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甲午战争之前，我国自办的洋务教育因济一时之需，培养应急性实用人才，缺乏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既未分层设学，也未设有专门分科。民国教育部1934年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到1895年以前，所办各类学堂，“其目的皆在培养实用人才，以济当时之急，尚无大学教育之可言也。”不过，此期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已对洋务运动作过不同程度的批评，认为洋务派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引进，是“遗其大体而仅袭其皮毛”，（注：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序，转引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第327页。）应提倡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在文化教育上，他们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扩大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而非局限于语言和技术方面；建议改革科举制度，提出“选材于学校”的设想；盛宣怀的得力助手郑观应还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系统，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这些真知灼见，在洋务运动气运未衰的时候，只能见诸言论，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

甲午一战，代表洋务运动最重要事业的北洋水师惨遭覆没，清政府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民族危机急剧加深。同时，深重的灾难又是精神上的刺激剂，中华民族群体意义上的觉醒也由此开始。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在反思民族的积垢，探寻国家与民族的新出路。特别是继改良派思想而起的维新派人士，集结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周围，揭起救亡改革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革新变法的维新运动。在文化教育上，维新派具体提出了改革科举、系统学习西学、建立新式学校制度、普及教育的设想，隐约地勾画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轮廓，为甲午战争之后我国广兴新式教育作了舆论准备，起了实践导向作用。

实际上，除思想激进的维新派外，甲午之后洋务派、清流派，甚至一些顽固派，还有散在民间的乡绅士子、城市工商业者们，无论在朝在野，是官是民，都在痛彻反思民族前途，不同程度地要求学习西方、变革内政，以抵御外侮，挽救危亡。尽管他们派别不同，但是都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的基础又在于教育，衰败的科举教育非改不可，兴办新学事不宜迟。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于是，甲午战争成为我国开始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契机，建立新式学堂的风气由此开启。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盛宣怀总结技术实业学堂的办理经验和教训，针对多年来难以造就高级技术、行政管理人才的困顿，进一步仿行西方分层设学的学校体系，顺势应变，于1895年率先创建北洋大学堂，内设二等、头等学堂。翌年，又设立南洋公学，内分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头等学堂、上院学制4年，招收接受过系统的初等、中等教育的学生，分门学习工程、法政等专业，明确定位为“外国所谓大学堂也”。（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第25页。）

南、北洋两学堂的相继创建，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正式产生。此已为学界所认可，周予同认为：“普通分科大学的成立，当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所奏设的天津西学学堂中的头等学堂为最早。……继天津西学头等学堂而设立的，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所奏设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注：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第190页。）刘炳藜亦称，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为中国新式大学建设之始”。（注：刘炳藜：《教育史大纲》，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432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天津）西学学堂及南洋公学之头等学堂及上院，要亦我国大学教育之雏形也。”（注：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学校教育概况”，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0页。）陈旭麓指出：“南北洋学堂同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首倡。”（注：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夏东元认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注：夏东元：《盛宣怀传》前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中写道，南、北洋“两校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嚆矢”。（注：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的出现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从开办时间来看，以天津中西学堂为最早，已具有大学雏形。”（注：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早在1906年，盛宣怀亦曾称：“自后该局（轮船招商局——笔者注）官利之外，提出余利二成，创办南、北洋大学堂两座，培养学生数百人，是为学堂之嚆矢。”（注：盛宣怀：《轮船招商局节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5页。）

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创建，适应了甲午战后全国上下对兴办新学、广育人才的强烈吁求，又得盛宣怀及其主事者的倾力办理，恪守既定章程，管理良善，成就较高。北洋大学堂办至1899年即有首届学生毕业，南洋公学至20世纪初年声誉渐起，为当时朝野人士所称道，视为“大学堂”。1902年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称，南洋公学是京师以外所设学堂中，办学成效最好者之一。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曾对盛宣怀幕僚吕景端说：“张野翁（即张百熙）以下及京师大夫早认南洋公学为南洋大学堂，不妨径请作为大学堂。”吕景端也认为：“公学规模程度，实在各省未设之高等学堂之上，故折中径请作为南洋大学堂。”（注：吕景端：《致盛宣怀函》，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页。）1903年初，梁启超著文称：“我国现存诸学校中，其程度之稍高者，犹推南洋公学。”（注：梁启超：《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近代十大家尺牍（四）》，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页。）可见，盛宣怀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两所近代大学，且办理成效卓然于世。

尽管南、北洋两学堂从课程设置、生源师资、教学水平等方面来看，还只能算是近代大学的雏形，且北洋大学堂办至1900年因战事暂停，但是它们的创建，在近代高等教育蹒跚起步时已属难得。两学堂与1898年京师大学堂一起，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大学，是1901年新政施行，各地高等学堂兴起之前仅有的三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然而，以国家名义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于戊戌变法期间筹办，因政变发生虽未废，但亦时断时续，至1902年已名存实亡，“开办约有二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注：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1902年2月13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因此，南、北洋两学堂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轫时期的重要成果，对清末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力地助推了近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此后分别发展为近代著名的北洋大学和交通大学，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闻名。如今，两校后身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仍然是国内知名高等学府。由此可见，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开创者，盛宣怀一手创开的两所大学，在当时以及之后，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拥有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