一的领导机制，使得协和医大的管理落后。而中国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却珍视了这一时机，加强自己的师资队伍，增办新专业，扩建校舍，更新教学设备，教学科研大发展。相比之下，协和医大有“奄奄一息”之感。九十年前，协和的创建，曾经是创新的产物，来自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理念在中国扎根，堪称先进。九十年后，协和并未能顺应时代，敏锐地捕捉全球医界变化，用灵活的机制，继续引导中国医学教育的潮流，相反，它过多受传统所困，面露陈旧之相。而这期间，美国的医学教育在面对新问题时，已开始了如“新路径”（New Pathway）这样的尝试，已开始反思《Flexner报告之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已产生关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的新运动。

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而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进修。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

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就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方兴未艾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负面，比如医生这个职业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一日日在降低，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比如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一百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奔向同一个目标。而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而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在今日的社会土壤上，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和自如。

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作“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技术上的杰出之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证，医生职业的冷漠和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处在未定型，一切还需要年轻人持久努力。

吴宁教授1956年自协和毕业，此后她的全部生活一直与协和有关。她的父母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深信生在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的吴宁，到了晚年说自己其实资质平平，但她这席话却是发人深省：“医学其实是一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来干的工作，只需像我这样资质平平，但绝对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肯吃苦的人，它要求必须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说到底，医学最终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切实给病人解决病痛的。”

“像我们当时，起码知道自己在做医生这一行，是在干什么。我是医生，是在给病人看病。现在动不动就必须得搞科研，搞高、精、尖的课题，必须和基因什么的沾上点边。搞着搞着，可能偏离了医学最初、最朴素的目的，一些医生可能会看不起听诊器，忽略了最基本的——为病人治病。我们那时上医学院，将来要做什么？是要做临床家，而临床家，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那时碰到的协和上级大夫，就在用自己的言行时刻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医生。像张孝骞这样的名医，到了八十岁时，仍然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写书，永远在学习，对病人的病情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郎景和的《妇科手术笔记》表达了医学人文的思考

对于“良医”的定义，还不仅技术和品德这么简单。也许吴英恺在多年前强调“良医”有多重要时，未能预见到在今天的医疗世界中，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压力。杨秀玉有一次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花了二十多万元。那些医院态度倒是很好，左查右查。杨秀玉看完病人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先看看内分泌。病人听后破口大骂，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家号，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勇于担当，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1985年的一天，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那天傍晚，杨秀玉已经上了班车准备回家，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位重病人，在当地已确诊是绒癌。杨秀玉跑到急诊部。当时，病人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病人母亲又问。一般情况下，医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风险，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教授一起留在医院，等着手术结果。病人后来不仅痊愈，还生了个女孩。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这位病人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良医”。只要有人问到这位病人，什么叫好医生？她会说，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2006年有一期CCTV《大家》节目里，嘉宾是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这期的题目是《一个医生的哲学》，郎景和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在这里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光阴。除了是一位妇产科名家之外，他还曾经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写有《妇科手术笔记》。

在节目里，他自言“看去温文尔雅，却是开刀匠人，每天看病、查房，做手术最开心，不知疲倦”。他对医学精神的领悟、他的医学哲学观、他的人文关怀理念，是今日中国医学领域少见的人文风景。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有一节，说的是“外科医生的哲学理念和人文修养”，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是分析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二、人文修养是医生的基本修养，因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

三、做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心境的和谐、美的熏陶；伦理与法律给我们划出各种关系、语言与行为的界定。我们还应该学习一点历史，特别是医学史，我们会从《革命医生》中，体会到山姆维斯（Semmeiweiss）的敏锐和勇气。”

在他看来，当医生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显然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程，更应该考虑病人的体验和意愿”，这样才能将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这段话让人想起1939年，奥斯勒的一名学生，写了一本叫作《作为一个人的病人》（The patient as a person）的书，警示医学界中“科学的满足”正在取代“人类的满足”，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哈佛则在1941年开设了“把病人当人”的课程。

在张孝骞去世时，协和医院曾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不知是否也在缅怀一个“医圣”时代的终结：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老协和曾经培养的医学大家的相继离去，留下一道道伤口，甚至是发炎的伤口。每一次离去，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记忆。像张孝骞这样的内科通才，在今日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

大师时代已去，良医尚可期待。一个能将医术和对“整全的人”的关注融合在一起的“良医”，可能是今日协和还可能存在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