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活着的人对话

高士明：学习与活着的人对话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下，我本人作为一个参与者，作为一个听众，从这场对话中学到了什么，不仅仅是从印度学者身上学到了什么，也是指从我们中国的参与者身上，从我们来自台湾的参与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所以以下所说的，都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从印度学者、从台湾学者和艺术家们，尤其是陈光兴和陈界仁身上学到的一些心得。

首先，我前所未有地在自己的思考中意识到了“历史脉络”、“发言位置”和“问题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都处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尽管这一脉络许多时候会被意识形态切断，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再历史化、重新脉络化，接续起我们与各个时期的历史关联，反复地使意义再脉络化，这样才能找到清晰、准确的发言位置和问题(责任)意识。发言位置与问题意识都不是先在的，而是在与不同的事件和问题的纠结中建构起来的，是我们的感情之所在。要认清我们的历史脉络——发言位置——问题意识，要对这些东西自觉，否则思考就是非历史性的。

第二，我从陈光兴和南迪在杭州的聊天中学到了一点，就是要学会与活着的人对话。我们现在坐在欧洲文化研究院，墙上有这么多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我们所有有志于读书、有志于思考的人，都在与他们对话。但是，我们思想的对话者不必只是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者。要学会与活着的人对话。活着的人身上牵连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从活着的人身上感受到的不只是知识、观点和思想，还有困惑、情绪、关切以及与我们相连接的问题意识。这种对话要求我们调动自己身上的所有装备，更加积极、能动、感性地去面对那些理论之外的东西。

第三，学术思想应该放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加以验证。南迪不需要经过尼采、拉康、福科这样的知识中介，他不是不知道，是不再需要。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开始读着报纸，看着新闻就直接切到思想的点上去了，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姿态和经验。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样，陈界仁每次讲演的时候都展开一张地图，从他所在的地图开始讲起，对此我们大陆的艺术圈不胜其烦。他成长的位置、他周围的世界都摊开在这张地图上，他的家在这里，旁边是军法局，现在是人权纪念馆，再旁边是一个废弃工厂，20世纪80年代之后倒闭——台湾曾是世界工厂——现在只是个废墟；再过去是“反共义士疗养院”，还有外地劳工聚集地。他从这个地图开始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从身边发现历史，从自己的身上、从你周围的世界中发掘出历史和政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全球化和我们所不断在讨论着的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节点。我们要时时刻刻来反观自身的生命，那种与历史的同构关系，我们可经验的私人历史和大历史、公共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之间的同构关系。在此，并不是说哪一种历史更真实，这个问题我曾经跟几位朋友认真谈过，私人历史和公共历史哪一种更真实，何者在先？很难说，它不是一个谁在先、谁更本质和更真实的关系。但是要意识到、要时刻提醒自己这种同构关系。这并不是我们传统文人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但这的确是有点像“反身以诚”。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思想，我们的问题意识都来自身边的现实，历史上所有的这些伟人，哪怕现在活着的人们，他们做的研究和思考、创作，其实都不是“作品”。它们很多都是一种现状的报告，一种解决方案，是project，而不是work——不是作品。过去的艺术和思想是在现实的因缘指引之中直接起作用的，但是事后我们往往把这些project认知为作品，将它美学化、文本化、博物馆化，对它进行解释，这就涉及我们多次谈到的“景观”的问题。在学术、思想、艺术中，都存在着这种对象化和景观化的状态，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历史学、政治学和艺术，实际上都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经验来排演，才能够做到有情有义。

我学到的第四点，就是不要急于下判断。对于一件事情，要保持对复杂性(未知)的敏感，而要保持对复杂性的敏感，首先就要保持对它的尊重，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要急于下判断，要看它如何发展，看它产生什么。我们今天大量地讨论政治，而政治不只是表态，思想很多时候要看得长远，当然，我们追求表达要沉着痛快，但是在今天实在是有太多的漂亮口号，包括我们做“胡志明小道”的时候也存在这个危险，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口号和标语，有时候会上瘾的。但是所有漂亮的口号，其实都是以牺牲复杂性作为代价的，而对复杂性的敏感和尊重，在印度学者，在像萨拉这样的人那委婉缠绵的表达里面特别能够体现出来。

接下去一点，是我从台湾朋友陈光兴身上学到的——要看看历史上真实发生了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我们长期认知的过去，到底是谁告诉我们的？我们很多的历史知识，来自一种奇特的日常的时代通识，一种常识，这是一种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会出现的东西。书本上的历史不过是一堆不断在变更的故事，所以光兴一再地提醒：不要听历史书怎么说，不要听媒体怎么说，不要听意识形态怎么说，要看历史上真实发生了什么。许多学者动不动就强调革命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这似乎没有问题，革命当然影响巨大，但是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例子证明在非常多的人的生命经验里面，革命根本不算个事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看？当然，这些反例并不足以证明革命不重要，但是至少这会提醒我们要多一些思考的角度，去看待真实发生的那些事情。常识跟我们所认为的那些事情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缝隙。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纠缠概念的含义，要去讨论它的作用。概念是为了帮助我们思考和交流的，如果它阻碍了交流和思考，就放下它。大量的概念在使用过程中被品牌化，它会成为一种“无生产力的命名”，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最好的做法，要么放掉它，要么把它永远地历史化，这是我的姿态。比如，“后殖民”阻碍了交流，就不理它，我们可以直接谈事。在学术界，有时候大家处在一种“黑话”状态，是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似乎一谈这个词，牵连的意义大家都有大致上的共识，但是如果它阻碍了交流，就可以丢开它，我想今天大家都有这个诚意和自信。

另外，还有两点，我个人觉得很重要，是我从陈界仁身上学习到的。其一是“去快感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克制抒情，不要宣泄，不要过于简单地到达高潮。我们的真实状态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这跟刚才说的对复杂性的敏感和尊重是有关的。当代人的情感，其实是被掏空了，被什么掏空？被一个景观制度掏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认为来自我们自身的这些选择，其实是都被景观化了的。一切致命的东西都难以言说，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状态，却在现在的文化消费的系统中，在一个非常圆熟的系统里面被不断地标签化、品牌化。在今天，身体和情绪的失去成为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陈界仁这样的艺术家认为，身体感和情绪的复杂性的失去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要克服它，就要求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开始认知历史和现实，同时，从集体的生命经验和自我意识出发，去丈量政治和价值。

除了去快感化，我个人还学到了一点，这可能对艺术界的朋友们来说特别重要，就是不要让问题被禅宗式地解决。关于这一点，我又想起界仁在几年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文化是斗争出来的。在今天，艺术和思想、影像的意义就是要夺回现场，要重新抵达我们的情感之所在，因为我们的情感已经被剥夺了，无论是思想、艺术，无论对思想着的人还是创作着的人来说，这场斗争，就是不断地打开异质空间，就是打开我们历史、政治想像的空间。也就是要让一个事件不要那么简单地成为话题、成为景观。同时，不要让一个事件那么简单地成为过去。这就需要，在我们的艺术中，在艺术的表达中，在艺术家的决断中，不要让问题被禅宗式的解决。在思想中，在我们面对历史判断、政治判断，在面对现实和艺术的时候，有一种禅宗式的方法，可以非常漂亮、智慧、聪明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要把问题留住，要让它展露复杂，不能让它蒸发，不能让它被简单地取消。

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引向陆老师的话题。在整个双年展的策展，无论是“胡志明小道”还是“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中，我们跟艺术家和思想家讨论的，始终是在今天我们如何成为social（社会的）？如何成为political（政治性的）？如何去社会？如何去政治？只有成为社会的才能成为政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诸位——我们这帮知识分子讨论的政治到底是什么？艺术家、知识分子在谈论的政治和政客们在操纵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中介，还是说要通过大众媒体，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民众？这是不是一种实现？在查克拉巴提那场讨论上，陈光兴和陆老师有一个没有开始的争执，只是提出来了，没有进行下去。这个争执在我的理解中是：陈光兴认为革命者就要直接行动，直接介入、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而陆兴华认为要与社会运动保持距离，但是要坚持一种表演性（performantivity），一种行为。这两种意见各有坚持，哪一种在今天更加迫切？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第一场萨拉的讲座后面，台湾的陈传兴教授有一个质疑，就是社会实践作为当代艺术的内驱力是不是被夸大了？他在双年展中看到的是社会实践与神圣性的一种分离。而我们进一步要问：社会实践和神圣性是不是必然分离的？这种分离对当代艺术而言是不是必然是种危害？如果是，这种危害是什么？当代艺术是否还可以承担当代的精神生产？如果可以，它应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