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补给生制度第

二、关于补给生制度第1、2年度的实施状况

从1930年（昭和五年）11月创始至1931年末，是实施补给生制度第一、第二年，其具体状况如何呢？

首先，动作最快的当属第一种补给生制度，当年10月便录取了一人，并于11月1日起进入天津中日学院中学部二年级学习。该生名叫石川福太郎，时年18岁（以下年龄皆为虚岁），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从天津日本人小学高等科一年级毕业后进入天津实业专修学校，在该校一年级时由校长推荐为补给生候选人，并最终得以录取。关于石川为何最早被录取，现存文件可以提供解释。据载:“去年（即1929年）十月文化事业部坪上贞二部长来津之际，提及正欲物色对华文化事业部补给生赴天津中日学院学习，遂向其推荐刚录取为本馆见习雇员的石川福太郎，其人品无疑，身体健康，成绩优异，家庭完满，最适合成为候选人”⁽⁶⁾。由此可知，补给生制度的准备工作于1929年秋已有所进展。不过，虽然很早就登载了作为第一种补给生最佳候选人石川的名字，但经正式批准并入中日学院学习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石川虽被录取，但由于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关于每月支付学费金额及推荐人应为所毕业小学的校长还是录取时所在专修学校校长等问题，还需从驻天津总领事代理田尻与外务大臣币原的往来文书中了解。关于学费，经参考当时中日学院学生的平均经费，定为每月补助25元；每月追加补助10元作为个人汉语补习费用，且仅限1年；至于推荐人由小学校长担任即可。10月至11月间币原与田尻的交流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数“本补给生制度未告知中国方面时，恐招致误解，影响学生学习，故学费等宜经由与外务省关系不深之推荐人代为交付”⁽⁷⁾的字句。单从字面上很难理解其中含义，但根据翌年所发各文件可知，对于中方返还庚子赔款的要求，负责东方文化事业的文部省文化事业部并不认可，同时由于中方谴责日本用此款项派遣日本人来华留学是为了培养间谍，日本认为还是不提文部省的名字为好。因此，本该由文化事业部直接交付本人的经费款项，改由推荐人代为转交，以伪装成非文部省出资派遣，所以在币原与田尻间的文书中也特意提到了石川的学费最好由别人来转交一事。

第一种补给生的第二次选拔考试，是在石川入天津中日学院学习4个月后的1931年3月进行的。这一次从30名候选人中录取了9人（全为男生）。30人皆为居住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子弟，他们于在校期间或毕业后得到当地日本人小学校长的推荐而成为候选人。选出的9人分别是:小泽茂（16岁，家住安东）、池上贞一（14岁，青岛）、尾崎正明（13岁，青岛）、川口晃（14岁，铁岭）、永江和夫（14岁，哈尔滨）、铃木隆康（13岁，旅顺）、斋藤达俊（13岁，奉天，现为沈阳）、藤卷晃（14岁，上海）和马殿幸次郎（15岁，上海）。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十三、四岁，临近小学毕业；年长一两岁的也只是高等科一、二年级的在校生。

关于为何候选人中多为在华居住者，大体有两点理由。第一，就应募方而言，中国当地的日本人，在小学毕业后便会考虑是回到日本读中学，还是升入当地的日本人中学或是其他学校。对于那些没有经济条件回日本读书的学生而言，这种补给生制度既可以使其留在父母身边，或在离父母不远处利用补助费学习，也可对将来的就业提供保障［上记补给生规程（十六）中记述了本补给生毕业后，应从事相当于全部补给期间一半时间的业务工作］，因此充满诱惑。第二，从招募和应募双方来看，由于日中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如果录取日本本土居住者子弟为补给生，则“可以想象（一）父兄忧虑甚多，（二）子弟亦多思乡，自然无法达到良好效果”；相反若选择在华居住者，其不但适应当地氛围，且有事之时父母相距甚近亦可商量，所以十分放心。⁽⁸⁾特别是刚开始时，在华居住者对此兴趣极大，所在学校也将学生能被录取视为荣誉而积极推荐。

其后不久第一种补给生录取了吉田宪亮（14岁，家住本溪湖）1人，同时6月又从7名由东京府立第一商业学校校长推荐的该校学生中选出了铃木明（15岁）和秋元一郎（14岁）两人。可见，补给生也已开始从日本本土录取学生。这样一来，算上前年的石川，补给生合计达13人。观察这一年的选拔考试可知，既有选拔出数人的情况，也有只选出一两人的情况；既有设定推荐截止时限进行统一选拔的情况，也有每次收到推荐材料便进行选拔的情况。第三年以后仍然沿袭这一方法。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二、三种补给生选拔考试的情况也与之相同。如此一来，是否有一个客观的选拔标准犹未可知，但多数情形是只要由有实力的人推荐，选拔考试便会十分顺利。这一状况一直延续下去。

此外，关于第一种补给生入学学校，藤卷、马殿为汉口江汉中学，斋藤、吉田为奉天冯庸大学附属中学，池上为青岛礼贤中学，而其余8人全部为天津中日学院。其实，天津中日学院入学者最多是有原因的。该校前身为东亚同文会于1921年创立的天津同文书院，1926年虽更名为中日学院，但仍在该会的影响下继续接收中国学生，进行初、高中合计六年的教育，因而较易于接收补给生。（另一所汉口江汉中学前身也是由东亚同文会创立的汉口同文书院，同样招收中国人进行中学教育，所以接收补给生也比较方便。但由于大部分补给生录取者居住在天津以北，所以只有居住上海的2人前往汉口。）同时，正值日中关系不稳之时，学生家长不免担心学生在校会受到中国学生的虐待，希望能让其进入与日本有关系的学校，所以文化事业部也支持让学生进入上述两所学校，并未建议其到当地学校就学。

另外，在1930年录取石川之时，如前所述外务省公开推进留学事宜已招致中方反对，所以由推荐人做中间人，但到了1931年录取多人时，则不再将此任务一一委任给推荐人，而是由东亚同文会一并担当。这大概是考虑到大部分补给生将进入与东亚同文会渊源甚深的天津中日学院或汉口江汉中学学习而做出的决定。对于入学学校及文化事业部相关工作的代办机构，外务省用官方语言就其方针表述为:“鉴于贯彻民间英才教育助成精神之必要及诸种对立关系，在华第一种补给生全部作为东亚同文会补给生对待，大体由天津中日学院及汉口江汉中学接收，学费等亦由该会交付”。⁽⁹⁾

关于学费，前年开始时包括汉语补习费每月总共补助给石川35元，但到了1931年则含石川在内一律补助20元。其根据是在天津中日学院学习一个月有20元就足够了，同时学校也在准备给学生进行语言补习，所以学生单独雇人补习的费用也便省掉了。另外，学费补助期限是从入学到毕业，所以对于大部分从一年级开始的补给生来说，总共有6年的时间。

这样，被选为补给生的少年们从4月起便得到了20元学费补助，开始了准备工作（随后选出的来自东京的2人也从7月起得到补助），到了9月终于进入了各自学校开始学习。文化事业部职员安藤也通过走访各校，与这些少年们见面，将此时的情况撰写成了总结报告。此报告以“关于第一种补给生之状况及将来”为题，内容丰富，本文前面已介绍了其中一部分，此处重点描述补给生们的状况。

据报告所示，进入天津中日学院的6人（随后录取的2人还未到校）得到了老师亲切的指导，正在顺利地学习；而由于进入奉天冯庸大学附属中学的2人刚刚到校，未及见面详谈，但还是见到了其参加训练的身影。对历尽备考之艰辛最终进入青岛礼贤中学的池上有这样一段描述:“由于时局关系，常常会受到支那学生的侮辱，他正努力隐忍着。”⁽¹⁰⁾而进入汉口江汉中学学习的两人因当地水灾封校，只能返回上海家中，正在自学。此外，由于对这些补给生的采访似止于9月中旬，该文并未提及“九一八事变”对补给生的影响。

其次，关于第二种补给生刚开始第1、2年度的状况，与第一种补给生制度于1930年（昭和5年）10月启动不同，最早的第二种补给生选拔考试是从1931年3月开始的。但推荐过程更早些，1月至2月份就开始了。笔者查阅驻安东领事米泽向外务大臣币原发出的数封催促信函，强调发布录取信息刻不容缓。其中原委是得到推荐的（第一、二种补给生）候选人在原来的学校皆临近毕业，正值困惑于择业与升学之间；同时这也“事关当初热忱推荐优秀候选人的学校校长之颜面，恐影响将来招募候选人的质量”⁽¹¹⁾。具体涉及候选人有:最早的一位是安东中学5年级在籍的长野贤（19岁）；接着同年3月选拔的青岛日本中学5年级在籍生的仓崎一郎（19岁），及同校4年级在籍生的冈田昌雄（17岁）；4月选拔的从青岛日本中学毕业，正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附属高级中学1年级在籍生的中西一介（22岁）、大连中学在籍的中村正等共5人。随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审查，但由于定员与预算方面的原因，天津、广东方面推荐的候选人最终在严格选拔中遭到淘汰，其后也未再追加录取。由此可知，最开始时在华居住者对第二种补给生的反应与对第一种补给生制度一样强烈。

第二种补给生制度与第一种一样，在最开始时有许多手续方面的工作要集中处理。其一，便是学费的补助金额问题。第一种补给生的情况是一律每月补助20元，而第二种补给生则是在居住在家中的走读者补助30元、在外住宿者补助40元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将补助定为20元、30元和40元三个级别。补助期限为到大学毕业为止的6—7年。

其二，关于入学学校，第一种补给生的情况是他们可以顺利地进入天津中日学院和汉口江汉中学学习并接受指导，而第二种补给生因要进入高级中学或大学，所以入学问题完全依照本人意愿。档案中记述了中西一介于中国大学附属高级中学2年级考试及格，中村正于清华大学在籍，冈田正准备进入北平大学，仓崎正在大学和专门学校之间做选择，可见其中大多数人最开始并未想好未来的出路。

其三，由于外务省为向中国人隐瞒派遣留学生一事，所以出现了应通过谁来转交学费的问题。关于此事，第一种补给生的情况是一律委托东亚同文会转交，而第二种补给生虽已实行暂由各推荐人转交，但如推荐人在青岛，而补给生迁居他处，手续便十分麻烦；同时由于大多数补给生都在北平学习，最后到底哪位家住北平者成为可转交的合适人选，至今尚未发现相关记载。但就第一种补给生而言，从后来的资料中可以印证由东亚同文会向文化事业部所做之交涉（如增加学费补助、组织旅游的交涉以及归国费用的请求等）是由补给生自己进行的。此外，或许学费补助实际上也是由个人领取的。

最后，关于第三种补给生刚开始第一、二年的情况。第一年度共录取4人，此4人的姓名、研究事项以及出身学校依次为:（1）寺田范三，宋学的发展，京都帝大；（2）法本义弘，儒教，大东文化学院；（3）藤井静宣，中国佛教，大谷大学；（4）佐竹一三，中国历史，东亚同文书院⁽¹²⁾。到了第2年度（1931），每月都进行选拔考试，到11月共录取了19人。此外，当年还录取了2人，但决定将其划作下一年度名额，于次年再行录取。从现今可查资料来看，1931年的记载要比1930年详细，所以以下引用资料原始格式，将被录取的19人的姓名、年龄、推荐人姓名、研究题目、研究地域、预计补助期限、补助月额、备注按顺序排列如下。⁽¹³⁾但在姓名排列上，由于尚有不掌握录取时间之处，故无法按顺序排列。另外，对于资料中未记载事项也将跳过。

（1）古川园重利，23岁，中目大阪外国语学校校长，蒙古一般概况，北平、张家口、多伦诺尔，2年，70元（半年）50元（1年半），昭和4年3月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毕业。

（2）马场春吉，41岁，内堀维文，山东文化，2年，80元，大正5年东洋大学大学部第一科（伦理哲学）毕业，大正6年任职于福山学院，大正7年任职于济南私立东文中学，大正13年该校更名为东鲁中学，继续在该校任职。

（3）土屋申一，24岁，拓殖大学校长永田秀次郎，语言及中国风俗（土俗），2年，60元，昭和6年拓殖大学商学部毕业。

（4）滨正雄，27岁，水野梅晓，现代中国政治之考察，2年，60元，昭和3年3月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法科毕业。

（5）松川朴平，26岁，二松学舍专门学校校长山田准，前汉董仲舒之思想，希望进入北京大学，2年，60元，从大正15年起于北平同学会进行2年汉语及中国概况研究，昭和6年3月二松学舍专门学校本科毕业。

（6）大谷湖峰，32岁，驹泽大学校长忽滑谷快夫，中国宗教思想，特别是道教思想，2年，60元，昭和3年私立驹泽大学东洋学科毕业，同大学研究科入学，大东文化学院高等科听讲生，昭和5年3月修了，随后任驹泽大学讲师。

（7）长濑诚，28岁，大东文化学院校长大津淳一郎，中国思想史，2年，60元，昭和2年大东文化学院毕业，任福岛县立白河中学校代理教师，昭和4年任该校教师。

（8）冢野善蔵，24岁，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中华民国自然地理学，北平，2年，70元，昭和6年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毕业。

（9）细野重雄，25岁，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中华民国农作物分布及变异，上海、北平、广东、京都，2年，70元，昭和5年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生理学科毕业，同年5月大学院遗传学专业入学。

（10）大上末广，29岁，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现在之中国国民经济，北平、汉口、南京、上海、广东，1年，70元，昭和4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同4月大学院入学进行《支那国民经济论》研究，同6年4月任同学部副助手。

（11）福井康顺，34岁，早稻田大学校长田中穗积，道教研究特别是道观及其实际祭祀，北平及南京，1年，80元，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社会哲学专业，昭和4年4月被委任为同文学部讲师。

（12）鬼崎末男，26岁，水野梅晓，中国经济思想，北平，1年，70元，昭和6年3月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13）铃木辰雄，28岁，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佐藤宽次、那须皓，“满洲”农村社会生活及农民移民，公主岭农学校及其他，2年，80元，昭和3年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学科毕业，同年4月任农学部副助手。

（14）山上金男，23岁，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校长鹫尾健治，中华民国金融组织，2年，60元，昭和6年4月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

（15）田村三郎，22岁，东亚同文书院院长近卫，支那思想史，北平，2年，60元，昭和6年3月东亚同文书院毕业，预定北京大学入学。

（16）泽登誉，24岁，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汉语，北平，3年，125元，昭和6年3月东亚同文书院毕业。

（17）北村重英，24岁，后同（16）记载。

（18）下川贤，23岁，后同（16）记载。

（19）藤泽亲雄，39岁，东洋政治思想研究，北平，1年，120元，大正6年东大法科大学毕业，大正2年至昭和5年任九州帝国大学教授。

以上是1931年关于被录取的第三种补给生的资料，从中可见不仅其与第一、二种补给生相异，即便同为第三种补给生，其录取上也各有不同之处。以下略做分析。

第三种补给生与第一种和第二种补给生的不同十分明显。首先，第一种补给生主要录取刚从小学毕业的少年，派赴中国的初中、高中学习6年，学习汉语及中国相关知识，并一律支付学费。第二种补给生主要录取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派赴中国的大学学习4年，同时为使其学到比第一种补给生更高程度的、可以实际应用的汉语及中国相关知识，根据住宿和走读的差别，给予一定的补助。而第三种补给生虽然录取者多为二十多岁，但其背景五花八门——既有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也有已经工作者，因此录取者虽多为20岁左右，但是也有三十多岁的人（甚至还有一人超过了40岁）。同时，由于研究领域各有不同，须各自申请赴不同地点学习。单从数据来看，相较于在特定大学钻研学问，更多的人希望选择一个或多个地点，在其范围内自由游历从而加深见闻。根据各研究内容的不同，补助期限被设为一到三年不等，学费也依研究内容进行审核，每月补助金额设置在60元到125元之间。此外，原则上学费补助通过推荐人转交，但可以推测实际上学费补助以及生活上的其他各种事宜，也和第二种补给生一样，由补给生自行领取及处理。

其次，第三种补给生在录取上有所不同。大多数的录取者都得到了所在或毕业的大学、高等专科学校负责人或教授的推荐，他们在研究题目中提出了各自的专业领域，希望留学1到2年。但与之相比，上述（16）至（18）的三人，由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推荐，并希望学习汉语3年，这一内容大概与第三种补给生培养研究者的宗旨相悖。但这一疑问在币原外相于1931年1月22日发给重光葵的文件中得到了解答。据此可知，泽登等3人从成绩上看毫无疑问可以被录取为外务省留学生，但在昭和六年（1931）“由于留学生费用预算随后被大幅缩减，无法满足预定之人数”，所以无法再以此资格派遣留学，只能代之作为补给生进行派遣。而且在补助金额上也给予他们三人与外务省留学生的相同待遇，并且与以前一样学习3年，期满后聘为外务翻译员或任职于外务省。⁽¹⁴⁾外务省本应独自出资向中国派遣留学生以达到培养外交官之目的，但由于手头拮据，只得借用内部的文化事业部开展补给生制度之机一并安排。这样一来，遵照随后外务省的称呼习惯，第三种补给生便存在有“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和“普通补给生”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