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给生制度第年度以后的状况

三、补给生制度第3年度以后的状况

以上详细回顾了补给制度实施前两年的状况，下面针对第3年度以后的状况，重点关注其变化。

首先，是第一种补给生的变化。第三年度（1932年）并未进行新的选拔考试。大概是因为前两年度录取人员过多，停招以进行调整。之前入学的留学生大都在原校学习，只是进入奉天冯庸大学附属中学学习的斋藤健俊和吉田宪亮有所变化。在前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该校几近停办，所以斋藤只得转入奉天实业补习学校，而吉田则转入自家所在地的本溪实业补习学校学习。（同时，斋藤于1932年转入奉天省立第二初中学习，吉田同年转入本溪县立初中后，也于1933年转入斋藤所在学校。）此外，“由于近期银价不利”⁽¹⁵⁾，从1932年9月起每月的学费补助金额从20元升至30元。

到了第四年度（1933），由各地推荐的候选人达17人，经整体审核最终录取了9人。其中，山下二郎、高木芳郎、大藤猛夫、木村隆吉、秋山善三郎、箕浦彦广、尾坂德司7人为日本在住者（其中，有2人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一商业学校，4人毕业于同府立第三商业学校），全部进入天津中日学院学习；其余的木村健之助、大野胜马2人为上海居住者，一同入汉口江汉中学学习。同时，大概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从这一年起再无学生进入上述两校以外的学校。从9月份新学期开始，池上也转入天津中日学院。原因是其父回国，在青岛再无旁人可以照顾他。同年10月，承担第一种补给生管理事务的东亚同文会会长牧野，向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提出申请，希望允许天津中日学院及奉天省立中学在读补给生共计11人赴日本研修旅行并给予经费补助。在这份申请书中记有“因11人中大部分人尚未踏上过故土，借此访问之机，可亲身参拜著名之神苑，体会国体尊严，参观工厂学校，拓宽见识，以资将来之训育。”实际上，该旅行于1934年1月到2月间得以成形。申请书中提到的“著名之神苑”，按照实际参观顺序依次是指桃山御陵、伊势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多摩御陵、靖国神社以及皇居。⁽¹⁶⁾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第一种补给生的修学旅行其后每年都得以组织进行。例如，1935年汉口江汉中学在校的8人参加了日本旅行；1936年和1937年，天津中日学院的在校生两年都参加了“内地及‘满洲国’”旅行；1939年，天津中日学院的在校生（虽说如此，但正如随后将要谈到的那样，此时别校已无在校生）参加了“朝鲜及‘满洲国’”旅行。

第五年度（1934）共录取10人。其中杉田节次、井上伸一、山上高行、小菅德信、小峰王亲、若杉幸生、高木满7人为日本在住者（其中2人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一商业学校，3人毕业于第三商业学校），伏见健一、小林哲郎、川崎刚一3人为中国在住者（依次为济南、汉口、上海），其中6人进入天津中日学院，4人进入汉口江汉中学学习。

第六年度（1935）共录取5人。其中大久保仁晴、小岛敬三、斋藤秀雄、水谷宏4人为日本在住者，而小野一郎是从日本的中学中途退学后，刚转入当时的汉口江汉中学学习时被录取的。5人中有2人进入天津中日学院，其余包括已入校的小野在内共3人进入汉口江汉中学学习。

第七年度（1936）未录取补给生。同年6月，最先于1930年进入天津中日学院学习的石川已高中毕业，来到天津钟渊纺织会社分店工作。

第八年度（1937）共录取6人。其中日本在住者斋藤平一、岛崎吉盛、冈部长司、井尻章、内海清次郎5人进入天津中日学院，上海在住的阪本敏弥进入汉口江汉中学学习。当年7月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战火不断扩大，补给生已无法安心继续学习。天津中日学院从7月下旬起进驻日军，校舍被征用为营房，学校进入停课状态。补给生先与教职员一起赴日本租界避难，随后又暂时回国。汉口江汉中学的补给生也暂时回国，等待复校。其间经文化事业部与东亚同文会协商，因汉口已无法复校，所以决定将该校的补给生临时转入天津中日学院。到了11月中旬，军队撤离天津中日学院，复校有了眉目，已经回国的第一种补给生陆续参加送别会，倍受鼓舞，又踏上前往天津的旅程。而汉口江汉中学随后再未复校，至此第一种补给生全部集中到天津学习。同年9月，第1年录取的铃木隆康和斋藤达俊从东亚同文会毕业，曾委托咨询就业事宜，虽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说与上司商量后再做答复，但随后到底有何答复就不得而知了。

第九年度（1938）并未录取补给生，大概是前一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的缘故。第二年度（1931）录取的补给生大多于1937年及1938年学习期满，考虑就业的人从1937年起便开始找工作，而想升为第二种补给生的人也同时开始准备。其中1937年7月毕业的小泽茂、铃木隆康（与前述委托咨询就业事宜的铃木为同一人）、永江和夫、川口晃4人，临毕业前就申请补助备考北平之大学所需的3个月学费、京津间的交通费、北平住宿费、考试费以及杂费等事宜向东亚同文会提出了请求。第一种补给生如毕业后考取某所大学，即可升为第二种补给生，所以由政府资助包括大学入学准备期间的学费补助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前述第二种补给生规程中，记有“本补给生之学费补给期间为包括通常准备期间在内的七年以内”），但实际上以上请求并未得到批准。后来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军方向天津中日学院提出了派遣汉语翻译的要求。4人应学院要求来到宪兵队工作，不过条件是正在大学考试备考只能从事短期事务。但是“事变意想不到地扩大，同时又无法预测希望考取的支那大学何时开学，故被宪兵队录用为临时雇员，践行一意奉公。”⁽¹⁷⁾并且在1938年春天4人都得到了毕业回国旅费补助短期回国。待回到北平后，天津总领事便以4人“自今年八月新学期起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为由，向外务大臣就4人升入第二种补给生的录取方法提出申请，随后得到了批准。批复中指出:“由于事变以来自费留在当地，故从四月”起给予补助。⁽¹⁸⁾4人实际所入大学依次是:铃木和永江为东亚同文书院（每月补助70元，补助期限为1937年4月至1942年3月为止的4年），小泽和川口为辅仁大学文科（每月补助90元，补助期限为1937年4月至1941年7月为止的不足3年半时间）。

关于即将于1938年7月毕业的铃木明、秋元一郎、池上贞一、马殿幸次郎、藤卷晃几人的未来去向，除铃木因病需要长期静养外，其余4人都计划升入上级学校，且希望进入中国的大学学习。但实际上秋元、池上和马殿升入东亚同文书院，而藤卷在因病疗养1年后进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几人较前年毕业的4人更为顺利地被录取为第二种补给生。在补助期限方面，进入东亚同文书院的3人为从1938年8月至1943年3月的4年半有余，而藤卷则稍短，为从1939年10月至1942年6月为止的2年半有余。虽然1937年和1938年的毕业生都想升入中国的大学学习，但最终大都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这是由于外务省并未听取驻外机关的意见，反对补给生进入中国的大学。在外务大臣宇垣和天津领事田代的往来文书中，田代提到“本省对于允许中日学院毕业生全部进入中国方面的大学学习一事，具有担心其会丧失日本精神之忧虑，遂使去年毕业生中的2人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¹⁹⁾，然而是否可以听从学生本人的意愿呢？对此，宇垣针对1938年毕业的5人，指出“关于进入中国方面之大学学习一事，本人认为取消是有助于学生自己的未来。”⁽²⁰⁾。可见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清晰解答。东亚同文书院为东亚同文会经营的学校，加之该会也承担代为照顾第一种补给生的工作，所以接收升为第二种补给生的学生也更为容易。如此一来便有一个问题:既然东亚同文书院专门接收日本人，那么进入该校学习，是否就无法说成是留学了呢？抑或仍可按照当时的普通理解称为留学？此外，也有少数几人进入了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学校这些面向中国学生的学校。同年年末，因病回国疗养的补给生在回国途中于播磨滩下落不明。

第十年度（1939）并未录取补给生。同年，1933年录取的七名补给生迎来了毕业。从1月采集的问卷来看，7人全部希望进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学习。全员希望进入同一所学校是十分不自然的事，这大概是对前年学长们升学学校被固定的一种抗议吧。但实际上，有4人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其余3人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同年7月因病在天津的医院住院的补给生去世。

到了第十一年度（1940）2月，由于物价飞涨，东亚同文会提出增加学费补助金47元的申请，并得到批准。4月，文化事业部决定“暂不再录取第一种补给生”⁽²¹⁾。由于从1938年起便从未录取过第一种补给生，所以虽为迟来的决定，但这已表明今后将不再录取第一种补给生。同年，于1933年到1935年间录取为补给生的5人毕业，其中4人升为第二种补给生，于同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其余1人正在交涉留学学校）。到了第十二年度（1941年）7月，在天津中日学院学习的第一种补给生已达18人。

其次，是第二种补给生随后发生的变化。第二年度（1931）录取5人后，到1934年为止第二种补给生便再未录取其他人，所以先来看看这5人后来发生的事情。到了第三年度（1932），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补给生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留在中国方面的学校学习已不可能，深感与中国人往来及自由学习之难……事变后只能在汉语同学会（大概与后述的“北京同学会语学校”为同一学校——笔者注）等处努力专门学习汉语，以待机重新可以进入中国方面的学校”⁽²²⁾。3月，“受日中时局之影响，日本金价暴跌”⁽²³⁾，由于之前的补助金额无法继续满足留学，除仓崎之外其余4人联名向文化事业部部长提出了增加补助的请求。于是经认定，中西获得补助35元，其余3人各获得补助50元。中西的补助之所以最少，是其住在自家走读的缘故。此4人又于11月提出了增加补助金额的申请，指出“由于最近金价大跌加之冬季将至，取暖费用增多等原因，生活日渐困难”⁽²⁴⁾。不过，虽然此次申请附有各项留学费用用途的明细表，但最终并未得到批准。

到了第四年度（1933），文化事业部职员在1月就第二种补给生中西、冈田和中村的咨询回信回答⁽²⁵⁾，据此可知第二种补给生所处的不稳定状况。中西等咨询的内容是希望学校早日复课，所以期待外务省能协助交涉，以及留学地能否变更、留学期限能否缩短或延长等。但由于派遣补给生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请求外务省出面交涉只是徒劳。但是，同年“由于中国方面对日情绪得到缓和，‘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将日本学生拒之校外的中国各大学及中学也日渐允许日本学生入学”⁽²⁶⁾，中西遂到中国大学附属学校复课，冈田则进入平民中学附属高中一年级学习。11月，仓崎从济南转学至北平，但所去校名不详。

到了第五年度（1934），前两年未获批的增加学费补助问题，此次由于第三种补给生联名申请而于3月得到批准。中西学费补助在35元的基础上补贴15元，冈田和仓崎在学费50元的基础上补贴20元。但中村及长野的情况不详。同年9月，长野和中西进入中国大学经济系，仓崎和冈田进入中国大学法律系学习。此外，根据1935年的记录⁽²⁷⁾中村于哈尔滨法政大学在籍，可知其失去了第二种补给生的资格。

到了第六年度（1935），经三年空白，终于录取了引田春海（22岁）。该生于1933年3月从旅顺第一中学毕业，1935年3月又从北京同学会语学校毕业，9月起入北平中国学院文科学习，并获批至1938年为止的3年内每月补助学费45元及补贴20元。在从同年春开始申请至第二年夏获批的事项中，有由1931年录取并于1934年相聚于中国大学的4人提出的“日满”研究旅行。根据其所作旅行计划，此次旅行旨在抱有“对祖国及‘满洲国’现状之正确认识”，为了解“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之认识”与相关人士、团体交换意见，以期游历日本、朝鲜及“满洲”各地。⁽²⁸⁾旅行结束后，他们各自撰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此处无需赘述，仅就其中2人与日本警察对话的内容予以介绍。在昭和11年（1936年）8月13日群马县知事发给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等的题为《自称外务省留学生言行相关件》的报告⁽²⁹⁾中，收录了两位“北平国学院学生”长野和冈田在日光附近与警察的谈话记录。具体如下:“内地（日本国内——译者按）报纸多报道中国排日甚盛，日本人深感不安，但我等在支居住者并未感到此种不安。学生中虽有参与排日运动者，但一般人的排日思想并不多。……报纸等关于支那问题的记述不免过于夸大，但这也是政策上不得已之举。实际在支居住者感受不到不了解情况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危险。”⁽³⁰⁾可见他们在旅行中对日本的观察确有敏锐之处。

第七年度（1936）并未录取任何人。第八年度（1937）录取1人，即森田文男（26岁），而其年龄之大是迄今录取的第二种补给生中前所未有的，且过去经历也很特殊。该生在新泻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同学会语学校学习一年，随后进入北平日本公使馆工作，一年半后的1934年因入伍而辞职，其后进入“满洲国”奉天独立守备步兵部队，服役期满退伍前提交了补给生申请材料并获得批准。按计划每月补助70元，补助期限为1937年4月至1940年3月的3年，但最终缩短至1939年2月末。由于其具体在哪所学校学习尚无记载，只能猜测或许其在补给生的名义下也从事了其他活动。1937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从8月起中西和冈田便应军方邀请担任临时翻译，中西工作至9月末，冈田则持续工作到12月25日。大概是因为工作期间军方付给报酬，所以补助费也暂时停发，等到结束军队的工作后又开始发放补助。

第九年度（1938）6月，中西、冈田、仓崎、长野4人从中国大学毕业，在中国多地视察旅行后回国。补助期限期满后，前两人进入外务省工作，后两人则进入三菱公司工作。如前所述，同年第一种补给生期满的8人被录取为第二种补给生。此外又录取了阿南文也（20岁）1人。该生于1937年大分中学毕业后来到北平，在北京同学会语学校学习汉语数月，其间内定进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学习，所以获批录取为补给生。

第十年度（1939），除从第一种补给生升入的10人外，又录取了19人。考虑到前述第二种补给生规程中所述，除在第一种补给生中选拔外，另定员7人，可见这一数字异常之大。其中，齐藤宪寿（22岁）和行本利忠（24岁）与之前录取的第二种补给生一样，自己选择并分别进入北京四存中学高级部3年、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且得到4年补助。其余17人（名字省略）则“以研究汉语及中国概况为目的”得到录取，获得资助继续留学4年（其中1人因入伍而被辞退）。虽然当时录取如此多的第二种补给生的意图尚未明确，但恐怕这与第三种补给生从第十年度开始不再录取学生学习“汉语及中国概况”一事有关。关于此事在随后叙述第三种补给生情况时还会触及，但为何从第十年度不再以培养未来外务省官吏人才为目的招收学习“汉语及中国概况”的留学生，这大概是欲将其推给拥有相同教育目的的第二种补给生的缘故。故此，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其一，不再需要耗费精力又耗费财力的第一种补给生。其二，眼下也不再需要以第三种补给生为名义培养未来的外务省官吏。当下最需要的是能在前线派上用场的汉语翻译，所以决定在第二种补给生的名义下培养此种人才。这样一来，安排学生集中学习汉语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但从文件中可知，北平尚无可容纳如此多学生的宿舍，所以暂时想要占用为第三种补给生准备的部分宿舍。⁽³¹⁾留学生进的学校最开始定的是北京同学会语学校，但实际上后来则分散到北平市内的多所中学及北京大学学习。

第十一年度（1940），录取了研究“汉语及中国概况”的学生30人，全部送往天津中日学院，旨在使其完成“汉语及高中课程”⁽³²⁾的学习。大概聚于一处确可提高教学效率，但确保宿舍的数量也成了问题。为此，外务省决定从文化事业部的预算中拿出设备费3600元予以资助。同时，如前所述同年从第一种补给生中有5人升入第二种补给生。

再次，是第三种补给生在第3年度后的变化。关于第三种补给生，以下将记述每年录取者的姓名、研究事项⁽³³⁾（关于研究场所、补给期限、每月补给金额、经历等将予以省略），其后也将记述该年需要特别记录的事情。

第三年度（1932），岩田久仁雄（中国产膜翘类的生态学及分类学研究）、幸田武雄（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变迁史）、岩佐忠哉（新“满洲国”的展望、“日满”的经济关系、新国家之建立在文学方面之影响、汉语）、大川桂（有关现代蒙古风俗民情通商贸易等制度习惯的普通研究调查）、龙池清（福建省鼓山涌泉寺院及福州西禅寺收藏佛教书籍的调查研究、以泉州及杭州宁波为中心的佛教史迹调查）、浦野匡彦（王阳明思想）、山田文英（中国寺院史）、小竹武夫（中国目录学研究）、浅野修（汉语及中国概况），桥本喜久哉、堀川静、小岛桂吾与浅野相同。其中，岩田和岩佐1931年便得到内定，于翌年派往中国。而浅野、桥本、堀川和小岛4人也与前一年相同，本该由外务省出资派遣，但由于预算削减转而利用补给生制度派往中国，以期将来聘为外务省官吏，其推荐人也与前一年相同由驻华公使重光葵担任。

第四年度（1933）录取了8人。分别是:工藤进（中华民国物权法特别典权制度的调查研究和中国“行会”法律研究）、武田熙（中国典制研究）、高浦武夫（东洋法制史之日中互动研究）、桂太郎（中国社会史），酒井见二（蒙古调查研究，主要是现代蒙古人文地理）、吉村五郎（黄河流域发达的文学史和长江流域发达的文学史的比较研究），樫山弘（汉语及中国概况），西由五郎（汉语及中国概况）。其中，以“汉语及中国概况”为课题的二人，在办理手续时其推荐人由上海总领事石射担任。外务省大概觉得此事由本部主办且公开招募，在推荐人一栏出现本省职员的名字不太合适，所以随后又将推荐人换成了候选人毕业学校东亚同文书院经营母体东亚同文会的会长。从此处外务省与东亚同文会之间的往来⁽³⁴⁾可以看出两者确实关系密切。虽说东亚同文会由于获得文化事业部的资金援助，配合其工作也在情理之中，但其既承担对第一种补给生的管理工作，又满足第三种补给生之需要并接收其入学，不难看出两者间相互支撑的关系⁽³⁵⁾。同年又录取木村重充（关于现代中国的支那国文及汉语教育研究）1人。在同年10月19日外务大臣广田发给北平公使馆书记官中山的题为《在支第三种补给生研究题目相关件》的文件中，记述到第三种补给生待遇“可参照外务省留学生”，但其研究事项只有‘汉语及中国概况’一种，过于单一。应督促其像其他第三种补给生那样广泛研究，以对将来有所贡献。⁽³⁶⁾虽然尚无资料显示补给生后来到底确定了什么题目进行了何种研究，但从后文将述的大兴学会一事来看，该会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关心才组建起来。

第五年度1934年录取了13人。分别是:滨一卫（从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所见之国民性）、真武直（中国语音韵学及文字学和中国文学及东洋思想的相关性研究）、山室三良（中国哲学史）、野村瑞峰（诸子）、郭明昆（中国家族生活研究）、工藤幸剑（中国经济）、野口正之（东洋伦理研究）、龟井基茂（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及其对日本之影响）、高冈英夫（中国经济问题）、铃江言一（清末史）、赤堀英之（亚细亚旧石器时代）、坂上进（汉语及中国概况）、小川澄夫（汉语及中国概况）。同年2月，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务委员署理桥川时雄将《有关补给留学生委托件》发给文化事业部部长，代三名补给生请求将留学期限延长一年，但未获批准⁽³⁷⁾。同时，根据截止到同年9月的《北平大兴学会会员名单》可知，第3至5年度被录取为外务省留学生5人，住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即文化事业部在北平的事务所）。此外，让数人（虽然并非所有人）住在一起以进行监督一事，也可从翌年的动向中得到确认。此后，这一做法得以延续。

第六年度（1935）录取12人。分别是:宫岛贞亮（汉语学及东洋史学）、神谷正男（近代中国文化研究）、柄泽井（现代中国字音和五经古韵）、满石荣藏（东洋教育史）、安田正明（中国古礼与现代生活之关系）、远山正瑛（中国原产果树及花卉园艺）、长山义男（蒙古语及蒙古概况）、丸山乔（汉语及中国概况）、柴生田省三（汉语及中国概况）、芝池靖夫（汉语及中国概况），伊藤雅章（蒙古语及蒙古概况）、平田正三（汉语及中国概况）。同年，以“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为目的被录取的5人（除平田），都住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关于平田，有资料显示其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时的身份为第二种补给生，本年毕业后也被录取为第三种补给生。虽然尚无资料显示其从何时成为第二种补给生，但先后历任第二种和第三种两种补给生身份的确是个特殊的例子。

第七年度（1936）录取了11人，针对“普通补给生”，录取了山本正一（中国经学发展史），森忠清（孔子教，特别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中国民族思想的比较研究）、永岛荣一郎（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铃木正敏（中国语音的音乐性研究），伊藤千春（所谓汉文化的渊源和儒教的本质）、奥野信太郎（支那文学，特别是与比较文学相关资料的采访及其研究），针对“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录取了桥本平八、冈田辰夫（蒙古语及蒙古概况），玉井三郎、织田正一、金枝武一郎（汉语及中国概况）。另外，从同年秋到翌年在北平留学的日本人（其中包括大部分第三种补给生），经公使馆斡旋得以赴北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听讲。虽并不清楚其中经过，但被拒绝进入志愿校听课一事在这一时期得到缓和，一些学校已准许日本人入学。⁽³⁸⁾此外，同年被录取的奥野未及规定的2年期满便于翌年转为特别研究员，关于此事将在后文介绍。

第八年度（1937）录取了17人，针对“普通补给生”，录取了胜又宪次郎（中国教育制度之历史研究）、米井德太郎（蒙古语及蒙古概况）、小野胜年（中国美术考古学）、佐藤清太（中国教化制度的历史性及实地性考察）、小泽文四郎（汉语及清朝学术研究）、竹内好（现代中国之文学）、岩村成正（汉语及现代文及其国情研究）；针对“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录取了藤野雄三、齐田守（蒙古语及蒙古概况），矢野智弘、山崎开作、井口省三、岩佐辽、樱井勉、伊藤利雄、新行内义兄、八木友爱（汉语及中国概况）。同年5月，文化事业部部长向当年录取的第三种补给生在日所属地的府县知事发函，请求调查补给生身份。⁽³⁹⁾这大概是因为日中关系越发紧张，所以开始对留学生进行身份调查。同时，由于日中战争全面爆发，补给生的出发时间也推迟到10月，留学地点也限定为状况安定的北平。虽然对本打算去北平留学的人没有影响，但对打算既赴北平也去上海的竹内而言，上海之行已不可能。同年11月，留学前接受征兵检查的“将来供职于外务省”的补给生中，有3人于翌年匆忙中断留学回国入伍。同年12月，受北平驻屯军特务部委托，数名第三种补给生及原第三种补给生被动员帮助编辑在中国中小学使用的教材一个月。

第九年度（1938）录取了17人，针对“普通补给生”，录取了田村ふさ（汉语及社会事业）、河合重正（东洋史）、大中臣信令（关于中国新民阶级的动向之研究）、今井明保（清朝经学史）、石井文雄（中国的音乐和声乐史）、足立原八束（关于中国戏曲的研究）、赤津健春（中国民族性和风土）；针对“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录取了崎山喜三郎、北川敏一、冈崎修、榎本三郎、土屋芳夫（蒙古语及蒙古概况），中野意矩、渡部正雄、芹川义雄、堀野重义、藤生武（汉语及中国概况）。

第十年度（1939），针对“普通补给生”，录取了吉冈义丰（关于道佛两教调和状况）、岛田正郎（辽金时代史）、石塚太喜治（中国近世绘画史）、后藤基巳（有关中国近代儒学的政治思想）、梶原昌八（近代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酒井悌（中国古代乐论研究）、关野雄（关于蒙古及中国考古遗迹及遗物研究）、相良克明（中国思想）、今堀诚二（东洋史学，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池田末利（关于原始儒教时代儒家意识的历史发展）、上妻隆荣（汉语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组织及相关经济法规习惯研究）、渡边三男（关于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史学性研究），共计12人。可是关于“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的名单没有发现。

第十一年度（1940），针对“普通补给生”，录取了冈本武彦、内田信也、原田正巳、山口一郎、大村兴道5人。但是，由于这一年资料与之前相比十分稀少，也有录取其他人的可能性（有待以后考证）。其中关于山口的记述，与之前所存资料相同，以《近代支那思想史》为研究题目，在北京和上海留学，补助期限为1940年5月至1942年4月的两年，学费补助130元，临时津贴50元。而关于其余4人的动向，只能得到部分确认。关于“将来成为外务省官吏的补给生”的录取资料，也与前一年相同，没有资料，大概从第10年度起便未录取。而学习“汉语及中国概况”的宗旨，也已应用于第二种补给生中。此外，从第9年度开始，留学期间参军者渐渐增多。笔者大学时代的恩师今井（藤堂）明保从1938年开始在北平留学，第二年也因入伍而不得不暂时中断留学。

最后，虽非按照时间顺序，但在此想介绍一下“北平大兴学会”的活动。可以确认该会创立于第3年度的1932（昭和7年），一直持续到第7年度的1936年。据1932年7月4日由大使馆参事官矢野发给外务大臣斋藤的题为《当地留学中的补给生统一管理相关件》⁽⁴⁰⁾的报告记载:最近北平的补给生数量激增，达到第二种补给生4人、第三种补给生25人，合计29人的局面，因而公使馆认为“无论是对于指导监督上的统一管理，还是对于学生自己的研究，都有必要组建团体以便相互联系”，于是在补给生中组建了大兴学会。同年7月16日，推选理事2名（矢野真、濑川浅之进）、赞助会员5名（中山详一、原田龙一、桥川时雄、杉村勇造、青木晋），且全部为外务省相关人员。此外，现有名单⁽⁴¹⁾还记录了22名第三种补给生和4名第二种补给生的名字、原籍和现住址。不过，尚未记录显示同年及翌年的1933年学会进行了何种活动，大概除相互联系外别无他事。在随后的1934年4月，学会“进行革新发展……更名为北平大兴学会”，设立会章，明确指出“本会旨在使会员遵守留学中华民国之宗旨，以图互相亲睦、扩大成果为目的”（第2条），并为达成此种目的每月召开1次例会，春秋召开2次大会，此外为会员提供研究发表和特别讲演的机会（第3条）。⁽⁴²⁾此后，据说该会举行了研究发表和中国学者的讲演等活动，但未找到相关记录。

不过，1935年1月联合署名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补给北平留学生”的《北平大兴学会补助相关请愿书》发表之时起⁽⁴³⁾，他们的活动变得像是越发活跃。请愿书中提到希望文化事业部将援助经费提升到中国人学者招聘费600元（每月50元）和会报发行费400元（每年4次，每次100元）。对于增加补助的理由，文中写到:“招聘以居住在北平为主的中国人学者，开设学术相关的讲演会，通过听讲达到利用此机会与中国人密切交往的主要目的，以资促进永保将来日中两国的文化协作。”此请愿书得到外务省认可，由东方文化事业费补助500元，这一年除听取了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略说》、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研究法》、黎锦熙《关于注音符号的由来与实际、大学音读》、鸟居龙藏《从文化史上所见之辽代研究》、张伯英《书学讲义》的讲演之外，还参观了北平学术机关，举行了“招待在平著名学者座谈亲睦会”⁽⁴⁴⁾。另外，1936年再次提交了同样的请愿书，获得补助500元。2月举行了杨树达《关于说文形声字》讲演会，3月举行了胡适《佛教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讲演会，“两场讲演会皆全员出席，情况良好”⁽⁴⁵⁾，并计划再举行几场讲演会，但后来情况不详。

大兴学会成立的前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而在活动记录中断的翌年便全面爆发了日中战争。在此期间，借用大使馆参事官若杉的话来说:“在当地留学的文化事业部补给生，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者注）开始直至热河事变，与中国方面的学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学者的接触几近中止，研究上毫无进展，障碍重重。”⁽⁴⁶⁾不过此后“日中间关系有所缓和”，从1934年秋左右开始他们获准在北京大学听讲，中国学者也重返无需顾忌与留学生接触的状态。学会趁此机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开展了多场讲演会活动。随后日中战争爆发，学会再也无暇召开讲演会或亲睦会，大概很快陷入休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