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

导读

本来写完上一篇文章，任鸿隽的想法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由于出现了汪敬熙等表示反对的文章，任鸿隽不得不再次执笔，进行答复。他坚持请国外学者到中国来的理由有三：一、中国人尚不能自己办研究所；二、留学回国的中国毕业生尚不能指导研究；三、国外真正大学者的影响力、感染力，国内无人可替。

《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在《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星期论文。想不到这篇小小的论文能引起国内学界多数的注意。据我所晓得的，《大公报》记者在这篇论文登出的次日即发表了一篇《出洋留学与考察》的社评，指出目下留学界的种种流弊；在本刊上有姚薇元先生的《大学研究所与学术独立》一文，则是补充大学研究所设立时应该注意的一些情形。这些可以说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此外尚有汪敬熙先生一篇《也谈谈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见一月三日《大公报》）对于我们主张“借材异国以提高大学程度的办法”，大大的表示不赞成。因为汪先生说：“这种（办研究所的）苦力，是应该由本国人担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能创办大学的研究所，我们这民族就不配有高等教育。如果有而偷懒不肯下这苦力，反而希望他国人来代做，这种民族也是下流的。”汪先生的全篇论文，并非不赞成办研究所，而是不赞成请外国学者来办，所以我们不妨再就此点加以讨论。

我现在第一要声明的，是在我那篇星期论文里面，不但没有请外国人来代我们做研究的话头，也没有请外国人来代我们做研究的意思。我只是说，“现在因为国内已有了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外国学者既然居于引导的地位，那么，研究的工作当然还是我们自己做的。至于请外国学者来指导我们研究是否便成了“下流”，便“不配有高等教育”，这个断语恐怕除了汪先生之外是没有敢下的。

第二，国内的人才是否已有办研究所的程度，似乎也是我们和汪先生争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意思，以为国内的人才不够用，所以要办大学研究所，便有借才异域的必要。汪先生也说：“人的数目只够办一两个大学的，现在国内大学如此之多，把这些人都抢散了。”所以国内人才的不够，也是汪先生所承认的。我们争论的上半段既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下半段，那便是：办大学研究所是否有借才异地的必要？关于这个问题，若是汪先生承认所谓借才异国，只是来做我们的指导而非代替我们研究的话，则此问题又可以分析成两个问题：一是在外国学者指导之下，是否能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二是能做我们研究导师的外国学者是否请得到？现在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讲起。

诚如汪先生所说，请外国学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个情形也未尝没有例外。第一，我们晓得外国的教授大概都有几年一次的休假，而这个休假，他们大概是愿意在国外利用的。其次，则尽有因为特殊的情形，有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也愿意把他们的毕生事业放在未曾开始的荜路蓝缕工作上。眼前在我们左右的古生物学者葛利浦先生是一例，曾在中国数年，对于中国农业有大贡献的洛夫教授又是一例。至于如德国因国社党执权，排斥犹太籍教授，致许多举世宗仰的学者都要避地他适，尤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倘使我们早有政策与准备，这个机会，又未尝不可大大的利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请不到外人，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请人的决心与准备。

第二个问题——在外国学者指导之下，是否能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以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乃是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他自己能否工作。因为要他自己能够工作，然后指导研究的工作方能着手。汪先生说：“外国人不是傻子，他们不在他们国内已经组织好的研究所工作，而来到中国经过一番苦工方能做到工作的程度，并且工作时有许多不可免的不方便呢？这个话固然不错。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讨论的是大学研究所。这种研究所，一方面固以施行研究为重要职务，一方面又以训练人才为应有的责任。如其训练人才的责任心和开创事业的冒险心，有时能使他们轻视一点研究上的不方便，也不能就算是傻子。况且如汪先生所说：“自一九二五年以后，中国人发表的在国内做的工作渐渐多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表示国内在各种学问上能工作的人渐渐多了。”我们要问：如其在目下情形之下，中国人能工作，为什么外国人来就不能工作？唯一可能的答语，是外国人不及中国人肯吃苦，这一层乃是肯不肯的问题，非能不能的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以上把汪先生不赞成我们主张的几点大致交代过去，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请外国学者的是否需要。

一、中国人才尚不够办研究所，是汪先生同我们所公认的。汪先生虽然又说在国内各种学问上能工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但若切实按之，我们便觉得这所谓多也实在可怜。我们晓得国内科学实在算得能够自己工作的只有地质、生物两门，它们发表的成绩较多，数量较富，其次便是汪先生有关的生理科学及极少量的物理、化学而已。但是这几种科学已是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的提倡，其中且有不少外国人的帮助。如其我们情愿再等十年、二十年方看研究所的成功，当然还可以耐心的做去。如其不然，则取才异国以帮助我们研究事业的发展，恐怕是不可少的步骤。

二、派遣留学生，固然是造就专门人才的捷径，但这能够解决我们研究所的问题吗？决乎不能。我们不必一概抹煞的诅咒留学生不好。从好的方面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近年留学成绩的优美，学成归国的专门人才亦所在多有。但这些人自己工作也许可以，指导研究便成问题。因为计划及指导研究工作，不但对于某种学问要有精深的知识，而且要有博大的了解，这些不是初回国的学生所能有的。我们上面所说的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正是因为他们还在学习而非可教人的程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叫他们怎样的不致生锈，至于要他们自己发光，恐怕还需要相当的磨炼吧。

三、一个真正的外国学者能与我们的兴奋与影响，不是任何多数的本国学者可以代替的。两个月前，美国的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奖金领受者朗穆尔博士来华游历，在北平讲演两次，当时北平科学界人高兴极了，大家都有愿从受业的感想。设如有这样的人一个在研究所，则不但学生会受其感动工作不懈，即其他教授亦必能引起无穷的问题与兴趣。一个研究所最重要的条件，是勤奋的精神与商探的兴趣，而这种空气，大半是靠一二个人造成的。

讲到此处，我想我们和汪先生的意见并无什么不同之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人才（中国或外国）以促成研究所的实现而已。不过我们因为中国人才不够用，所以有借才异国的主张，汪先生则主张先有研究所然后请外国学者。这一点分别，也许可以使中国的研究事业迟缓几十年！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