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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办学主导权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盛宣怀幕僚钟天纬是主要筹建者之一,负责购买办学地基,在向盛宣怀呈报购地情形的多封信函中,校名都称“南洋大学堂”。1896年8月,他的幕友谢家福在苏州五亩园创办学堂,打算“偏重桑梓,专意三县儒孤”而称公学,盛宣怀对此表示异议。尽管盛宣怀及公学章程对校名作出了明确解释,然细究其故,大致缘于作为绅商身份办学的盛宣怀,试图独立创建一所能

盛宣怀不是晚清教育部门的主管者,然而早在1895年,他就积极总结此前自己办理电报、矿务等技术实业学堂的经验得失,领先教育部门,“跨界操作”,提出一份仿照近代西方学校制度的全国捐设学堂规划,拟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3所,全部办学经费由其管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认捐。规划中的2所大学堂名称,即“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注:盛宣怀:《北洋大学堂等捐款单》(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档:044280-3。该捐款单作为盛档044280-1“上海经正书院归公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的第二份附件,但字迹与前两件显然不同,也未注明年份。这里依据1895年盛宣怀亲笔所拟《天津头等学堂章程》中“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及《二等学堂章程》中“二等学堂即外国所称小学堂……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于各郡县”等语,又据1895年8、9月间盛宣怀与王韬商议创办上海时中书院的史实,推断该捐款单规划时间最早为1895年10月设立北洋大学堂前后,最迟则在上述附件随件时间1896年6月。)北洋大学堂当年10月在天津设立。1896年初春,盛宣怀着手在上海创建南洋大学堂。筹备初期,筹建者及知情者均如捐学计划,称校名为“南洋大学堂”“大学堂”,而未见称“南洋公学”。盛宣怀幕僚钟天纬是主要筹建者之一,负责购买办学地基,在向盛宣怀呈报购地情形的多封信函中,校名都称“南洋大学堂”。(注:如盛档044472:《购买南洋大学堂地基领用银数清单》;044866-1:《将续买南洋大学堂地基经手钱帐单》;另有钟天纬:《报销大学堂地基杂费清折》(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见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历史档案:《南洋公学呈奏筹办公学及清朝督办盛宣怀的照会》(1897—1904)。档号:ls3-001。)1896年6月1日,热心兴学的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给盛的信中亦称“大学堂”:

上海大学堂已奉南洋批准,与沪关会议创办,其基地嘱鹤笙下商等因。照鄙见似以归并经正书院最为相宜。……又阅示中若得我弟台主持,足应南、北洋大学堂之选一层,尚须斟酌。

1896年5月,钟天纬函告盛宣怀称,三等公学堂办理数年后,毕业学生“足以应南、北洋大学堂之取”。(注: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4月26日),盛档:069926。)经元善曾对盛宣怀说,自己一心筹办中国女学堂,“无非仰体吾公特创南、北洋大学堂,效西法男女并重之余波。”(注: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五日,1897年10月30日),盛档:044154。)此后,盛宣怀亲笔所拟《轮船招商局节略》中也言:“北洋即以所还官款拨造开平至塘沽铁路资本,自后该局官利之外,提出余利二成创办南、北洋大学堂两座,培养学生数百人,是为学堂之嚆矢。”(注:盛宣怀:《轮船招商局节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5页。)以上种种,都说明盛宣怀规划在上海设立类似北洋大学堂性质的“南洋大学堂”。

然在1896年8月盛宣怀呈给刘坤一的筹备章程《南洋公学纲领》中,明定校名“南洋公学”,章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就校名作出解释:

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曰南洋公学。(注:《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盛档:044964-2。)

1896年10月、1897年1月,盛宣怀先后两次呈请设学的奏片《请设学堂片》《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也均称校名“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纲领》中对校名的表述几乎未作任何变更地列入《南洋公学章程》(1898)第一章第一节“设学宗旨”。1897年4月正式开学时称南洋公学,年底学校启用“总理南洋公学关防”,“南洋公学”校名遂正式定名,而“南洋大学堂”之名同时“销声匿迹”。

“南洋公学”中,“南洋”易于理解,一是与早一年创建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呼应,正如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所说:“是叫人们注意这个新学府的所在地同北洋大学之间的差别。”(注: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1931年5月),《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10页。)二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人们通常以长江口为界,南面沿海称南洋,北面沿海称北洋;清政府设立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分别管理南、北洋范围内的对外通商、外交关税等事宜。公学建在位于南洋的通商巨埠上海,所以取名“南洋”。关键是“公学”两字的释义,依照《南洋公学纲领》解释,是由经费来源之故,参照外国学校半由商民捐办、半由官方扶助者称“公学”,盛宣怀所办学堂经费由招商、电报两局捐给,而两局是官督商捐的洋务企业,因此定名“南洋公学”。

盛宣怀本人对“公学”之名还有一番延伸性的解释。1896年8月,他的幕友谢家福在苏州五亩园创办学堂,打算“偏重桑梓,专意三县儒孤”而称公学,盛宣怀对此表示异议。他致函谢家福说:“苏堂若果专收三县儒孤,只可名为义学,由本省捐款办理,归入义举,未能名为公学,动用公款,致使各邻省效尤,以义学而请拨公款也。”与动用公款的公学相比,义学“未必能如公学造端之宏也”。总之,他认为公学应该是“学资不出于一方,士籍不拘于一省……其学生卒业给凭,与国家大学堂身份无异”。(注:盛宣怀:《致五亩园学堂谢家福函》(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96年8月7日),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6页。)谢家福听取盛宣怀意见,将学堂改称苏州五亩园儒孤学堂。总之,公学经费源自众商捐助归官的公款,生源来自全国各地,造就的是高深人才,享受国家大学堂毕业生待遇。

既然公学毕业生与国家大学堂身份别无二致,为何不径称“南洋大学堂”,而将规划中“南洋大学堂”更为“南洋公学”?尽管盛宣怀及公学章程对校名作出了明确解释,然细究其故,大致缘于作为绅商身份办学的盛宣怀,试图独立创建一所能够掌控的大学堂,不愿意地方政府过多插手其间。然而,当受到来自中央、地方政府的各种牵制时,为了妥善处理学校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减少办学阻力,不得已做出相应变通,在校名上做起了“文章”。

盛宣怀筹备在上海开设“南洋大学堂”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已“奉谕旨在沪另创大学堂”。(注:经元善:《上海经正书院归公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盛档:044280-1。)当时,清政府采纳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同意在京师、上海各设大学堂一所。1896年12月,光绪帝就盛宣怀奏请设学的谕旨中“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一语即指此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189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刘坤一也是兴办新式学堂的积极倡导者,甲午战败后曾奏请“将各处书院径改设西学”,并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注:刘坤一:《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95年9月),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奏疏”,第24卷。)北洋大学堂创立后,刘坤一曾专电盛宣怀:“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是祷。”(注:刘坤一:《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1896年2月18日),《愚稿存稿》第24卷,第11页。)这时正逢1896年农历新年,由此可见刘期待仿行创办新式大学堂的急迫心情。

1896年初春,盛宣怀赴南京见刘坤一,提出在其治下的上海创办大学堂,刘欣然答应,并指令驻上海的江海关道黄建筦协助办理。前述经元善致盛宣怀函中说:“上海大学堂已奉南洋批准,与沪关会议创办。”(注: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896年6月1日),盛档:044304。)又说:“兹悉大学堂系沪关黄道宪与盛杏宪同办理,元善曾以愿将经正书院归公作为始基。”(注:经元善等:《上海经正书院归公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盛档:044280-1。)都说的此事。

但是从此后整个学校创建过程来看,盛宣怀从未与江海关道商议过办理公学事宜,从筹备人选、办理经费、办学章程等,都是其一手经管,绕开了两江总督及江海关道。既然中央政府也规划在上海创办大学堂,而盛宣怀又不愿意与地方政府合办“南洋大学堂”,那也就只能放弃原校名,另“取其名而留其实”了。

尽管取名南洋公学,且煞费心思做了周全的释义,然而开办之初英文名称却称“Nanyang University”,这也能反观盛宣怀弃名留实的本意,只是到了1897年底监院福开森来校后,建议改为“Nanyang College”。(注: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1931年5月),《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10页。)由此可知,改名南洋公学实质意在掌握办学自主权,既不与中央政府办学意旨相违背,又可以不为地方政府掣肘。

此外,还有两个例证可以补充证明上述判断。一是1898年12月,南洋大臣刘坤一下令在上海筹办一所商务学堂,意欲借原来拟办南洋公学的高昌庙地基,常年经费暂由南洋公学通融筹措。盛宣怀与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反复磋商后,以该地产业已出售,公学经费亦不敷用为由,申明公学无力承办,建议由商务局会同江海关道,借上海华洋荟萃之利,集捐开办。实际上,盛宣怀很热衷办理商务学堂,只是不愿意成为地方政府筹集办学经费的工具,或者过分依赖政府而失去办学自控权。二是关于北洋大学堂更改校名,1898年9月,北洋大臣荣禄拟将北洋头等学堂更名为“北洋高等学堂”。盛宣怀则指令北洋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将学堂改名为“北洋公学”,“俾与南洋一律”,后因总教习丁家立激烈反对而作罢。(注:王修植:《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盛档:044960。)联系南洋公学校名情事,盛宣怀拟更改北洋校名的打算,内中包含的抵制地方政府控制学堂的意图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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