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普缘

我的科普缘

邓宗觉

我已届耄耋之年，回忆往事，我与科普可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科普成为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叙述方便，将它分为三个阶段来谈。

一、启蒙初始阶段

上世纪30年代，我就读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当时就知道南京有个科学团体叫“中华自然科学社”，其出版发行的《科学世界》，是集科学性、普及性、趣味性于一体，深受青年学生喜爱和欢迎的杂志，我也是热心读者之一。在中央大学附近的成贤街，还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隔周周末下午常举行科学报告会，由国内知名学者如胡先骕、秉志、郑集等前辈作科普报告。我常去听讲，从此就被引入了科普之门。

1937年日军侵华，我随校西迁。几年内生活动荡不定，无暇顾及科普工作。40年代中期，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恢复活动。根据当时形势，是联系社员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参加抗日救亡以及民主活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局促西南一隅，信息闭塞，活动也可交流。当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来华，带来了国外科技缩微胶卷(Microfilm)，由中央大学沈其益教授主持翻拍印制成册，在重庆沙坪坝书店寄售。我也曾参与该刊的发行和经费管理工作。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南京，该社主要负责人涂长望、沈其益等离宁他往，活动基本停止了。

1949年，我应聘到国立南昌大学任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非常重视科普工作，虽未设立专门机构，但已有专人负责这件事。我记忆中有杨学志和米玉柱等办事人员，办公地点在环湖路一平房内，我参与了几项科普活动。1950年，江西省人民政府为活跃城乡经济，在南昌市体育场(今苏圃路八一公园的东侧)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展销会。南昌大学要生物学系提供宣传展品。我与系内教师尹长民同志商定为配合当时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需要，提供了《从猿到人》古人类进化系统纸塑模型以及农村儿童常见的几种寄生虫病传染途径的大幅彩色挂图，并派学生胡人义等人轮值讲解。南昌大学为此获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奖状。1958年7月，江西省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并举办科普展览，中科院吴有训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等到会。江西师范学院生物学系送展的展品有江西淡水鱼类浸制标本百余种，并派教师郭治之到会讲解。邵省长陪同北京来客参观后，盛赞江西鱼类资源丰富，希望充分保护和利用，造福人民。

在科普工作中，我也做了一件令自己十分懊悔的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应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廖省仪的邀请，对省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作一次科普报告，题目是“米丘林学说在农业中的应用”。当时的“米丘林学说”是苏联将“李森科学说”的伪科学掺和了进来，并且通过杜布洛文娜等苏联专家在中国广为传播，我在北师大听她讲课一年，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狂热，掩盖了科学上的理性思维，而此时我的科普报告，事实上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第一次作学术报告，准备比较充分，群众反映也比较好。后来报告内容还在省《中苏友好杂志》上发表，更是谬种流传，贻害更广。今天检查起来，错误是比较严重的。这虽然和当时“一边倒”亲苏的大气候有关，但也和自己学术浅薄、不能像先师胡先骕先生那样能洞察其虚伪性并提出公开批评。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科普首先一定要遵循科学性的根本原则，而不能事事盲从，插上政治风向标。

二、探索实践阶段

1959年2月，江西省召开第二次科学工作会议，并成立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我先后历任省科协和专业学会、协会、研究会委员、常委、正副理事长，同时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池塘养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积极投身科技团体的组织和学术活动。

1986年11月，受中国动物学会委托、由江西省动物学会主办的“全国高校动物学教学研讨会”在南昌市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全国高校的代表150余人，其中有最先向中央提出在“四害”中应剔出麻雀的资源动物学家、华东师大张作人教授，还有北京大学陈阅增教授、华东师大周本湘教授、杭州大学江希明教授、武汉大学吴熙载教授等。会期5天，会上提交论文120余篇。

1987年11月，秋高气爽，由中国科协、江西省人民政府主持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诞生400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南昌市和奉新县举行，蔡德全和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论〈天工开物〉中的生物学成就》。1988年，该论文编入纪念论文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大会召开之前一年，我参加纪念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如筹备纪念馆，组建纪念机构，征集审查资料和图片。陈列的展品及解说材料，力求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曾赴奉新县宋村寻找宋氏墓园，因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果而终。

1981年及1983年曾先后两次参加省科协主持的《关于鄱阳湖综合治理利用》学术讨论会。两次均提交了论文，并被编入《鄱阳湖综合治理利用论文资料汇编》。1981年讨论会上，热点问题是滨湖地区是否广种芦苇的问题。赞成者认为:芦苇易种、成本低，是造优质纸的材料，湖南已实行，效益很好。反对者认为:种芦苇促使湖体消亡，且有利于日本血吸虫中间寄生钉螺的滋生，破坏自然生态。我是反对者，最后由领导定夺。结果种芦苇说被否定，从而使日后鄱阳湖水域面积超过洞庭湖成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并且为江西省最近提出建设环鄱阳湖区生态经济开发试验区提供了先决条件。

1981年应江西省林业厅的邀请，滕春火、郭治之、丁铁民以及省电视台摄影记者1人和我一行五人，在南昌乘农用飞机飞往鄱阳湖上空调研，结果发现了国内最大的白鹤群及其他多种科候鸟。事后媒体纷纷报道，为全国及世界所关注。以后有关单位逐年坚持继续观察统计类别、种群数量，并予以公告。省政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决定在永修县吴城镇建立“冬候鸟保护区”(省级)，在此基础上充实设备和增加人员，建立管理机构即国家级鄱阳湖冬候鸟保护区。随之，国内国际政要及鸟类学家，环境保护工作者，纷至沓来参观考察。其中，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英国菲利普亲王一行在林业部一副部长陪同下，来赣考察三日，我全程陪同，并且负责专业翻译。我事先将在鄱阳湖内可能看到的冬候鸟的学名、英文名以及识别特征等内容做了充分准备，因此工作比较顺利。此外，我还多次接待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阿基波博士及其他成员来鄱阳湖考察。我与省林业厅林政处干部王作义等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大型国际学术专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在永修县吴城镇召开了湿地学术讨论会，有关省市及香港派人参加。会上科学地论证:“湿地是地球之肾”，必须加强保护。

省林业厅为了加强群众爱护鸟类的意识，每年春季三月份，在中、小学及群众中开展“爱鸟周”活动。先后在南昌一中、青山湖小学、省府大院以及省摄影家协会举办各种爱鸟活动，并出版《爱鸟周》刊物，还邀请当时的省委领导许勤、王昭荣等莅会讲话。最为有教育意义的，是在永修赣江大堤上将偷猎时受伤的白鹤在治疗痊愈后，当众放飞，回归自然。并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由执法部门对偷猎者给予教育和惩处，以警示人们，把保护鸟类纳入法制轨道。

1982年，省科协组建“江西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作为组织、辅导青少年科技活动的机构。由廖延雄任会长，我任副会长。由科协主办，教育厅和科委协办，组织“全省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后更名为“科学创新大赛”)。每年由协会向全省青少年征集制作成品和小论文参加评比。从第一届开始到目前为止共举办了近30届，其中由我主持了18届比赛。我省青少年对参加全国比赛的热情高，成绩优秀。在开展这项活动之初，学生家长和老师忧虑重重，担心学生会因参加活动而影响升学，事实上并不如此，活动和升学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要积极开展活动，首先就要选好辅导员，要选业务强、认真负责的辅导员，然后进行试点、摸底、总结经验，力求出成绩。第一年，我选择科技活动开展基础较好的南昌三中和广润门小学作为试点。通过三中校长江新聘请特级教师黄恕伯担任指导教师，据了解黄老师业务基础好，心灵手巧，工作认真负责;结果三中的参赛学生在全国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开局就取得胜利。获奖对青少年和学校都是一种鼓励。其次就是要下到市、县去宣传辅导。我应抚州市科协的邀请，两次去抚州宣传、辅导。由于评委们认真工作，青少年科技活动蓬勃发展。

开展科普活动，宣讲、报告是常用的方法。报告分为学术报告和科普报告两种。科普报告就是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报告之前，报告人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是报告的内容要烂熟于胸。二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内容要切合听众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960年，我与江西师院地理系朱宏富老师应上饶市科协的邀请，利用假期赴上饶作了两次科普报告，听众主要是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我们分工是朱先生讲农业气象，我讲农作物害虫防治。由于我们语言通俗，科学名词口语化，虫名既讲学名又讲土名，农民听得懂。

除了科普报告，另一种是学术报告。它的学术性要求高，常反映某个学科或某个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对联系实际要求也较高。1992年10月，江西省水产学会在九江市召开学术年会。我应邀参加了大会并作《生态平衡与水产生产》的报告。听众除与会的水产界同仁之外，省委秘书长王达智同志、省农业厅厅长王书枫同志以及九江市党政领导和市水产局领导。报告的反映是:效果很好、备受赞誉。王厅长提出要再对九江市县水产工作人员讲一次。返昌后王厅长要求对畜牧学会的同志也讲一次《生态平衡与畜牧业生产》。

1956年，民盟江西省委会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举办各成员的科研成果展览和科普报告会。我除了展出展品外，还在大会上作了苏联生命科学的发展状况报告。

2001年10月，挂靠在南昌大学的有关学会由省动物学会牵头举办“人类的公害——邪教法轮功”声讨会。省科协有关领导莅会指导。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报告。报告从科学事实入手，剖析事理很具说服力。这次活动对广大学生起了警示作用;对少数误入歧途者，使之迷途知返，从而与邪教决裂、轻装前进。

三、黄昏夕照阶段

大家都熟悉叶剑英同志的诗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今年已经94岁了，不久的将来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常言道:“生命不止，自强不息。”即便是高龄，我还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说科普工作。上了年纪反应迟钝，当然不能坚持再做旷日持久的科技创新工作;同时体力衰微也不能和过去一样深入基层去做调研、宣传、组织工作。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只能在家写点科普文章和短文。如对于鄱阳湖的开发和利用，我认为应与生态功能协调，反对深度开发，提出适度开发;是围湖造田、造林还是退林还湖的争议，已经利弊分明。此外，对网箱养鱼、反对捕捞湖内小鱼投喂网箱鱼、保护水产资源，控制网箱数量、防止重蹈太湖之覆辙，即水体富营养化等都写了有关文章。其中个别文章为《浙江科协》转载。

科普工作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自从近代自然科学引进我国后，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就是一对孪生子。回顾我国科学界的耆宿如竺可桢、任鸿隽、丁文江、秉志、李四光诸先生，他们既是某一专业方面的开拓者，又是科普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科普工作飞速发展。1950年后，文化部下设科学普及局，科普工作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1956年，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代表，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科普高潮。1961年，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分册《物理》公开发行。至1962年共出版了8个分册，收录有关知识问题1484个。出版之后全国轰动，争相购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在1962年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人赠一套，要求大家从中学习一点科学知识。30多年前召开的科学大会，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的到来。小平同志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对于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三十多年来，科技成果累累，科学普及同样也取得了飞跃发展，激发群众热爱科技，也培养青少年探索未来世界的好奇心。

上述几方面科普工作成绩斐然，效果卓著。尽管科普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须知科普创作是极其艰巨复杂的再创造过程。科普创作不仅要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把科学的成果介绍给大众，也是自己对科学成果加深理解的过程，理解得深才能化繁为简地告诉他人，还要保持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不使脑子僵化、教条化，才能写出一流的科普作品。

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十分重视科普工作，但是在人们思想中仍然存在轻视科普的倾向。多年前，我任江西大学职称评委。有一教师有多篇科研论文，此外还有一本科普著作。会上有评委提出:“科普著作不能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我当即陈述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类似上述的情况不一而足，以至“软科学”项目更是无人愿接。科普工作领域没有出现更为辉煌的繁荣，与此不无关系。长此以往不仅将不利于科学的繁荣，也不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

为了科学和科普，我投入了毕生的精力，我期望后来者将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邓宗觉，南昌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