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部西书东来

第二节　七千部西书东来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与士大夫建立友好关系的一条重要政策就是“学术传教”⁽³⁾，主要内容为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获取中国士大夫的尊重和好感。为了更好地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自利玛窦来华之始，传教士就陆续带进西方图书。特别是利玛窦在充分认识到带入西书的重要性以及历法在我国的地位之后，就多次要求教皇从罗马派天文学家来华，从而达到“藉天算以宣教”的目的。

1605年，他在给罗马的信中提到：“我希望阁下能与天父讨论此事，此事对中国至关重要。希望他能派一、两个天文学家（国别不限）直接到中国来；最好直接到北京，因为在其他地方他们用场不大……另外一定不要忘记让他带必要的书过来。”⁽⁴⁾于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金尼阁，字四表，比利时人。1594年入耶稣会，1610年到达澳门，1611年到达南京，不久赶赴杭州、北京，任中国传教团司库。金尼阁虽然从未见过利玛窦，但坚定地维护利玛窦的传教路线。1610年，在他写给耶稣会长的年度汇报信中，关于发展教徒数量问题，他写道：“基督教将会随着圣教及其使者们之获得信任而取得进展，又将会随着不合时宜的热情使得人数膨胀而倒退。”可见，关于发展教徒数量问题，他与利玛窦的观点一致，重质量而不重数量，对只注重发展教徒数量持反对态度，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致力于通过西学来传播福音。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金尼阁奉龙华民之命返回欧洲，其重要使命就是募集图书和带专业的天文学家来中国，因此他带来的图书与利玛窦时期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金尼阁带来了七千余册西书，想在中国办一个教会图书馆，除了宗教神学书外，还想藏一批中国人从不知晓的科学用书，并打算将这些书翻译成中文，以此来炫耀欧洲人的科学文化成就，“打动中国人的心”，从而吸引中国士大夫入教。

1614年，金尼阁返回罗马，在归途中，他还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手稿翻译成拉丁文，并从熊三拔的汇报信中补充了部分材料，经过润色和修改，在1615年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题刊印。此书给欧洲带来了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的又一次轰动，激起了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情。到达欧洲后，金尼阁还漫游里昂、慕尼黑、法兰克福等著名出版地，募集到图书七千余本（其中包括罗马教皇保禄五世赠的500卷），其中还有一些科学仪器。所募集到的这些书都包装精美，有些还是牛皮封面的，据金尼阁本人估计，所有图书和仪器总价值约1万金币。然后他又与22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一起再次来到中国，后来对中国天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邓玉函就是其中一员。

金尼阁等人携七千余部图书在1620年7月22日到达澳门。在那里，碰到了被明朝政府驱逐出来的王丰肃、谢务禄和熊三拔，由此知道了有关南京教案的情况。虽然当时明朝政局混乱，大臣无心严格执行朝廷“禁教”政策，但是在气氛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金尼阁等传教士只能偷偷潜入内地，加上路途堵塞、运输困难，除了传教士自己偷偷潜入内地，七千部书根本不可能光明正大地运往内地，更不用说办图书馆、赠献皇帝和组织翻译了。于是，金尼阁决定采取分批北上、分散带进的方法，让去内地的传教士尽可能随身携带，一部分赠送给中国人，另一部分收藏于教堂。有条件的则根据传教需要，先摘要译成中文。只可惜，随身携书极其有限，根据《辩学》记载，这批带到澳门的七千本图书，被陆续带到内地去的“未有什之一二”。

那这七千部书都是些什么样的书，据金尼阁回忆，这些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欧洲的所有科学和艺术，哲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医学、法律、历史、文学、语言学、音乐、绘画、雕刻等领域，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在《职方外纪・刻职方外纪序》中李之藻这样说：“金子者，齐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兰台麟室，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⁵⁾《辩学》对这七千部西书也有记载：“皆天人之学及历法度数之书。”

由此可知，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西书，大量是宗教书和历算书。其中有反映开普勒物理天文学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和《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有反映开普勒光学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学》、《折光学》，此外还有《世界的和谐》、《鲁道夫星表》等，这些书对于《崇祯历书》的编撰有很大帮助。而且金尼阁对选书非常严格，“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相同的复本，且不以内容浅近平庸者充数。和早些年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带进的西书一样，七千部书中不少是希腊著作的拉丁译本，也有希腊著作注释、复原本，还有欧洲人的研究专著。七千部书都是铅字印刷而成，当时欧洲使用铅字活版印刷术已约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可是中国大多还在沿用300多年前发明的雕版印刷，不得不让人感慨两者之间的差距。所以，七千部书最为国人所羡慕的，就是“每部以单页之纸两面夹印细字”，西书一部可抵中国数十部。

关于这七千部书的翻译工作，金尼阁曾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人商量过，但是面临带入内地书本极其有限这一情况，不可能立马都进行翻译。

于是，在1623年夏，艾儒略就首先以《西学凡》对这批西书做了提纲挈领的宣传，希望能引起国人和朝廷的注意。《西学凡》在南京教案以后，率先打破了长久沉寂，为西学传播揭开了新的一页。

“凡”，述其概也。《西学凡》就是简介西学，但它又不是包罗所有西学内容，而是介绍当时西方教育中所涉及的基本学科，主要是“西学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艾儒略的贡献更不仅在于此，对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汉文西书《职方外纪》也应归功于他的翻译。该书由艾儒略在杨廷筠的协作下，于1623年根据庞迪我和熊三拔所翻译的抄本增补而成。《职方外纪》一书除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外，共分五卷，第一卷亚细亚总说；第二卷欧罗巴总说；第三卷利未亚（非洲）总说；第四卷亚墨利加总说合墨瓦蜡尼加总说（南北美洲）；第五卷四海总说（大洋洲和南极洲）。⁽⁶⁾在文字叙述和内容方面大大胜过了利玛窦时期。

杨廷筠在为《西学凡》写的序中就明确指出：“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同时，艾儒略在书中还特别谈到了欧洲各国如何重视数学及其应用，如何重视有发明创造的人才。李之藻认识到《西学凡》是把握西学的纲，所以后来把它列为《天学初函》的第一篇。此外，当时的李之藻、徐光启等人也的确计划要以《西学凡》为先导，根据这个西学的纲全面铺开一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

有这七千册西书，还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一大批雄心勃勃要翻译这批书的中国学者，再加上随金尼阁前来中国的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acques Rho）等这批学识深厚的传教士，若再有官方的支持，那么这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是有其实现的条件的，一旦成功，那必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可无奈，这一美好的设想并没有实现，1625年，李之藻在《读景教碑书后》中写道：“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轶古昭来。其如道不虚行，故迄今尚有所待。”由此可见，在那么一个政治混乱时期，“开局演译”还只是处于期盼之中的良好愿望。

1627年熹宗驾崩，带来了中西科技交流事业的转机，让人看到了实行译书计划的一丝希望。继位的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是一个“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的皇帝，也是一个“慨然有为”的皇帝。崇祯皇帝在1627年9月登基后，年底就翦除了奸臣魏忠贤及其党羽。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任礼部左侍郎，统领钦天监，掌管天象历法。魏忠贤阉党掌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就在1624年回到上海。有这么一位皇帝，那本应该是译书有望之时了，只可惜当初筹划译书最有力的杨廷筠和金尼阁先后在这一年病逝于杭州。徐光启复官后，就很快投身于朝廷事务中，单支撑历局的翻译工作就已感到势单力薄，更不用说实现先前设想的大规模的译书计划。这一译书计划，杨廷筠生前曾雄心勃勃畅想：“假我十年，集同志之手，众共成之。”但历史没有给他这十年，没有给他一个适合的时间。西书七千部东来，这本该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可无奈来不逢时，刚好处于西学传播的梗阻期，“众共成之”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幻影。

虽然那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没能实现，但徐光启复官、主持历局工作后，还是翻译了七千部书中的一些天文学著作，推动了《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这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而且据《明经世文编》中《李我存集》记载，在金尼阁带来七千部书之前，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的修订本问世，李之藻就向皇帝上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西洋“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希望皇帝能“勅下礼部，亟开馆局”，所有历法“照依原文译出成书”外，还能“将其余各书，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