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夏印刷术和书籍业的特点

简析西夏印刷术和书籍业的特点_文博耕耘录

简析西夏印刷术和书籍业的特点

李　彤

1908年～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发现了一座装满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的佛塔，它犹如古代的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俄藏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全，是最具代表性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学者多角度地利用黑城文献，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俄国学者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西夏书籍业》即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利用黑城出土文献，全面系统地对西夏的书籍业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制作材料、制作手段、装帧艺术、出版事业等。在该书中作者还用较长的篇幅，对西夏书籍中的插图进行了详细阐述，并结合插图进行人种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本文仅就有关资料结合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西夏印刷术书籍业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西夏书籍的制作材料

（一）纸

具备物美价廉的书写和印刷材料是书籍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古代，最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莫过于纸。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纸。西夏兴起以前，作为文化生活不可分割部分的纸在整个东方广泛使用。与西夏同时期的宋朝，造纸业繁荣发达。西夏的书籍事业自建国时就已开始，但当时使用的纸并非西夏自己所造，而主要从中原输入。同时，西夏人还用宋朝的过期档案印刷书籍，如由西夏刻字司刻印的文书印制的。大约到仁宗仁孝在位（1139年～1193年）的后半期，西夏的造纸业得到广泛的发展，此时西夏不再使用宋朝纸了。西夏人采用和发展了他们的祖先和近邻更发达的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造纸工艺。当然，他们也根据当地条件给造纸技术注入某种新工序。苏联制浆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实验室曾从黑城文献上取下十几个纸样进行化验。虽然纸样的外表不同，但化验结果却有惊人的一致性：1.都是破亚麻布和棉布做纸浆；2.破亚麻布纸浆中含有大麻纤维杂质；3.都用破棉布做纸浆。由此可以认为，西夏纸主要是用破布造的。但西夏也用植物纤维直接造纸，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一件西夏书籍的纸中含有植物纤维、木片甚至植物种子等成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西夏纸的横帘纹通常是每厘米7道，每厘米6道的很罕见，每厘米8道的少见，每厘米9～10道的更少。有的纸上出现许多细帘纹，每厘米多至30道，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西夏在制作书籍以前，要将纸张进行加工，以便纸质得到改良。方法是在纸面上涂上糨糊或石膏。西夏纸的种类很多，依据颜色、表面结构、帘纹，可将其分为白纸、黄纸、红纸、薄灰纸、用做财产清册的纸、带浆液痕迹的厚纸等。西夏最流行的染成黄色的纸，主要用于抄写佛教作品。

（二）颜料的黏合剂

颜料和纸一样，也是书写和印制书籍所必需的材料。西夏书籍使用的颜料有墨。西夏墨的制法与宋朝墨的制法几乎无区别，两者都用某种植物的烟灰做主要原料。西夏文“墨”字的偏旁“卅”表示树木和植物。在西夏写本中往往用红颜料代替普通墨汁，主要是为了画栏线界行，有的用朱砂，有的用颜料，西夏特藏的登记者认为是“红墨”（实际上目前难以说明究竟是什么）。红色的深浅程度从暗橙黄色到鲜红色，有的颜色呈浅红橙黄，有的是红砖色。发现有用朱砂写的标签。另外西夏也使用专门的褐色墨。西夏写经中还使用金粉。有一件佛经就是“蓝纸金字”，由于时间的关系，蓝色变得发黑了，金字变成了浅黄色。

西夏文字典《文海》中释“胶”一词时，讲到了西夏黏合剂的成分和制法：“用皮革鹿角和鱼熬胶。”（《文海》第1卷，第247页）由于西夏地域干旱和缺乏植物，所以西夏人主要用动物的有机物制胶。

二、西夏书籍的制作手段

（一）写本书及笔画和书法

写本书是黑城文献的重要部分。写本书即用手工抄写的书，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笔画和书法。西夏字的字形在某种程度上搬用了汉字，西夏字的某些笔画和有些汉字笔画很相似。西夏特藏中的大部分写本用的标准字，可以称其为“多角体”，即一笔一画不加不减地写出来。由于每个书手写的笔体不同，因而多角体西夏字的书法各异。

和汉字一样，多角体字中也可以称作斜体字和简化字。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因为写字时可将一个字的偏旁部首简写或草写，这些字的笔画有的很细，有的则相当宽。有些情况下写法很特殊，只好说成是模拟的斜体字。西夏写本中多角体字变成斜体字和斜体字变成草书字的数量很多很多，因此也难以作出精确统计，只能依据多角和草书笔画占明显优势的状况相应地分成以下三类：半斜体字（向斜体转化的多角体）、向草书转化的斜体字和半草书字（草书笔画占优势）。

作为一种特殊的笔画应该提到草书。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原来的多角体笔画不仅完全改变、简化，而且常常互相合并，构成好像是统一的。

特藏登记册上称作“仿草”的草体字的外观处于特殊位置，这种草体字可以分成好多种。其中圆笔画的仿草最流行，这种字一点不像西夏字，倒很像汉字的“蝌蚪字”。

同上述接近的另一种仿草的笔画上有棱角。有时候草体字的个别笔画合成一笔，有点像字母文字。

有几种笔体的写本也呈现出特殊现象。一种情况是大多角体字同小斜体字交替出现。其次是在同一件写本中，斜体字中挤进几行几乎是仿草体字。所有这些字像是由不同书手写成的。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看到有向草书转化的斜体字，由4种不同笔体写的多角体字的各种样品，还有几乎整篇都用仿斜体字写成的经文，这种仿斜体字在最后一面变成了草字，这些也是由不同字体写成的。

除了抄印宗教著作时经常使用多角体字以外，主要使用于草稿和公文中的草书也应当是一种在特别隆重场合的特殊笔体。

西夏特藏的某些书籍和写本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众所周知，西夏人除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体系以外，还使用相邻民族汉、吐蕃、回鹘的语言，那种“不认识的字”可能是我们不解的某种中亚文字。西夏特藏登记者认为，不认识的那些字是普通西字的不同笔体和特殊记号。

西夏写本书的主要形式是卷子装、折子装和梵夹装，蝴蝶装或册页装的写本书比较罕见。

（二）印刷技术

黑城发现的最早的西夏文木刻发书为1085年印制的，其装订形成是卷子。如果考虑到西夏字创制于1036年，那就可得出结论：西夏字发明后，可能是在元昊时期，西夏人的印刷术就出现了。西夏人仿照宋朝书籍样式以及书籍页码经常使用汉字的事实，似乎说明了汉人在西夏人印刷术产生过程中起的巨大作用。西夏国引进印刷术的时间及其所表现出的痕迹证明，西夏人大概采用了邻国完善的印刷工序。与早已熟悉印刷的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相邻，使西夏人可以直接进行仿效而不需要重新发明印刷术。

同当时的多数远东、中央亚细亚国家一样，西夏国的印本书是木刻本。刻印方式和版画一样，是将文字刻在木板上。在黑城发现了6件雕版件全是文字，两件是画像。

根据在黑城发现的木刻判断，西夏人制作了不同面幅的雕版。折本装书页画的通常高度为21～28厘米，标准长度为54厘米。根据这个数字可以判断出折本装雕版的面幅。蝴蝶装书页是将一版印成的纸张对折成两页，其平均长度为36～38厘米，平均高度为25～30厘米。当然，上述面幅也存在误差。

黑城出土的西夏雕版适用于印小开本的书籍，其中最小的折面长13厘米，高8.7厘米。有两块雕版的面幅大致一样：长17厘米和16.7厘米，高11厘米和11.7厘米。有一块只存半版。据所存部分判断，其长22厘米，高15.6厘米，此残版是已发现的雕版中最大的一块。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会博物馆收集品中也没有与西夏相邻的民族印刷品的雕版，因此无法使其与西夏雕版进行比较。西夏雕版的雕刻深度为2～4毫米，字的尺寸基本相同。字高0.8～1厘米，宽0.7～0.9厘米，行距0.3～0.6厘米，有些字笔画长，占据了行间空隙，因而影响到对行距的准确测量。字距一般不超过0.5～1厘米，间或发现有的字距为2～3厘米。

在实际使用雕版时经常有这种现象，将原来刻过的地方挖掉，另外补一块重新刻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集品中的一块雕版上就有这种补刻的痕迹。那个雕版右边的框外宽1.9厘米，没有刻字，上面镶嵌了两小方块木料。它们直接连在一起，形成长3.2厘米的矩形。其中一块脱落，另一块为1.4厘米×1.2厘米，上面无字。显然此处原先有字，不然用不着修补成“空白”。总之，这块雕版带有明显的破坏痕迹：被砍掉了半截，反面的缺口或切口很不规则。

有的雕版上下两面都刻了文字，这样就可以印出四折面。这是为了省料还是使用起来方便，难以断定。但是在整个中央亚细亚发现了不少古代木制品，可见问题不在于缺乏木料。这种现象也出现在邻近国家的雕版中，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特藏收集的雕版中，也有双面雕版。

刻印画像的雕版十分可贵，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搜集品中保存了两件。其中一件的印鉴多次在现今的刊物上公布。版画一刻着一尊站在莲花上的大佛。雕版被锯成佛像轮廓形状，佛像很大，这使我们认为此雕版是专门印佛像的。这种印刷的画像广泛流行于整个中央亚细亚。

雕版上的汉文题词没有说明此雕版是中国工匠刻的，当时西夏皇室通行相邻民族汉族、吐蕃族的语言。关于这点无论文献史料还是黑城发现的残卷、书籍、封皮和书签上的题记以及页码形式都能证明。

第二块雕版是带有佛像的窄长条，一排佛坐在莲花上、印契各不相同，各佛之间用不同的树枝图案隔开。一眼就能看出，这同《慈悲道场忏罪法》页面上端的传统装饰图案是一样的。该西夏特藏中有好几件，类似的佛像在《佛名经》中也遇到过，但这块雕版的许多特点都同《慈悲道场忏罪法》相像。

用另外印的木版画作写本和刊本插图的现象不罕见，只须指出单个的《般若婆罗蜜多经》书籍即可，因为那上面的版画都一样。敦煌特藏中有的文面上印着佛像画的写本。类似的雕版，例如刻着一排怪物头像的雕版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西夏特藏没有编号的雕版收集品中就有。

由于印刷术在西夏人中曾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雕版和没有记得完的雕版是可以预料到的。西夏特藏中就有这类未刻完字的甚至完全没刻而只是用颜料写上字的雕版。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夏收集品中的一块雕版的背面，透过粘附的黄土层发现有墨写的文字，遗憾的是由于保存得不好，目前还认不出来是什么字，有一个字垂直于保存下来的另外两行字。推测这个字表示雕版的序号，但不可能，因为西夏数字很好认，很可能是试图刻另一经文时所写的字。

用木版印刷时，经常有用新雕版代替部分雕版或用两块拆开的雕版进行套印。保存在西夏特藏中的字书《文海》就是这样印的书籍的样本。现在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雕版可以多次印下印张，要发现它上面的墨迹是困难的。但是在一层现代的印刷颜料和一层黄土下面可以发现黑色的散碎物。这一层散碎物相当厚，目前还没有进行化学分析。

某些木刻版上遇到的褐色墨汁，可能依时间的长短而定。但是应该想到，中世纪欧洲的木刻家使用的褐色的颜料及其装帧同东方很相近。如果这不是偶然的相似，关于欧洲印刷术受到东方影响的说法就得到了证实。

从黑城发现的雕版和木版印刷物可以得出结论，西夏国的印刷术在质量和数量上并不亚与其他相邻的国家。

（三）活字印刷术

远东和中央亚细亚不仅掌握了雕版印刷术，而且也掌握了活字印刷术。

中国的“布衣”毕昇1041年～1049年发明白胶泥活字没有流行起来。有人指出，早在毕昇以前的10世纪，就有人曾试图用铜活字印书。但是这些试验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痕迹。在元朝，1341年山东人王祯使用木活字印书，他把刻了字的雕版锯成单个的小方块，他还首次使用了转轮排字盘。有过用锡活字印书的试验，但是没有得到推广。

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表明西夏人熟悉活字印刷术。但是西夏特藏中有一本好像是用活字印的，印出的字行排列不均匀是做出这一推测的根据。有些字歪斜得厉害，这种歪斜不可能归咎于刻工的粗心或者是刻工的手艺不高，因为这种现象甚至在质量最差的印刷物中也没遇到过。

（四）印刷质量和印数

西夏国木版书的印刷质量是十分参差不齐的。大量的残卷和完整的印本书使我们能说出质量上互相差别的印刷物的某些种类。注有日期的早期木版书样本，当字体印得不太大时，印刷质量优秀。在较晚时期（根据纸质判断）的木版书中，也发现有各种形状的大黑体字。字典《杂字》可以作为刻印精良的例证，上面的大字笔画工整，线条清晰，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看到的远东和中央亚细亚国家名贵雕版刻印的第一个印张。字典《文海》和《文海类编》可以作为中等质量的木版书样本。如上所说，这些字典大概是一起出版的，用宋朝的次等纸印成的这些字典，随着时间的流逝，损坏严重。此外。它们好像是由不同的雕版印刷的。总之，从字形、字幅、页面质量和白口的距离上可以看出有很大差别。其原因或者如上所述，或者是由于版文为不同书手所写。

遗憾的是上面所指出的差别并非总是综合在一起的。有时在字数和字幅相同的情况下，白口的距离并不相等，甚至差距很大。另一种情况是所测白口的距离并不相等，甚至差距很大。另一种情况是所测白口的差距不大，对此我们宁愿相信是雕刻不准确，也不愿相信是不同刻工所为。总起来说，根据已知的资料可以分成至少5组。书、字幅和其他一系列资料证明，这些字典的字或者由几个刻工所刻，或者是早在刻版前由几位书手所写。

分出韵脚的括号也屡次变更，从描绘上简单的装饰图案到复杂的小花饰。根据这些装饰图案，很容易将一组雕版同另一组雕版区分开来。但是经常在同一页面可以发现各种形式的括号。这种现象在两本字典卷首、中部和卷尾部可以看到。看来，制作字典雕版的书手和刻工没有极力追求同一式样的页面装帧。

由不同刻工制作的几种雕版印刷的书籍，在木版印刷品中司空见惯。有时候，如果部分雕版被用坏，就换上新的。也有几个零星雕版拼成一套雕版的习惯。这种雕版印刷的书籍在中国被称为“百衲本”。

有些地方不得不拿墨汁亮度和印刷清晰度作为推测用新版代替废版的依据。两本字典上的字经常轮廓模糊，被蹭掉或看不清楚。这就说明我们见到的已不是第一印张，而是用已经用坏的或磨损的雕版印出的印张。

西夏木版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缺损的、印得不好的书籍。最常见的缺损情况是印刷不清晰，这大概是用了旧的、磨损了的雕版印刷的缘故。有时候所刻的字栏线印不上，这可能是刻印质量不高的原因。印刷的亮度逐渐减弱，说明不是每印一张涂抹一次墨汁。

在两种场合我们看到题记中提到西夏文和汉文印刷品印数为十万卷，有一次为一万卷。在黑城收集品的汉文部分里有印数资料，是两万卷、五万卷、九万三千卷、十万卷。五万卷的印数中提到用汉、西夏两种文字刻印，十万卷的印数中提到用汉、西夏两种文字刻印，十万卷的印数中提到用西夏、汉、藏三种文字刻印。

三、西夏书籍的版式及装帧艺术

（一）栏线、界格和小花饰大多数西夏书籍都有简单的黑色栏线和界格

栏线是写本书页面装帧的主要形式。卷子装和折子装写本书籍通常是沿上下整个面画两道横线，这样也就画出了天头和地脚。在页首（右边）再用一道竖线画出右页边的情况很少见。写本中有时出现彩色栏线，多半是红色和橙黄色。有时遇到两种颜色的栏线，例如是一道黑线和一道红线，或者一道褐色线和一道绿线。

木刻本中发现有用图案装饰的栏线，有时候它和同样装饰的界格一起，构成统一的整体。最常见的是立柱状的栏线。立柱通常为黑底白边，顶部有一朵生出云团的莲花。有时顶部只有一朵莲花（没有云团）。莲花有时位于立柱的中部或底部。没有黑底的立柱很少见。

由植物图案和飞天组成的界格很华丽。界格上部为树枝式的拱形或者为华盖，从华盖上垂下飘带，界格下部往往是一朵莲花。

有装饰图案的界格有时配以同样绚丽的装饰栏线，栏线四角为正方形的十字图案。专门著作中没有提到宋刊本中有类似的装饰图案，因此，这种特殊的书籍装帧形式是西夏人首次使用。界格也有彩色的。栏线的形式虽然一样，但在栏线的颜色上却不相同。写本书通常画栏线用的墨汁就是抄写该书时用的墨汁，这样的栏线在特藏中占多数。有的写本中是彩色栏线。最常见的是使用不同色调的红墨栏线。有时写本的栏线是双色的。这样的栏线绝大多数是黑红两色。个别情况下有褐色、黑色和浅绿色画的三色栏线。有一种情况，栏线颜色是很淡和洗刷过的浅灰色，正如在高位放大镜下观察到的那样，使用的是稀释过的墨汁。

有两件折子装写本栏线和界格好像是事先用木版印上的。特藏中尚未登记造册的一些残片中保存了几小块有栏线和界格但是未写字的纸片。

界格同样是写本书页装帧的重要形式。包括梵夹装和蝴蝶装在内的所有形式的写本书中都有界格。正如我们在下面谈到的那样，印本书中也有界格。通常界格和栏线一样，是用普通墨汁画的。但也发现有彩色界格，例如红色或橙黄色。有时彩色界格配以黑色栏线，有时栏线和界格都用红色。蝴蝶装和册子装写本中的栏线和界格只用墨汁。所有形式的写本书中虽通常总是缺少栏线，但大多数还是有天头和地脚。

远东和中央亚细亚其他民族的书籍正文中很少见到的小花饰，西夏书籍中却广泛出现。小花处心积虑出现在一段话末尾和另一段的开头。小花饰的大多数形状是四片菱形组成的不同图案。这种形状大概发端于十字图案，是佛教书籍中常用的符号。

（二）页面和外观

远东和中央亚细亚各民族书籍的“页面”主要是指书籍“蝴蝶页”，在某种程度上也指“折本页”和“梵贝页”，但没有发现黑城有印本的“梵贝页”。

印刷折本装页面同写本的差别较小，通常没有界格，耐碱一般为汉文数字，在两纸粘接处。

蝴蝶装的页面装帖形式多样。蝴蝶装书籍的页面是将一页对折为二，文字向内，因此习惯上看成不是书籍单的一面，而是对折的两面（即一页）。版心上围有细线的白口将一页分为两半，白口上注明耐碱和书名简称，上下画两道横线；白口上不刻正文；两边的文字围有栏线。大多数情况下上下单栏，左右双栏。黑城发现的所有雕版每面的行数相同，都是5～6行。字数大概取决于排版情况。遇到书题、目录、每段开头和结尾时，该行的字数不定。一般来说每行都有固定的字数，有一块雕版为每行9～10字，这大概是小型版本（不论开本大小）常见的字数。蝴蝶页折面上的文字总是在栏线里。在某些场合也遇到界格。从整本来看，西夏木版书的页面装帧一般是仿效了宋代印本书页面的装帧。

（三）装订形式

西夏的书籍形式有卷子装、折子装、蝴蝶装、梵夹装和册子装。卷子装是将若干张纸相粘，在粘连的长条纸带一端粘根木棍，围绕木棍从左向右将纸卷起，故称卷子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收藏品中，折子装形式主要是写本书和文书，印本卷子数量很少。折子装是卷子装的演变形式，当把卷子按同样的折面左右连续折叠起来，就形成折子装。折子装的背面和卷子的背面一样，也不写字。西夏特藏中有大批折子装书籍，主要是佛教内容，所以折子装又称“经折装”。写本和印本书籍都有折子装。卷子装和折子装的区别在于折子装有折缝，而卷子装没有。将书页叠成折子也有不方便处，因使用时必须要拉开才能阅读。于是人们又想出一个办法：把一张大纸一折为二，形成两面，文字相向朝里，将书页从反面折缝的地方互相粘连。这种装订方法，打开书时两面有字，另两面无字，因而被称作“蝴蝶装”。西夏书籍中还有“双蝴蝶”，即将一个蝴蝶页套在另一个页里面。蝴蝶装的出现，使书籍装订向现代装订形式迈进了一步。“册子装”是将写本由叠面两折、四折和更多折面的纸页组成。西夏特藏中有一件被叠成八折面。这种装订形式有时像中国现代书籍那样，有时一页的两面连成一面。它同中国更晚时期的单面合页书籍很相近，这种书籍经常用线装订。收集品登记者象征性地称其为“欧式册装”。还有一种装订方法在远东很少见，但在中央亚细亚却广泛流行。而且在某些地方如西藏，则成为书籍的主要装订形式，这是对印度贝叶装书籍的模仿。这种书籍的书页是长纸条，两面都有字，书页中部常被打上专门的小孔，用绳子穿起来，有时也不穿绳子。这种装订方式称“梵夹装”，而且只用于佛教著作。

四关于西夏的出版业

在西夏的有些木版书中提到出版这些书的机构——记得字司，估计这个机构自然就在京城。由此可见，在黑城发现的某些木版书是由政府的机构在京城刻印的。提到的译者兰山派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的姓名也间接证实了京城的出版情况。

收集品中其他木版书字体的多样性说明，在黑城发现的不仅仅是政府印书局的出版物。而印刷雕版的发现证明，在黑城本地就有出版业。

西夏文遗书的写本和刊本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同书籍有关的人名。为了解致力于西夏的出版业的人们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皇帝致力于佛教文献的翻译、校订和传播

西夏的皇帝们从立国初期就推崇佛教，他们的政权有时甚至具有神权君主专政的特点。例如仁孝皇帝就担任宗教界的一种最高职务，并且是宗教界半个统治者（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第240页）。对佛教的这种爱好被解释为，是由于西夏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鼓励将佛教文献译成西夏文，并在其臣民中加以推广。

西夏文遗书的译者也有皇帝的名字，比较常见的是梁皇后和一位不知名的西夏皇帝。

西夏皇帝的尊号只是从汉文史料中得知的。而秉常和乾顺的尊号没有上面所引的那些称谓。如果根据传记资料判断，这两位皇帝翻译佛经，特别是同自己的母亲一起翻译佛经的可能性不大。那些排在皇后尊号后面的皇帝尊号表明，他们正是皇后的儿子，而不是皇后的丈夫。

长期处于母亲监护下的秉常，是一位学识不高的人。除了同邻国的削弱西夏国势的长期战争之外，他的统治平平常常。他没有进行过任何革新。

乾顺比起他的前辈要幸运得多，他未能和其母一起主持翻译佛教文献的工作，因为他母亲去世时他才16岁。总的来说他最有可能主持译经工作，他是一位刚毅、求实、有本领的统治者，他很重视教育，并且在1101年建立了国学。

因此，上述称号的“某皇帝”是谁的问题目前依然是个案。孟列夫在私下谈话中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西夏皇帝不是佛经的实际译者，而只是挂名的译经人。

另外，完全应该谈到仁孝（1140年～1193年），他是西夏皇帝中最有学问的人，他比其他皇帝更重视教育。公正地说，他在位的年代可以说是西夏文化的黄金时代，在全国设小学，奖励许多精通汉文文献的人士，在1162年建立番学院。仁孝推崇佛教，奖励刻印和传播宗教图书。西夏文遗书中发现的两个皇帝尊号，无疑指的是仁孝：1.“天由道宣武现文扬神□圣智羲判邪护博和喜敬天子”；2.“天力治大孝智清宝德宣邪忠久永平天子”。

西夏文遗书中保存下来了仁孝翻译的某些著作（200多件写本），但特别指出他是校订者。作为出版佛教著作的校订者和发起人，他还担任一种职务“详定”。

皇帝们不仅翻译（或者主持翻译工作）和校订佛教著作，而且还竭力使之传播。在佛教界最流行的一种传播佛经的方式是“散施”。西夏文遗书中有仁孝的妻子、纯祐母亲、皇后罗氏“敬散”佛经的题款。散施的人中也提到了仁孝本人。

有直接材料指明，某些不仅奖励印抄佛经，而且专门向抄写者订制一些佛教著作。西夏文遗书的两件写本上有指明该书是奉皇后罗氏之命释疑的套语。

（二）施主和书主

西夏文遗书中书籍订制者的称谓相当多。如果注意到黑城发现的大多数刊本和写本的宗教性质，以及唐古特人对佛教的喜爱，这就毫不奇怪。在佛教国家把订制书籍看作如同自己抄写和刻印宗教经文一样，是对宗教的一种虔诚表现。订制者（施主）的称谓有各种形式，其中最流行的是“发愿者”或“施”。有时候遇到较复杂的格式，即有“发愿写施”“写施”“主能此写”“助施写”“随喜写”“随喜发愿”等。有时施主的称谓中加有经名中的几个字，例如“写《本愿契经》发愿者”，特别同《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关系：“《般若》发愿者”“写《般若》发愿者”“写《大般若》发愿者”“写经一卷《大般若》发愿者”。

在有些情况下，表示刊本的施主，使用的称谓形式的“发愿令雕者”。施主中有文官和僧官官衔的人，如“知枢密院事”“黑城转运使”“侍内宫室、黑城吏”。施主中也有冠“君子”称号者，这显然是给儒士或佛僧授予的荣誉称号。施主中僧人不少，我们遇到了同受一定戒律有联系的某些类型：坐禅僧；“居士”，即不入寺为僧者；“出家僧”，即入寺为僧者。

（三）书手和刻工

黑城西夏文遗书的某些写本中有标明抄写者的姓名，遗憾的是大部分是草书，目前还不能很准确地认出来。只有这些名字被写成楷书或者行楷时，我们才能认识。通常表明抄写者时用“书者”表示。一般来说，将这个固定词写在最前面，偶尔只有“书”字，不写语气词。有时在后面再加个“写”。这两个字可连写，这时就形成词组。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流行的经中，表明抄写者用“书典者”或“书净典者”，也是“随喜书者”表示。

在许多场合可以遇到书写的人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见到的有“印面书先生”或更简略的“印面书者”。有时候表明雕版书写者的格式和写本书中一样。

有一次发现指出了抄写者的称号“内宫室署吏”。作为书者的大部分人名是僧人，证明这点的是他们的法名“慧护”“慧宝”“智昌”等。有时直接指出抄写者是僧人，如僧某某、穿红衣僧。如果能查明重复出现的一些相同人名倒很重要，遗憾的是，其中能认出的只有一种人名出现过两次（穿红衣的僧人）。可以更准确地说，重复率甚或出现率最多的是黑城遗书中最常见的姓。这些姓的一部分出现在辞典或所附录的党项姓氏录中，这些姓无疑是党项姓。西夏居民成分的多民族性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推测，书手中可能有吐蕃人、回鹘人、汉人和其他民族。但是书手中的大部分姓尽管在辞典和姓氏录中没有收入，根据构成情况近似于党项姓（是双音节）。

西夏文版印书籍中表明刻工姓名时有某种格式，最普遍的用“雕者”。比较复杂的是在前面加个类似汉字字义的西夏字“字”，成为“雕字者”。比较复杂但容易翻译的格式是“行雕印者”和“令雕印面者”。这里又发现一大非常突出的问题：刻工中的某些人是否是汉人？因为党项人在书籍业领域无疑是汉族人的学生，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汉族强有力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很重要，党项姓一般是双音节或三音节。可以推测，单姓双名的人可能是汉人，但这种情况存在着某种疑问。汉字题款不能说明雕版者就是汉族工匠。党项人在使用本族文字的同时也使用汉族、吐蕃等相邻文字。

下列情况中出现的无疑是汉族刻工，聂历山指出该姓是汉姓；双名也说明这位刻工是汉人，如申杏正。刻工中遇到的也有无疑是双音节姓和双名、三名党项人。有的姓和可译成特殊称号的词组连在一起：殿内春口匠。刻工中也常有僧人。这点用（相当于汉文“出家”）表示。

（四）译者、校订者和编者

既然西夏文遗书的绝大部分书籍是翻译著作，那么有关译者问题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夏文书籍中表明译者的格式相当多，最简单和最流行的格式是在译者名后标个“译”，有的用相同含义的词代替。在某些场合，碰到的是用两个字表示这一术语的：“翻译”，意为“奉敕译”的各种格式。

西夏文遗书的大部分是佛教著作，那么大多数译者就是僧人，最常见的法名是“德慧”，他的名字经常载于汉文遗书中。常见的还有另一位译经僧人“慧照”。译“慧海”名前也有个像是姓的字，这个字译成汉文是“周”。其余译者也都属僧人，由于他们的名字遇到的少（在整个藏卷中只出现1～2次），同时又无姓，只好简录如下“法律”“德源”“慧护”“寂照”“义清”“广智”“法海”。

一些僧名伴有指出其所属宗教的称号，其中最常见的是大多数译者名称标上“沙门”，但也遇到较复杂的显然是荣誉称号。德慧的称号有“智昭帝师”。也遇到了这个称号的另外的叫法“智光国师”“智清国师”和简称“国师”。这位德慧还有个称号是“启智法师”。复杂和相当见长的是上面提到的（周）慧海的封号“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有点不清楚的是义清的称号“汉三藏法师”。慧照这个法名尽管很流行，但他的称号简短，为“大德”。

西夏国翻译和传播宗教著作的最大中心是“兰山”，但是在黑城西夏文遗书的译经僧中只有一位是兰山僧人，这就是德慧。在西夏文书中同时还提到其他的两个中心：金光山和玉云山。

西夏文遗书中非佛教文献的译者名我们一个也不知道。间接地可以认为，西夏宰相和学者斡道冲是黑城发现的西夏文译本《论语》的译者和注释者，但没有直接的证据。

西夏校订者职位多半由皇帝提任。这当然不意味着皇帝本人要校订这本或那本书，而主要只是表明皇帝促进了书的出版。但像仁孝那样学识渊博的皇帝亲自校订几本书也是完全可能的。

通常标明校订者，有时候将其放在校订者的名字前面再加个语气词表示“重校”。有时在其后加一个字。在某些场合，有时不提校订者的名字，只标明将书校订了几次。见到的有“校订一遍”和“校订三遍”。

如上所说，校订者多半由皇帝担任，但是在个别场合也确有极少数社会地位高的人担任过这个职务。这首先要指出我们已知道的“沙门德慧”。还提到过两个人，大概不是僧人（既没有相应的称号，也没有法名），都姓一样的姓。

《新集慈孝记》的编者是曹道来。他还作为另一部宗教作品（此书名的确切含义不详）的编者被记录过。僧人慧明编了《三世属明言集》。其他编书文的僧人可以指出“义坐”，他的称号是“大德”；僧人“仔丑”的称号是“法师”。巨人作者中有著名的西夏文——汉文辞典《掌中珠》的作者骨勒茂才，还有嵬名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