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道玉校长

我与刘道玉校长

武汉大学依山傍水，风景宜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八年时光就在这里度过的。有两位长者给了我决定性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孙祥钟教授，另一位是蜚声中外教育界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授。刘校长对我事业上的进步起过重要作用，但我敬重他主要是他作为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改革家的气魄和情怀、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良心。

1965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专业是植物学。随后的十年“文革”，使我失去了在著名大学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大学毕业后也无法从事我所热爱的专业。1979年，我有幸考取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师从植物学家孙祥钟教授，研究方向是植物分类学。1982年我获硕士学位，留校当了导师的助手；1983年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春获理学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受教育的七年里，正是刘道玉校长领导母校进行重要改革的时期，我目睹了武汉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界迅速崛起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一位重要人物——刘校长的历史功绩。当时我国大学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几乎大多由武汉大学发起的。我作为一名研究生，只能从远处看到叱咤风云又十分儒雅的刘校长。当时，关于他的传说很多：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中的重要人物；70年代末主持教育部高教司工作的领导人，在大学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80年代初又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他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是一位改革的英雄。

在我的记忆中，我当了武汉大学的教师后才与他相识，后来与他促膝谈心的机会也少之又少，记得起来的也只有几件小事。

1987年夏，我在老生物学系门口遇到了匆匆走来的刘校长。他告诉我，学校已决定让我担任系副主任，要我一定好好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还告诫我千万不要荒废业务。两人的交谈仅仅只有两分钟，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已匆匆离去。当时，我获博士学位还不到半年，刘校长对我的安排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后来我才从导师那里知道刘校长为此与他长谈过一次，这是两位师长对我进一步培养的重要决定。我分管系科研工作不到一年，初步懂得了大学的基本结构单元——系的功能和管理模式。回想起来当时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白了大学的管理者只有掌握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从此，我开始热爱高等教育学并将其作为我终身爱好之一。

当时我以为，在刘校长主持武汉大学工作期间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可是，1988年春节前夕，学校里开始流传着校班子换届的消息，尤其是刘校长可能被免去职务的消息在全校快速流传，这无疑是对我的一击。很快要到春节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宣布就地免职。这是武汉大学“文革”结束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干部、教师和学生有的愤慨、有的惋惜，少数人则暗喜，我又一次地看到人世间的百态。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们都预感到1981年以来武汉大学在刘校长的主持下成为高教界改革先锋的历史即将终止。我的导师在春节期间与我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才明白了这一结果是武汉大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复杂人际关系以及与省里个别领导人长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一批青年教师，早已隐约觉得刘校长与当时的某领导的分歧已被校内外一股势力所利用。可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刘校长被免职是武汉大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一位杰出教育家、改革家淡出大学改革舞台，使其成为一位近乎悲剧性的人物。

在刘校长被免职后不久，我却被任命为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在这一岗位上虚耽十年，少有作为。刚刚熟悉研究生工作不到一年，又遇到了多事的1989年，“六四”风波使我目睹了一位杰出教育家又一次被推向政治的漩涡。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还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的直言再次带给他灾难。“风波”过后，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改革措施成了他的罪状。尤为滑稽的是有两种人的批判却让我无法理解：一种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划清界线做出的种种“革命行动”，这种人的人品随着他们以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下不得不违心做出的姿态，他们也并不因此被当局所宽恕，结果并不理想。而我的个性决定我采取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行动，连续六年带着全家在年初一一早去给他和他的夫人刘高伟教授拜年。我记得天蒙蒙亮的时分，许多校领导和教授们家门口拜年的人已络绎不断，而过去门庭若市的刘校长家门口已可罗雀。我们敲开刘校长家的门，只见他疲惫的身子斜躺在床上，他和他的夫人也许没有想到，处于逆境时居然还有人不顾人们种种议论特意来拜年。实际上我是这样一个人，除了是导师家的常客外，几乎从来不到领导和权威教授家里去的，这一次不知什么缘故，我能连续六年这样去做，甚至有好心的同事提醒我不要做得太过分。当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刘道玉校长是对武汉大学和中国大学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在武汉大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这所大学的耻辱，让大家知道还有一批人会敬重我们的校长。随后几年中，我常在学校里作教育史的演讲，曾多次表示我最推崇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校长是蔡元培、竺可桢，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校长是匡亚明、刘道玉。我的一些朋友为我这一言论颇为担心。没有想到“拜年”细节事隔多年，我离开武汉大学也已有八个年头了，居然他还记得这件小事。我特别庆幸的是刘校长有一位坚强而高尚的夫人，在刘校长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不但时时刻刻伴随其左右，而且为刘校长据理力争。在武汉大学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与刘校长在一起的身影，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1990年，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除了做植物分类学研究外，我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大量阅读了“二战”后美国大学发展的史料，发现美国的迅速崛起，除了地理原因使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战争的重创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成为其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大学改革，实际上大多是在中国推行美国早已实行的制度而已。我国大学教育历史不过百年，由于战争和运动不断，一直发育不良。因此，我萌发在美国教育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念头。当时打电话请刘校长做推荐人，他很快把中英文信写好寄到美国，他还带口信给我爱人，要我好好研究中美高等教育，回来后可以报效祖国。我当时的动机主要是被美国充满活力的大学所吸引，很想借他山之石来指导我主管的研究生教育，后来由于主客观原因我没能如愿。尽管如此，我对中美研究生教育的比较研究一发不可收，得益良多。

在武汉大学的一段时间里，我锻炼最大的一次经历是1987年被推举为青年科协的会长。这一青年教师组织是东湖边教工单身青年教师于1986年发起成立的，并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当时我正在忙着做博士学位论文，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骆亦庭专门到实验室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接替会长一职。最后我被说服了。数百位青年教师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开展形式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出版了珞珈青年丛书和专刊；邀请校内学术泰斗和优秀青年教师作了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报告；组织教师开展社会实践；探讨当时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及其社会影响，比如“超导研究的重大进展及其社会影响”；特别让我难忘的是组织了青年教师与校领导的座谈会，校领导可以更多了解和启用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当时的一批骨干如陈峰、王余光、骆亦庭、黄进、余劲松、郭齐勇、邓晓芒、马费成、郭友好等现在都成为优秀的学者和领导。刘校长给予青年科协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倾听我们的建议，解决青年教师的种种困难。没有他和郑永廷副书记支持，青年科协不可能取得成就。据说后来的校领导多次想恢复青年科协，但始终没有成功。这一年的锻炼对我帮助很大，大大提高了我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还有两件事让我难忘。1988年我被推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当时我很单纯以为可以向省人大反映民意，为了搜集意见我在校工会定时接待来访，但想不到没有一个人来反映情况。后来人大代表的十年经历，我才认识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还须不断完善，才能真正在老百姓中有地位。记得20世纪80年代省人大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在全体会议上可以用话筒自由发言，亦可举手反对某个决议。当时我先后就副省长候选人、三峡大坝与湖北省经济发展关系的决议都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期间，还成功提出了湖北省人大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在会议期间和舆论界引起了积极反响。现在我还保留着黄知真省长给我的亲笔信，他充分肯定我的作用。因此，我两次被评为省优秀人大代表。想起来这是做了应做的工作。感触颇深的是，其他许多代表想法与我大体相同，只因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公开表态，我所在的武昌区代表团的代表，大多是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和企业界领导，他们的思想深处是与老百姓心心相印的。大会期间我认真阅读文件，详细提出审议意见，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一名人民代表。回想起来我无愧于人民给我信任的一票。为此我得罪了个别重要人物，他在一些场合不点名地严厉批评我。我的这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深受老校长的影响：他为了武汉大学的利益，顶住重压敢于直言，因此导致了1988年他被免职。我深信老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汉大学人。

另一件事，也许刘校长都已经忘记，我曾经得罪过他。1985年学校里要评讲师，要求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教师考外语。我们一批在湖边教工宿舍的单身青年教师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大家推我带头向校领导反映。因为正常渠道不通，我与另外两位朋友组织了几十个人要求刘校长接见我们，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们这批冲动的青年教师涌进了行政大楼。刘校长马上从办公室走出来劝阻我们，我现在还记得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家宽，你赶紧让大家回去，你们的要求我清楚，但你千万记得在我们的国家里你这样做会犯错误的。”这件事他也许已经忘记，但牢牢刻在我的脑海里。

1997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离开了母校武汉大学。当时，刘校长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离校前他与夫人为此专程到家里来看我，我没有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他看到我去意已定，不再挽留，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复旦后要好好发展回报母校。离开武汉大学的决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我提出调动的表面理由是父亲刚刚病逝，我得回上海向我母亲尽孝道，实际上的原因是我所热爱的专业在武汉大学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1997年我所在的重点学科植物学得到了国家教委的巨额支助，但除了个别的方向得到确保外，植物分类学、植物细胞学、植物生理学却不被人理睬。当时，我做过许多努力，向校、院两级领导反映，但是毫无结果。我彻底失望了。历史上武汉大学是一所大师云集、治学严谨的名校，许多学生成为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在母校的求学和生活的十八年中，我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刘校长为武汉大学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执政的十年是武汉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他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武汉大学，属于中国大学改革事业。能否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是武汉大学能否真正成熟起来的关键之一。我深爱武汉大学，留在我记忆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事是美好的，没有武汉大学绝没有我今天。

我个人深受刘校长的影响，自觉地远离名利场；做事的原则是认真、诚信、有责任心；思想独立，决不人云亦云；要求自己做学问首先要会做人；培养出的学生超过自己才算是合格的教师。

作者后记

这是应邀写的一篇文章，自己很不满意。原因是没有把我心目中敬重的校长生动、准确地刻画出来，叙述的又都是小事。我与刘校长接触并不多，关于他的故事大多是别人告诉我的。譬如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位原副院长曾告诉我刘校长在高教司领导大学改革的故事，特别是刘校长非凡记忆力和儒雅风度让他记忆犹新；更多的是刘校长对优秀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爱护和提拔的故事。我虽离开武汉大学多年，他对我的关注始终如一。有一次他和原党委副书记黄训腾先生来复旦看我，仔细参观了实验室，听取了我近几年的进展汇报。从他们两位灿烂的笑脸上，我看到他们对自己的学生的每一个进步所感到的欣慰。我深知刘校长对我的期望和器重，每当我想“偷懒”的时候，一想到他就不敢有丝毫的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