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就是由知识铺垫编织而成的。人通过理性和智慧开辟了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方式，而人类的延续还需要文化的传承，每一代人在朝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总是首先继承上一代人的文化，人总是首先被自己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所塑造，然后才在其中进行新的创造。既有的哲学、艺术、宗教、科学、历史、语言等之所以被视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就在于它们对人的塑造作用。就具体的人来说：“沃尔夫已经证明，语言是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真正知觉是根据他使用的语言来编程序的，就像编电子计算机程序一样。和电子计算机类似，人的思维也仅仅是根据这些程序来记录和构造外部现象。因为两种语言经常把同一类事件的程序编得很不相同，所以没有什么信仰或哲学体系被认为是同语言无关的’。”(108)人的“文化的习惯、语言、风俗、技术、技巧等等，不是预先决定的能力，它如同本能一般必须加以发展，人首先必须在吸收的过程中，接受并实践其群体文化传统的学问知识”(109)。“个人所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一种意向世界（intentional world），人类不断地从其所生存的意向世界探寻意义与资源，而作为人的意向世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排列、结构与运作，也以供应意义与资源为目的。”(110)社会文化既是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孵育器”，又是科学技术的“象牙塔”。世界每一国家、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都带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民族文化观念如同“基因”影响着本民族的科技发展，正如福柯所说：“在任一既定的文化和时刻中，永远存在着一个唯一的知识型，它界定了所有知识可能的条件。”(111)自然科学虽然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必然地要规范在社会文化观念的范围之内，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了这一点。统观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可以看到：“自然法则”可谓西方科学的“轴心”，科学理论形成的直接目的可以说是对自然法则的解蔽，而“自然法则”则来源于基督教；而“天人合一”观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同时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齐曼曾说道：“我们出生并终生沉浸在某一特定的人类文化中。我们直接经验的或被间接告知的有关生活世界的大多数事物，经过一种特殊的自然语言的过滤后才到达我们，并已经卷入某一特定意义之网”(112)，文化像科学范式一样，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全部的生活世界知识是在文化上被塑造的，而且在其明确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地方，它在社会上是‘结构的’”(113)，“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所有的人类观念、情感和惯例——我们所知道的‘人性’的元素——都是文化人工制品（culture artefacts）……其普遍性足以使科学自身建于其上的主体际性和自愿共识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生活世界知识的广阔社会基础，科学知识就不可能存在”(114)。另外，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一个大熔炉，它可以重塑人的心灵。爱因斯坦的名言“理论决定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也很好地诠释了人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等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不同文化传统领域中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这也使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科学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如英国的经验文化传统背景下，英国的科学发展呈现出形象思维的特征，致使100年来众多英国获奖者中，只有Dirac一人是因纯理论研究而获奖，其余获奖者所从事的主要是实验工作，为理论的创立提供事实或为他人的理论预言提供证据。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的科学观察有力地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及英国光谱学家伊文斯实验支持波尔原子论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而德国，由于其理性文化背景，科学发展呈现出关注事物的根本性问题和最高原理的思维取向：大胆从假设出发，而后用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说。这点从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对大物理学家所作的分级中就可见一斑，被他列为一级物理学家的有波尔、海森伯（德国）、狄拉克、薛定谔（德国）及另外少数几个物理学家，而爱因斯坦（德国）被列为1/2级。(115)这诚如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霍尔所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可能真是用一种独有的和个人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界。但是，我们能够交往是因为我们共享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概念图并因此用差不多想象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界……由于我们以大致相似的方法解释世界，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可分享的诸意义的文化，并因而构造一个我们共同居住其中的社会世界。”(116)霍尔在此所谓的共享的意义和概念图具体所指是“文化”，相似的方法所指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从生存论的视角看，自然界并不是孤悬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之外的异在。因此，科学并不是人对自然界纯粹客观的反映，而是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解释。人的存在方式要构成到科学之中，科学本身就是人的在世存在的方式，它要随着人的生存的展开而展开。科学、科学的解释模式都要受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价值观的影响。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必定是处于具体环境中的人，离不开他所处的那种文化的影响和塑造。科学研究宣称的客观、公正和普遍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正如反实在论者库比特所认为的：“只是为了工作，要求科学家多少独自地和他自己的情感生活保留距离，把科学知识在其中得到建构和保持的精神世界视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以同样方式全然不同于物理的自然世界。但同时，科学家自己的理论告诉他，他自己就已经产生于并仍然不可或缺地保持他拷贝在知识中的世界一部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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