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校的影响

第四节　1964年的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校的影响

1963年以后，伴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教育事业也重新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1963年，宁波相继开办一批中等技术学校。8月，新办了市工艺美术学校、宁波动力机厂技术学校、宁波电力技术学校、宁波农业职业中学。但是，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关注，以及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与和平演变危险的警惕，^[28]把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再度推到政治的前沿阵地，促成了1963年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4年以后的教育改革。

1964年春起，毛泽东对教育表现出较多的关注，尤其是三个《条例》实施后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自1964年至1966年5月，毛泽东就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接班人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和指示。其中，主要有“春节谈话”、“三・一○指示”和“七・三指示”。^[29]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指示的影响下，宁波教育界在市委的领导下，对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不久之前制定的三个《条例》自此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实质上早已经不起作用。

一、“两种教育制度”的推行

“两种教育制度”是指全日制大、中、小学教育与半工半读、成人业余教育并举的教育制度。前者与8小时的劳动制度配套，后者则与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配套。这种思想最早是由刘少奇于1958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同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包括宁波，都出现各类半工半读学校，后来，在1961年的教育调整中，或裁撤或合并或转型。1964年，“春节谈话”之后，刘少奇重提“两种教育制度”的推广，于是，这类学校又获得发展。

1964年，市教育局推广乍山、半浦等公社创办耕读小学的经验，促进普及初等教育。时耕读小学学习年限4年，语文、算术达到小学四年级水平。例如，甬江公社湾头大队小学有早班、午班、晚班、夜班，共有小学生156名，入学率从48.1%提高到83.6%。至1965年底，市郊耕读小学发展到189所，学生4218人。^[30]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余姚县钱库岭大队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98.9%。详见表12‐1。

表12‐1　1965年宁波市、县初等教育普及率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同年，一批全日制普通中学，改制为半工（农）半读中学，一批工厂和农场创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宁波市第四中学为改制试点。翌年原市劳动局技工学校并入，高中部单独建校改名为宁波市第一工业技术学校。1964年底，民办青年中学迁往镇海县三官堂，以原农场360亩土地为基地，实行半农半读。江北区人民公社中学与甬江印刷厂、宁波木材厂挂钩合办半工半读学校。至1965年下半年，老市区有普通中学12所，学生12208人；另有半工（农）半读中级职业技术学校15所，就读学生2241人，占高中段学生总人数的57.8%。全大市有中学98所，学生41400人。^[31]

另外，宁波师范学校也于1964年改为半农半读师范。老市区的7所青少年补习学校改为半农半读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若干工厂则试办半工半读职业学校。同时，也发展和改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至1965年，宁波地、市共有中等技术学校16所，详见表12‐2。

表12‐2　1965年宁波地、市中等技术学校概况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总之，1964年，宁波贯彻中央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指示，在农村兴办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在城镇试办一批半工半读学校，工农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二、教学改革

毛泽东若干次谈话的核心是，批判应试教育，要求使学生各方面的素质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为此，教育部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1964年7月14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强调适当减少课程门类，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宁波市在浙江省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上述精神。

对于普通初等教育，市教育局作出《关于考试、作业等问题的几点规定》：“小学语文、算术可以适当布置作业，其余学科不要布置作业”；“小学语文、算术可以进行期中考试，其余各科不进行期中考试，只进行期末考试，各科单元测验一律取消”。教学方法则提倡“启发式”。时各小学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江东区中心小学总结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改变“多而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少而精”、“启发式”的教授法。

对于普通中等教育，市教育局发出《关于考试、作业等问题的几点规定》：“语文、数学、外语、政治、高中物理和化学，可适当布置课外作业，可进行期中考试，其余学科不要布置课外作业，不进行期中考试。”

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在减轻课业负担的同时，还加强体育卫生健康教育。各中小学均开设体育课。每日除早操、课间操外，还增添了眼保健操。课外活动因校制宜，开展篮球、田径、体操、游泳、踢毽子、跳绳、跳橡皮筋等活动。

学生的卫生健康也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关注。1964年，市教育行政部门遵上级指示，要求各中学控制作业量，保证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睡眠时间。是年，宁波二中的卫生工作以“守两口（眼睛、嘴）”、“管三关（食堂、厕所、蚊蝇孳生地）”为中心任务，广泛发动群众，提高学生健康水平。1964年病假比1963年减少了100人。^[32]

针对当时学生近视率上升的趋势，市教育局还制发《关于中小学保护学生视力的若干规定》，主要有8条要点：（1）不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2）教育学生养成“二要”、“二不要”用眼习惯（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且眼睛与书本的距离保持1市尺；连续看书半小时后要休息片刻或向远处眺望一会儿；不要在光线暗弱或直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要躺在床上、走路或在晃动的车厢里看书）。（3）课桌椅必须按照学生身高配备使用。（4）教室要有充足的光线。（5）每天做眼保健操。（6）每学期两次视力检查。（7）学校应有一位领导分管。（8）加强与家长的联系。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校的影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当时，宁波教育界在1961年的教育调整之后，各项教育事业均有一定的起色，毛泽东此时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对全国包括宁波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来，阶级和阶级斗争一直是新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1963年以后，学校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关键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心，学校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甚至包括一些教学活动，以及政治教材、语文教科书等，都蒙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色彩。1963年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宁波市教育界在省、市委，以及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下，也开始强调学校教育中开展阶级教育的重要性。时中小学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如“访五老”、“谈四史”、“和爸爸妈妈比童年”、新旧社会的比较、“忆苦思甜”、参观“四清”运动、阶级斗争形势展览、参加斗争阶级敌人大会等等。有的中学还开展“用阶级观点分析所想、所为、所见、所闻”的活动，旨在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活实际中具体看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从而学习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识别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全日制小学还设置了“周会”课，通过“周会”进行以阶级斗争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

由于扩大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各级各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也被阶级斗争的教育挤占了，教育质量出现严重滑坡。此时，其他领域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然出现。

【注释】

[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8]上述学校1961年、1962年先后停办。

[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1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1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1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1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1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1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1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1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1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1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2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页。

[2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22]指宁波11个县（市、区）。

[2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2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2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3页。

[2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2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

[28]陆有铨：《躁动的百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56—858页。

[29]“春节谈话”是指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三・一○指示”是指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七・三指示”是指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

[3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3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3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