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辞海》的不解缘

赵进轩

我的案头上放着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三卷本《辞海》，是我学习和工作中须臾难离的良师益友。虽经常年使用，精致的道林纸已微微泛黄，深赭色的塑面封皮边沿也已磨破见花。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书中的部分词条已经有了新的诠释，许多目前通行的前卫词语也在书中找不到注解。但是，我对它依然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究其根由，不光是因为二十七年来一直靠它释疑解难，让我受益匪浅，而是从我接触和了解它那天起，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蒙受的屈辱和生发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及其甘苦三昧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1965年夏，我从乡下考取了镇上的中学，成为那个时代村里为数不多的中学生。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衣兜里装着一张学校发的借书证，凭着它，每个星期六可以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到一本令我废寝忘食的书籍。读书的快乐常常让我忘记了求学的清苦和生活的艰辛，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常有许多不解的词语令我困惑。于是，我常常趁着饭后的空闲，跑到教授我们语文和历史课的吴老师那里求教。吴老师知识渊博，待人态度和蔼可亲，对我有问必答。为了让我尽可能地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往往搬出自己那本厚厚的繁体字版《辞海》，同我一起翻查探溯字义词涵。从此，我便知道了世上竟有一本包罗万象，能够注释汉字博大精深含义的奇妙工具书。为了能更多地亲近《辞海》，我往吴老师的宿舍跑得更勤了，请吴老师解惑并一同翻查《辞海》，竟成为我求学生活中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虽然也因此招致了许多不理解的冷嘲热讽，但却丝毫不能影响我求知的热情。不久，我从吴老师那里得知，学校图书馆里也有一部《辞海》，是专门提供给教师做教学参考书用的，不向学生出借。我曾几次尝试着去讨好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企望能用借书证借出《辞海》一览为快。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学校图书管理员每次都是用一个爽快的“不行”来回应我的笑脸和甜言蜜语。唯一的一次大概是因觉得我太过可怜，总算让我将书抱出来，却是一大摞共十几册的简体字版本。她从中捡出一册文学卷，亲自监视着让我过了约十分钟的翻看瘾。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辞海》尚有不同的版本，并以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部《辞海》作为人生中的第一个奋斗目标。

世上许多美好的愿望往往夭折于不测之中。就在我的理想之翼刚刚展开的时候，“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学校里的正常秩序一下子乱了套。吴老师因有“右派”前科，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揪出来批斗。看到当时社会上抄家成风的形势，吴老师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一天晚上偷偷地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从书柜里取出那部《辞海》，无比珍爱地端详抚摸一番后，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这部书陪伴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如今在我这里怕是难再保全。我知道你很喜欢它，今天就送给你吧，这书中有金啊!你一定要保护好它，用好它，将来做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文化人。”说完就把我送出门外。我又激动又后怕地用双手紧抱着《辞海》，悄悄溜到学校后院试验室和阅览室之间的夹道里，把书放在一个丢弃的破竹筐里，盖上几把乱草，用砖头压好，这才放心地走回宿舍睡觉。果然，没过十天，吴老师就被造反派们抄了家，凡是有字的东西都被送进专案组去查找“反革命证据”，人也被扭送到“牛棚”去劳动改造。我因为私自保留了吴老师的“罪证”，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生怕噩运会随时降临到头上。这样小心地过了半个月，谁也没有提及此事，我的胆子就逐渐大起来，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趁着夜色溜到夹道里将书取出来，把它转移到学校厕所墙外的一个僻静角落里。自那以后，我每天总要编个理由，躲开所在的“红卫兵斗批改战斗队”里的一切活动，独自躲到那个角落里去读《辞海》。这是我第一次无拘无束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人类文明的绚丽风采令我如痴如醉，忘记了风云险恶的政治运动和诡诈莫测的别有用心。头几天里倒也相安无事，等到第六天下午，当我正蜷缩在墙角里看得入迷时，忽然书被人从手里夺走了。抬头一看，只见我们“战斗队”的头头带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同学站在我面前。他把抢到手的《辞海》随便翻了几页，狠狠踢了我一脚，一脸坏笑地说：“这不是吴右派那本害人的黑书吗，怎么到了你手里?怪不得这几天你老是开溜，原来是躲在这里看‘大毒草’来了。把他带到队部关起来，让他好好地在灵魂深处闹闹革命!”说完一挥手，连拖带拽地把我弄到队部亲自审问。几个打手们不由分说地狠揍了我一顿，然后逼问《辞海》的来历。我怕连累了吴老师，就一口咬定是那天抄家时在废纸堆里捡的。因为平时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见书忘命的“书虫”，见我口咬得死，折腾了一阵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为了杀一儆百，最终还是将我从“战斗队”里除名，并且在批斗吴老师的时候把我揪上台去“陪罪”。当我被别着“烧鸡”，低头躬腰地与吴老师一起向毛主席像“谢罪”时，屈辱和气愤变成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特别是吴老师用怜悯和无奈的目光看着我时，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搅着五脏六腑。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在心头隐隐作痛。

我的中学生涯就这样在“文革”初期的喧嚣中无声地凋零了，稀里糊涂地毕业后便回乡务农，并且一干就是十年。那时，除了在生产队挣工分糊口外，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大字报和演“革命样板戏”，精神上的空虚和物质上的贫乏演绎着岁月的苍白。为了熬过那些漫漫长夜，我费尽心机地搜寻着一切能找到的旧书来读，在如豆的油灯下打发着百无聊赖的时光。由于知识的浅陋，经常会碰到不解的词汇和人事，让思维在迷津中“山穷水尽”。每逢这时，我是多么怀念吴老师和那部无辜殉难的《辞海》，希望他们能在身边指点我走进求知坎坷中的“柳暗花明”啊!

“四人帮”倒台后，出版界枯木逢春，在短时间内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新书，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琳琅满目，摆满了让我期盼已久的古今中外的名著。虽说手头拮据，我还是口挪肚省地挤出一点钱，陆续买了两大纸箱各类书籍，算是暂时缓解了长期的求书饥渴。随着读书日多，《新华字典》一类的工具书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让我对《辞海》的企盼也日趋强烈。每次去镇上或县城书店，我都要探询有关《辞海》的信息。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令人沮丧。1979年秋末的一天晚饭后，我照例坐在院子里，收听着小喇叭里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联播”节目。突然，一条新闻绷紧了我全身的神经：为了向建国30周年献礼，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三卷本的新《辞海》。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像在三伏酷暑钻进水库里，洗了一个淋漓痛快的澡那样舒适惬意，眼皮老是兴奋地跳个不停，就像抹了油似的整晚上都没合到一块儿。天刚放亮，我爬起来就去了十几里外的乡镇。在书店里没问出头绪，我不死心，干脆搭车直奔县城。待走进县新华书店一问，我的消息不但得到了证实，而且得知书店正在落实《辞海》的发行征订计划。喜出望外之下，我毫不犹豫地就拍板预订了一套。书店的工作人员告知每套《辞海》的定价是55块钱，让我做好准备，一侯书到，马上前来购买。我留下联系方式，便一路春风地哼着小曲回家。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想让她和我一同分享快乐。谁知妻子冲出口的一句话是：“好是好，可钱从哪里来呀?”立时就让我从亢奋的幻想中跌回到理智的现实里。是呀，在那个年代，55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我在生产队里劳动半年的工值。为了圆《辞海》梦，我从此便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挣钱。生产队里出满勤，自留地里种黄烟，沐河滩上挖香附，杨树林里捡蝉蜕(香附和蝉蜕均是中药材)，一分一毛地积攒着买书钱。日常生活里，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把个农家岁月紧巴成了野地里的苦苦菜。

腊月二十三，在县供销社工作的堂弟回家“辞灶”过小年，顺便给我捎来了要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书的口信。我赶紧和妻子盘算家底。满打满算手里攥着的钱还不到四十块，无奈之下，我只好回老家找父亲合计。那时节，老家里的日子和我一样紧巴，刚填饱肚皮的生涯哪里还有闲钱去买书!我进门刚说明来意，就遭到母亲和家里其他人的一致反对。老父亲蹲在院子里吧嗒了半天烟袋，最后起身力排众议：“俗话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字里常包蓝田玉’。老大愿意读书，那是他的志向，什么都别说了，咱们能帮上忙的就尽量帮帮他吧!”说完就走回屋里，从准备买小猪崽的钱中拿出二十块来递到我手里。真是知子莫如父啊!我满含着两眶热泪走回家，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了一夜“烧饼”。第二天，我诚惶诚恐地揣着全家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六十块钱坐车来到县新华书店，像娶心爱的媳妇一样把魂牵梦萦了十年的《辞海》迎回了家。我的举动一时成了村里人街谈巷议的话题，咸淡不一的传言纷纷飘落在小院里。我却不听不顾，心满意足地一头钻进书里，忘记了晨昏劳困，用知识的甘泉去润泽着曾经褪色的青春。因为买书，那年春节，全家人只吃了一顿素馅饺子辞旧迎新，在我的心灵里永远烙上了对亲情的愧疚。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滔滔奔流，我家也和亿万农家一样逐步告别了贫困和愚昧，我的藏书也从最初的不满两纸箱变成了整整三大书橱。在与《辞海》的朝夕相处中，我的奋斗逐步变成了自学高等教育的学历证书和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书，变成了各级报刊上对故乡与时代的写真和赞歌……

岁月如流，人生易老，二十七年，弹指一挥。在数不清的晨昏春秋里，《辞海》已被我翻查了无数遍，但它那洋洋数十万条词汇中，我学习和使用的只是九牛一毛。或许，对于时代来说，它只是汉文字工具书库里的一座里程碑，但是，在朝夕相伴的我的眼中，它永远是情有独钟的恋人和益友良师。拥有它，是我一生的幸福，也应当是我的后人们和家族的幸运。愿它永远至善至美，伴随着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流芳青史，历久弥新……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