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感”引发的专业学习

Grace“从小就想当老师”，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特别羡慕老师的权威，“喜欢在家里模仿老师”，比如曾经在期末考试前把同学叫到家中，自己给他们出考卷做并进行讲评，结果自己出的很多题目第二天都考到了，所以做得特别好，因而非常喜欢做老师，最好是幼儿园老师。因为初中成绩好，Grace被自己的老师劝去读高中，高中时，喜欢外语且英语学得很好的Grace对未来职业“概念很清楚，就是要做英语老师”。Grace上了大学之后，仍一直想做一个中学英语老师，后来读完研，“误打误撞”成为高校英语专业教师。

到现在，Grace已在高校工作了九年。前五年Grace特别有教学热情，“觉得这个工作特别好”，“轻松，无忧无虑，然后很单纯、很简单，就是感觉和读书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有充足的时间，因而刚刚组建家庭的她“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带孩子”，再加上没有学习的要求，也没有考虑职称问题，“没有任何压力”。从第六年开始，Grace的孩子稍微大了一点，身体也更好了，似乎不再那么需要Grace。也就在这时候，Grace开始感到收入很低，需要评职称了；再加上学生就业形势不太好，学生也越来越差，很多专业在砍，比如与外语很相似的中文就被砍的很严重；学校的各种评价也转向以科研为主。这多方面的冲击让Grace减少了教学热情并产生了“危机感”，她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觉得过去五年荒废掉了，“有脱节的感觉”，于是Grace“总想做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好”，感到自己“除了会教外语之外也不会做什么，就觉得要么就是继续往下走去，要么就是得学点新东西，相比觉得还是继续围绕着老本行再做点什么可能简单一点”（Grace/I/2—3）。后来Grace参加博士入学考试，成为一名博士生。在博士学习中，她积极地学习专业知识和申请科研课题，学得很开心、很自信，也很有收获。但结束学业课程回到原来的职业生活中，她的积极性又有所减弱。

Grace的学习背景表明，虽然她具有强烈的英语和从教兴趣，但也是在外界影响下成为高校英语教师的。其中，她个人对英语的兴趣、内在想当老师的想法以及小学时模仿老师的快乐体验让她对成为英语教师产生了兴趣。人际因素方面，Grace中学时期的老师劝她读高中，而不是按照Grace自己的意愿读中师成为幼儿园教师。这又透视着国内多年来基础教育中的量化评价体系，因为像Grace这样的好学生可以增加学校的高考入学率。这样，Grace一直读完大学和研究生，成为高校教师。职业生活方面，Grace刚入职时教学质量好，但因为主要承担着家庭角色而在专业上有所荒废。这种荒废在后来家庭责任稍微减轻一点时给她带来了危机感，她开始转向寻求学历提升和学术发展。这成为她转化性学习的主要来源，也是她职业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