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以学习为业的人

这是一个关于学生身份认同的话题。学生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学生自我和他者对“学生”这一身份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方式，它包括学生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他者对学生的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其涉及“我”（“他”或“她”）是什么样的学生、希望成为谁等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教育变革越来越频繁，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多元，作为今日社会的承接者和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学生肩负着厚重的使命。简言之，人们对学生寄予深切期望。但现实情况是，国家对学生的期望和诉求（通常主要体现在国家教育改革的相关政策之中）很难直接“灌输”到学生身上，有时甚至事与愿违，原因在于国家的意旨需要经过社会、媒体、家庭和学校等的层层传递和“过滤”。事实上，真正对学生的身份塑造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外乎教师、家长和学生群体自身，而学校是学生的身份认同形成及其建构的主要时空场域。

学生作为一个名词，其在《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①在学校或其他教育、研究机构学习的人。②弟子对老师或前辈的自称。③明朝科申出身的官员用以自称，表示谦虚。与“学生”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学生角色”，其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相应于学生的社会地位、身份的被期望的行为。如尊师守纪、努力学习、关心集体。”显然，“学生角色”更加强调学生特定的行为特征，即学生应该做什么。身份是一种符号，它标识的是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依此来看，身份与角色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身份赋予了角色以特定的行为方式，角色从属于身份，是从行为上对身份的一种诠释和展开，即特定的身份担当特定的角色。在现代语境中，学生指的是在学校以学习为业的人，学习作为一种内隐的心理活动或外在的行为表现是学生身份或者学生角色的核心特征。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被寄予重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学生”一词总共出现了127次。可以说，一部《教育规划纲要》，就是一部谋划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蓝图。“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教育规划纲要》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导向，从当前学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学生的主动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对学生的保障以及对特殊群体学生（例如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学生、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资助等多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教育规划纲要》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角度对于学生的身份刻画和培养目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可见，在国家的政策话语中，其对学生的身份界定是清晰的，对学校服务于学生发展的要求也是非常明确的，即学生是主体，服务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其发展的教育，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

学校作为制度化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培养学生的重任。学校要依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根据自身教育职能，分解教育目标，制定教育计划，实施教育教学。学校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学生思想的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学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及其建构也主要是在学校完成的，学校理应是一个能够客观、理性地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机构，也应是一个让学生享受学习的愉悦和幸福的理想场所。

然而，现实中的学校却与这一理想存在很大的距离。每个学生自进入学校的那一天起，就有意或无意地对学校产生了或喜爱或厌恶，或高兴或恐惧的情感体验。但是，不管怎样，对于学生而言，学校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除非选择远离学校，放弃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对于那些留在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随着在校时光的逐渐延长，他们初入学校时的那种平等的、自我的、独特的身份感日趋式微，他们在某一天突然被学校或教师告知：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被冠以或者是品学兼优的“三好”（或“五好”）学生，或者是学习困难的差生，或者是最好选择留级甚至转学的问题学生。学生对自己已有的身份认同逐渐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官方”发布的身份标识，而学校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依据主要是学业成绩，另外就是学生的品德和行为表现。

这种由学校作主，对学生身份进行所谓的客观界定，任意制造学生等级的现象，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有个别学校则走得更远，似有走火入魔之嫌。例如，西安某小学“为了激励学生上进”，竟给一些学生莫名其妙地戴上了绿领巾。“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哥哥姐姐们都是红领巾，我觉得绿领巾不好看，可是不戴的话老师会批评”“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就得戴绿领巾，老师要求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我还是想戴上红领巾，因为我觉得戴上绿领巾就好像是跟其他的同学不太一样，是属于差生或者是属于学习不好的人”。以上是学生们对戴绿领巾的普遍看法。

不管学校是出于何种目的考虑，这种给学生戴绿领巾的做法是错误的，它非但不能起到激励学生上进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学生无形中产生了被歧视感、被羞辱感和自卑感。绿领巾作为所谓的差生的身份标识，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对学生人格的践踏和侮辱，这一身份标识给那些戴过它的学生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痊愈。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普遍的价值取向。孩子要想成为人中龙凤，必须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拥有骄人的学习成绩，并在与同学的竞争中出类拔萃，之后，在社会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这是多数家长理想中的子女成长基本法则。实际上，国家提倡的多样化的人才观根本得不到家长们的认同，他们认可的是现实社会中唯学历用人的硬道理。由此，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误导能够拥有广阔的市场，得到众多家长的追捧。

大部分家长对子女成长发展的定位聚焦于一点，即“在学校要当好学生”。“好学生”主要指学习成绩好，这也成为众多家长对子女的期盼。子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只有学习成绩好，才能在学校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家里享有“礼遇”，否则，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将黯淡很多。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在当前主要按考试成绩排名决定优劣的学生评价机制下，“好学生”只是少数，而大多数学生只能陪衬作“好学生”的“绿叶”。因此，学生始终被裹挟在家长对其“好学生”的身份诉求，而在学校中只是“一般学生”或“差学生”的现实之中。家长和学校对学生身份界定的错位使学生在身份认同上面临危机，学生要么默认在家庭和学校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要么就是突破“重围”，实现身份的自我解读和建构。

无处不在的媒体网络是社会视点的风向标，它对于新奇事物总是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今日的学生对于媒体网络的依赖程度可谓亲密，媒体网络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鱼龙混杂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学生形成了对社会的基本看法。在此，我无意批评新闻媒体在信息筛选上所应有的舆论导向功能的缺失，可能收视率和点击率是他们生存的基本需要。现实中，各大新闻媒体到处充斥着对高考状元的膜拜，对“五道杠”少年的热捧，对“虎妈”“狼爸”“哈佛妈妈”等所谓成功父母的推崇，而在这些事件热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即只有考上哈佛、清华、北大等重量级名校的学生才能赢得社会的赞许和尊敬。我所担心的问题就在于此，即当我们热捧一个所谓成功的家长（或成功的学生）的同时，却在无意中制造和打击了一片自认为无法取得成功（或者说失败）的学生，造成了他们的身份焦虑。当学生的一只脚还未踏入社会的时候，他们却可能已经作出了对自我身份的多少带有悲观色彩的预言，即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是一个被社会所忽略甚至淘汰的人，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悲哀吗？

不同社会文化和家庭背景的学生个体在学校中被评判，获得一个分数，并因此被归于某一类学生（比如“好学生”或“差生”），这个时候，学生获得了一个学校“官方”认可的“身份”，即被认为是什么样的学生。在学生群体中出现“好学生”和“差生”的身份区隔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教学论不是依循个体资质、充分发挥其潜能，而是以知识自身客观性为由，用统一标尺丈量由人参与的教育活动，把达不到标高的视作‘差生’。结果，生命个体‘自然属性’上的丰富多样性被置换、量化成‘社会属性’上的等级差异性”。

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官方身份”和他（她）本人认可的学生身份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于是，学生本人必须通过认同或冲突来达成一种“客观性和解”。对于那些“有身份”的学生（比如学校予以肯定的“好学生”）来说，他们会尽力维护学校的话语权，他们深得老师的器重，更是学校荣耀的“资本”，在学生群体中享有天然的优越感。

而对于那些身份“低下”的学生（比如所谓的“差生”）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难发现：那些靠边角落座的学生大都被视为‘差生’，那些低头、趴下躲避教师目光者可能是‘差生’，那些在课堂上担惊受怕、噤若寒蝉、沉郁寡欢者是‘差生’……‘差生’既被抛置在班级物理场域的不利边缘，又被定格于教师和同辈群体心理场域的弱势地带，他们是与错误相联系的符号，是教师表扬先进贬抑落后的道具和树立‘善恶是非’标准的另一面。”他们对学校的这一身份界定显得有些无奈，但是，出于安全感、自尊感的需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想尽办法以摆脱“差生”的窘困身份。他们基本上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学业成绩上，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塑造自己新的身份，让自己的身份更加复杂化，并在其中增添一些“高贵”的元素，使多重身份能集于一身，这样一来，他们就摆脱了“差生”所带来的“低下”的身份束缚，而使自己在学生群体中享有一份令其安然自得的身份荣耀感。例如他们穿着时尚、留着新锐的发型，他们是学生中时尚潮流的发布者和引领者；他们拥有超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者；他们总是能提前知道一些新奇的事件和人物，是备受大家喜欢的新闻发言人。

正如上文所说，学生是以学习为业的人，因此，学习应是学生的责任，学生，也即学习者，这样看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是对学生理想身份的最好诠释，正如成语中的闻鸡起舞、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讲的都是古人学习非常刻苦、用功，终而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故事。小学生自踏进学校的那一天，就被其父母和老师告诫“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现在或者曾经的学生的集体回忆。

除了学习之外，学生的另一个本分所在，就是要遵从老师的教诲而不违师。因此，在学校层面的话语体系中，“学习的好与差”和“是否听话”成为衡量学生身份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就衍生出四种典型的学生类型，即学习好且听话的、学习好但不听话的、学习差但听话的、学习差又不听话的。

当我们仔细分析“学习好”和“听话”这个基本身份标准时发现，“学习好”其实是一个能力标准，而“听话”则是一个体现学生个性化（或者说性格特征）的标准。在这四种学生类型中，学生要想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学习好是必要条件，而听话和不听话只是一个充分条件。学习好又听话的学生是典型的好学生，他们“天然”具有好学生的身份资格，由于他们是老师意愿的坚定维护者，因而备受老师的青睐和赞赏，并经常被老师作为让其他同学学习的优秀典范，这也可能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顺从型的性格；对于学习好但不听话的学生，他们虽然拥有好学生的“高贵”身份，但是却经常会做出不遵从老师意愿的行为，例如，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能不做家庭作业，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独立型性格；对于学习差但听话的学生，他们虽然是差生，但是也可能赢得某些老师的喜欢，这样，他们的差生身份就会有所改观，这也进一步培养了他们中间型的性格；学习差又不听话的学生是典型的差生，且不得老师的喜欢，处于学生群体的边缘地位，在他们身上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或许是出于他们想吸引周围同学的目光和引起老师关注所致。

上述四种学生类型也可以说是四种较为典型的学生身份，而通常意义上所指的那些学习一般、表现平平的学生，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在老师眼里往往处于容易被忽略的“中间地带”。

“人不仅与世界发生知和行的关系，而且面临认识自己与变革自己（成就自己）的问题。”“认同是一种处于历史变化之中的未完成的、具有过程性的，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的多元构成……其核心是‘我们会成为谁’。”学生自我身份认同，即学生对自我身份的预言，对于学生在学校乃至社会中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积极的、乐观的、肯定的身份认同，将使学生积蓄能量进而形成自信、进取的良好心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互交织的过程，因为，对于学生而言，“别人怎样看我”和“我怎样看自己”在其身份认同的影响作用上，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我并不否认学生的主体性在其自我身份认同建构上的积极作用，而是更愿意从学校的角度，思考如何促进学生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理想建构。因为，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主要发生在学校这一时空场域之中，并依赖于学校。更进一步讲，一方面是学校赋予了其“学生”的身份，另一方面，只有当学生身处在学校之中，生活在学生的群体氛围中，其身份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因此，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在学校中且基于学校情境的自我建构。学生作为“尚在形成中的人”，是“一个主体，一个带有既定的，并可以不断发展的认知结构和能力以及价值观的主体。其学业成败和素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学校的认知与表象，也就是他所维持的与学校（知识）的关系，对之赋予的意义”。

作为制度化的学校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它要履行社会赋予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分层是学校中学生分等（分层）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的身份地位是每一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地位的缩影。学校必须反思，未来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相应的，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委员会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学习者的地位和作用是确定任何教育体系的性质、价值与最终目的的重要标准。学习者的地位主要是由学校允许他自由的程度，挑选学习者所采用的标准以及学习者所能承担的责任的性质与限度等方面来决定的。”

今日学校必须时刻谨记夸美纽斯（J.A.Comenius）批评中世纪学校的弊端：学校变成了“儿童的恐怖场所”和“他们才智的屠宰场”。今日学校必须竭其所能做好一件事情，即让学校成为一个令学生喜欢和向往的学习之地。为此，学校要坚守培养人的根本使命，多几把衡量学生的尺子，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为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理想的环境和条件；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欣赏他们独特的个性，培养他们良好的性格，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习和发展的自由权利，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和“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