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形成阶段

二、教育思想的形成阶段

就杜威的教育思想发展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1884— 1894年，在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杜威研究生毕业之后一时没有工作，很快就应密执安大学之聘，当了讲师。在那里任教时，受到哈佛大学教师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年）的强烈影响，思想突变，把兴奋点从哲学转向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对教育学开始产生浓厚的、持久的兴趣。 1885年在《科学》十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教育论文《教育与妇女健康》 。翌年，首本著作《心理学》出版。他开始着意为保守、陈腐的教育寻求科学的和哲学的解答，并终其一生，孜孜不倦。 71岁时，杜威在《从绝对主义到试验主义》一文中叙述了这段思想变化的过程。

应当提到的是，在密执安大学期间，杜威对教育事业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因素。 1886年，杜威和艾丽丝·奇普曼（ A1ice Chipman）结婚。艾丽丝是哲学学会的创始成员，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活力、独立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兴趣，对杜威的思想起着一种理智的激发作用。当时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比在墨守成规的课堂中丰富得多的教育。他们的孩子后来成为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学生。有人问起杜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从事教育哲学，并创立和指导这个实验学校。他回答说， “主要是为了孩子” 。

第二阶段是1894— 1904年，是改革教育的尝试阶段。 1894年初，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哈珀（ William Harper）聘请杜威任该校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把教育学包括在这个系之内，是杜威接受这个职务的一个决定因素。当时的芝加哥是一座巨大的、已经发展起来的都市，出现了大量因为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畸形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杜威在芝加哥期间（ 1894— 1904年）开始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一张蓝图，他的教育学体系是他哲学体系的边缘。他创立并领导了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该校于1896年1月成立，正式名称为大学初等学校（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 ，后来叫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 。实验学校刚开始只招收小学生， 1903年延伸到中学部。实验学校教师为了对杜威领导这个学校表示谢意，将学校称为“杜威学校” 。实验学校是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和教育系的实验室，任务是“检验和显示理论工作在实际情况中的结果” 。

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创办初期，杜威的教学思想大部分来源于赫尔巴特的思想；从他的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儿童兴趣出发的理论，可以看出受卢梭、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的影响；从他关于重视儿童互相学习的理论可以看出受夸美纽斯的影响。毫无疑问，在所有伟大的教育理论家中，杜威是最精通教育思想史的。虽然他大量吸取前辈们的学说，但也尖锐地批判了他们，他提出的体系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实验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方法都试图对他的实验理论作一个实际的说明。一般认为这一理论是成功的，尤其是在初级阶段。到杜威离开芝加哥为止，实验学校存在了八年。

杜威在芝加哥期间，写出了不少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条》（ 1897年） 、《学校与社会》（ 1899年）和《儿童与课程》（ 1902年） 。所有这些著作，包括《教育上的道德原理》（ 1910年） ，都是有关实验学校的工作纲领、内容、进程和总结。此项实验曾经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视，主要是通过杜威的这些著作，特别是《学校与社会》里所详细描述的内容和思想传播开来的。

第三阶段是1904— 1930年退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由于对实验学校的管理和经费问题意见不一，杜威于1904年5月辞去芝加哥大学的职务，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930年退休。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同事都是实用主义者，合作建立了芝加哥学派工具主义的主要思想。与芝加哥大学情况不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成员在哲学观点上各不相同，但他们创造了一种理智的气氛，共同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科学推到一个顶点。 19世纪的教育研究制高点在赫尔巴特曾任教24年的德国柯尼斯堡大学， 20世纪哥伦比亚大学起而代之，执世界教育科学之牛耳。可以说，柯尼斯堡大学是19世纪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20世纪的柯尼斯堡大学。 1905— 1915年，杜威深深地卷入了各种争论，并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教育论文，阐明关于经验的观点。《我们怎样思维》（ 1910年）由于对中小学教育实际发生深刻影响，立即被认为是教育文献中的优秀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教育著作，除一些论文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本。一本是与女儿伊夫琳·杜威（ Eve1yn Dewey）合写的《明日之学校》（ 1915年） 。其中，理论阐述部分是他自己写的，反映当时新学校使用适应儿童需要和兴趣的各种方法的内容，大部分是他女儿写的。另一本是《民主主义与教育》（ 1916年） ，这是他多年来对教育哲学最充分的阐述。西方学者把该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卢梭的《爱弥儿》并列为三部不朽的教育瑰宝。

杜威193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仍被聘为大学的荣誉教授直到1939年。他继续写作，修订了《伦理学》和《我们怎样思维》 ，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与阿瑟·本特利（ Arthur Bentley）合写的《认知与所知》 （ 1949年）是杜威最后一本哲学著作。 《 〈教育资源的使用〉引言》（ 1952年）是杜威最后发表的教育论著。他借写这个引言的机会，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进步教育的联系，并十分忧虑地关注它的将来。 1952年6月1日杜威在纽约市第五大道自己的寓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