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观念仍较落后

农村陈旧生育观念尚存，半传统与半现代观念同时存在。多生、超生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多子女抚养、发展性教育的沉重负担和低人力资本存量等的关联反映，都让农村贫困问题更加凸显。人口数量的上升与素质的下降只会让贫困地区更加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更加明显，如何在管理农村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仍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重点内容。

从1956年我国经过“三大改造”消灭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封建主义的落后文化得以消除或其影响有所减弱。而“重男轻女”现象有所缓和是从总体上说的，特别是城市。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城市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1]。我国计划生育曾进行多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城镇家庭基本上都是一家一个孩子，但是农村地区的生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控制，在当前我国的一些农村，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一家2个甚至3个孩子以上的情况十分常见。从目前我国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角度来看，农村多生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因为确实为国家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的这种生育观念却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抚养支出大幅增加，成为导致贫困的主要矛盾之一。

多子女抚养及发展性教育支出让农村不堪重负的同时，低人力资本存量使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多子女抚养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城乡差距拉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断加剧的城乡差别，首先与农民多生、超生在时间上基本一致。发展性教育支出致农民贫困，教育投资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这对城市低收入者尤其对收入水平本不高的农民来说，要负担多子女的发展性教育，其支出更是一座新的重担[2]。

农村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收效不尽人意，由于重男轻女观念依然残留，导致多生、超生现象严重。根据对云南、安徽、河南、河北、湖南、江西、山东、山西、甘肃、贵州、宁夏、四川等省的抽样调查，25～50岁的农村已婚妇女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比率达63.5%～71.6%，生育三至四个孩子的比率为24.8%，有的甚至生育了5～6个孩子，以至于越生越穷，多子女的抚养问题使农民不堪重负[3]。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的思想意识有了一定的改变，多生的观念有所好转，在子女生育数量上部分村民已经倾向于生育两个，如果选择只生一个的村民也对性别没有特殊的偏好，男孩女孩都可以接受。但是尽管生育观念有所转变，但是农村地区传宗接代的意识依然存在，大部分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依然较为强烈。因为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传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偏好，同时，传统的伦理思想认为只有男子才能顶门立户，因而要传宗接代，必然偏好生儿子。在这种观念下，由于村落文化中的趋同性压力导致一个人如果不能生育或不能生儿子，那将是最大的不幸，这个人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讥笑和鄙视[4]。

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半传统与半现代共存的生育特点尤为明显。贫困地区的家庭已经有了生育越多压力越大的理想观念，很多家庭已经不再一味追求多子多福，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农村家庭，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生育观念有了转变，但是实际生育情况并不是真的少生了，依然有很多家庭在多生、超生，而且生育男孩也依然是大部分农村家庭实际生育的真实写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生育情况并不一定由父母的生育观念决定，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实际生育情况。比如，根据一个调查，在西部西海固的一个回民聚居区，超生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西海固地区海原县关侨乡脱场小学六年级的田晓梅，家里有10个孩子，其中有8个女孩2个男孩；田玉宝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其中有6个女孩2个男孩。当地村民解释说，因为当地自然环境恶劣，山大沟深，怕孩子出意外，所以绝大部分家庭都必须生育两个以上男孩以防不测。说明典型贫困地区农村生育更倾向于数量方面，而疏忽人力资本；受孩子性别等因素影响，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人口出生率依然会保持较高水平。虽然近年来，贫困地区实行大规模的生态移民，但是人口的高增长率抵销了生态移民的效果。人口的增长依然远远超过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正是因为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时至今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生育率依然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超生、多生的现象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被彻底根除，这些现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很多贫困地区还较为普遍。生育情况不能有效扭转，也直接造成了很多农村贫困地区总人口长期偏高，这也让本来就资源缺乏的贫困地区变得更加资源紧张，更容易产生新的贫困。

参考文献

[1] 陈光洁.探索与选择:当下我国“重男轻女”思想当议[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71-73.

[2] 陈亚萍.论多生、超生与农民贫困[J].人口与经济，2006（6):22-25.

[3] 邓越卿.我国农民贫困原因分析及对策[J].经济生活，2009（11):44-45.

[4] 张雪，王欢.当代农村生育观念的新发展及其影响[J].城乡建设，2012（01):2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