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选择的研究

二、关于农民个人(家庭)教育选择的研究

我国学界对农民个人(家庭)教育选择的研究大多是以学生(家庭)教育决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他们所指的学生决策(Student choice)或教育决策是指初中、高中毕业生做出的所有与职业教育相关的选择。总体来看有两大视角:①基于地位获得的视角(也称社会学视角)，它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认为学生根据别人的期望进行决策;②基于经济的视角，其理论基础是将学生看成总是小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人。

(一)基于社会地位获得的视角

在关于学生的职业教育决策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地位获得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刘精明、钱民辉、庄西真等。这类研究将学生看作社会人，假设个人会根据他们认为别人所期望的表现而做出行动。由于大部分人都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会自愿地或者坚决地遵守他们所属群体的期望。他们会根据一套给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并按照合适的逻辑进行决策。国内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职业教育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催化作用、个人能力提升作用以及信号作用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庄西真认为⁽²⁰⁾，职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从本质上是国家制度安排框架下的社会分层的结果，反过来社会分层和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职业教育都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时期，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这是因为，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教育，而且也是一种地位教育，还更偏向于后者。一个人接受了中专教育，就取得了干部资格，享受干部的待遇。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管是谁都希望自己从事一个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都希望自己处在社会的上层，每个人都会理性地利用社会提供的机制去追求这种希望的实现，那时的职业教育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可是后来，职业教育的这种作用没有了，职业教育文凭资格的影响能力降低，它更多的只是一种生存教育，而不是地位教育，就是说职业教育起到了“阶层固化”的作用，人们心底那种想过“好生活”的愿望在这里不能满足，所以人们就选择不接受职业教育。

刘精明认为，我国的分流教育，包括普职体制、重点学校体制和高考制度，首先是一种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制度安排，是通过制度安排的教育选择方式。通过教育分流，选择不同的个体进入不同的教育学制轨道，接受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教育，从而也与不同的职业目标和社会、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²¹⁾。因此，教育分流机制从本质上讲也是国家制度安排或制度框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教育选择主要存在于地位取向的教育领域中，此类教育机会的分配本身就对应着地位结构的安排。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培养去向是产业工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中下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都会理性地对待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尽可能地去调动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社会、文化或政治资源来获取有利于地位提升的受教育机会，而回避职业教育。

所以，这里就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即职业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的途径还是阶级再制的工具⁽²²⁾。但已经有国外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从阶级再制的观念出发来评判职业教育，只看到职业教育会降低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体面和有声望工作的机会，而没有从保障就业和减少失业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在评价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时更应当从其减少社会就业不公正和就业危机的方面来分析⁽²³⁾。总之，这方面的成果目前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结论的解释力较强。

(二)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在研究学生(家庭)做出教育决策的文献中，除了运用社会地位获得的视角进行分析外，很大一部分文献是基于经济视角分析的:假设学生是理性人，认为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是经过成本收益分析而做出的决策。

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上。大体包括以下结论。

(1)从总体上看，各研究估计的教育个人收益率为正，文献中对教育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有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教育的正的收益率说明对于农村居民或家庭来说，在教育上的投资是划算的;其二，比较低的收益率说明教育对收入的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对农业产值的作用更小。

(2)时间趋势。文献中最早的一次研究是1985年的数据，最近是1996年的数据，根据相同方法计算的收益率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收益率高于90年代初期的，说明教育收益率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其原因可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有关⁽²⁴⁾。

(3)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益率。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收益率随各教育阶段逐渐提高而下降，即小学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初中其次，高中第三，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低⁽²⁵⁾。中国的经验有的表现出与此一致的特征，更多的是表现出相反的特征(赖德胜，2001)。

(4)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分性别的教育收益率的估计表明，女性教育的收益率略低于男性，但考虑到女性教育的非市场收益要普遍高于男性，所以应慎重对待这一结论。

(5)教育收益的结构性。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教育收益的结构性是指教育对农村不同的生产活动有不同的作用或作用的程度不同，或者是指教育对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和体制的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收入有不同影响。Jamison和Gaag⁽²⁶⁾在甘肃省的研究就发现了教育作用的这种结构性。他们的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相当小，分别仅为0.4%和2%，但若以副业产值来衡量，则教育收益率比较高。

(6)劳动力市场特征与教育的作用。赵耀辉⁽²⁷⁾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结果说明迁移(即在城市中找到打工机会或获得城市户口)是农村居民投资于教育的主要动机。

基于社会学的研究对农村家庭个人教育选择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视角，不足在于并未专门就个人的职业教育选择展开探讨，大多只是在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中部分提及，没有进行后续深入的研究;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由于有了客观调查得来的数据作支撑，显得较为可信，但选择的维度简约，不能分析农民职业教育选择的社会学意义，对当前农民拒斥职业教育缺乏更深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