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制度撤销以后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新闻检查制度在人民摧毁之后，政府明令公布取消，同时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但是对于言论新闻自由，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一、只取消了新检和图审，电影戏剧审查仍然保留。二、依然采取特许登记制，人民不能自由办报。三、邮电秘密检查依然存在，妨害发行。四、收复区仍有新检和图审。五、自由不可分割，其他人身、集会、结社等自由无保障，言论仍不能算自由。

即是说，政府没有实行民主的决心，即表面上去掉，骨子里依然是统制桎梏，我们且看看此后的事实吧。

远在日本刚一投降，统制收复区言论工作就开始筹划，下面是中央社八月十三日所发各报消息：

“（中央社讯）国民党中宣部为遵照中央通令，各地敌伪新闻广播出版电影等文化事业的接收工作，应由派往各地的政府机关统一接收。经呈奉中央核定，分别派遣特派员，前往工作，其任务第一项，为筹划恢复国民党在各该地区的报纸杂志广播的宣传，第二项为筹划设立新闻杂志和电影的检查机关。”

国民党派出的特派员，往上海、南京、武汉、平津各地，其做法是统一的。首先是抢先接收当地报纸，改头换面，纷纷以党报、官报、团报、军报姿态出现。因此，《中央日报》、《正言报》就最快地在京沪出现，《武汉日报》也在汉口第一家复刊，此外，最先在沪出版的如《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都是党报。而上海富有历史的《申报》、《新闻报》，也被国民党接收了。其次是对民间报纸的扼杀，中宣部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要办报必须是党团，至少也要与党团有力分子有关，才能批准出报。其特准、核准、暂准发行，都与民间报纸无缘。而战前原在该地的报纸，也要有关系才能复刊。除以上两者外，又来了第三套法宝，据十月二十四日各报所载中央社讯：“中央社上海二十三日电：中宣部特派员詹文浒称：沪报纸和通讯社已核准、特准或暂准发行者，计《中央日报》、《正言报》、《中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大美晚报》、《辛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日文《改造日报》、《联合日报》、《时代日报》等十五家与申时、华东二通讯社。最近奉令停刊者有《建国日报》、《正气报》、《民族日报》、《前进日报》、《光复日报》、《电报》、《福尔摩斯报》、《上海宁波日报》、《大华夜报》、《社会晚报》等十一家。”这第三个办法就是停刊，《建国日报》是战前的《救亡日报》改名，也停了刊。而核准发行的《联合日报》，后来也奉令停刊。

上海如此，北平亦然。十一月十八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载：“中央社北平十七日电：平市未具备登记手续而出刊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刊物，中宣部平津区特派员张明炜十月十二日勒令其自动停刊，迅速办理登记手续。凡未取得合法地位之报纸，一律限定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自动停刊，否则勒令停止发行。”

三套法宝，严厉施行，并没有吓退人民，民间报纸依然苦斗。于是压迫更大，首先是随意查禁，十一月二十五日渝《大公报》广州通讯有这样一段话：“广东十年前最黑暗的暴政之一，即当政者可随意查禁报纸，忽又在广州复活了。本月十九日，由省党部召集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曾有如下的决定：凡外地（广州以外）出版之报纸，须先经由广州市党部委员余建中主持的第二方面军军讯审查处核准，始得在市内销售，否则一律查禁。”

上海《联合日报》在十二月一日奉令停刊，原因是“格于收复区城市报纸管制条例，不得出版下去”。此外，在北平也有《真报》被封的事，其他各地，无一不有此事发生。

其次是新闻检查仍如战时后方城市，所谓国防军事秘密，已无意义，于是更胡乱检扣新闻，前引《大公报》广州通讯说：“又广州的新闻发表须先经该处事前审查，而且它虽然叫做‘军讯’审查处，但就它所定的范围，几乎一切无不包括在内。这是中央法令以外的法令，目的在造成思想的贫血。”上海文化新闻界郑振铎、金仲华等三十人曾联名发出宣言，痛述检查制度之不合理，要求废除。

在收复区，记者采访也无自由。上海市政府除了执行新闻检查外，里面还有一个“新闻发布组”，包揽发布新闻，其他各单位不准发布消息，使得各报外勤毫无采访自由。为此，上海外勤记者三十余人曾联名发出宣言，要求采访自由。

再有是发行上的刁难。由于邮电检查，任意扣报，十二月二十日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一封读者投书，说是在上海邮局内，住有二十个军委会的特务，昼夜做检查工作。此外，该报在本年一月十二日发表社论，题为《间接检查欤？》，对上海邮局于寄递该报的故加非难，提出抗议。对西人办的报犹且如此，于本国民间报纸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恐怕要算是广州当局压制新闻自由最凶了。据一月五日香港《华商报》载：“广州专讯：广州市当局之统制言论政策，迩来日见积极，除前停止十多家报纸之出版与由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取缔外报入口外，仍不能控制新闻记者之活动，近日乃施行新闻封锁政策，各机关严饬所属不准对记者发表谈话与走漏消息，而记者往访各机关之高级人员则多拒绝会见，因此造成今日广州报纸之新闻恐慌。各报纸只能刊载中央社之电讯及少许美新闻处之电讯，唯美新闻处之电讯仍被军讯检查处认为‘择使’。”

对于报纸纸张印刷的统制，在收复区也存在。十一月十五日渝《大公报》曾有平津纸荒报纸半数停刊之讯。

收复区其他各地的情形，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耳。收复区如此，还可以说是因为检查制度存在的缘故。那我们试来看看检查制度撤销了的大后方又如何呢：

十月一日以后，新闻检查名义上算是取消了，新检所人员也派到收复区“继续努力”去了。实质上，变相的新闻检查依然存在。报馆常常有人来，或是一纸通知，说是某类消息不能登，而其禁载事项又漫无标准，致使编辑人员精神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十月中旬，重庆各报曾有联名请求恢复检查之议。虽然未成事实，但对新闻自由实一极大讽刺。

内地各报，只要稍带民主色彩，与当道意见不合者，无不遭受到极大困难。首先是发行上，邮局经常检扣报纸，如《新华日报》、《华西晚报》和昆明各民主刊物等，尤以《新华日报》为最。此事该报迭有报道，不及备引，只举下列一例。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该报载：“停战协定中虽已规定恢复一切交通，但本报发行所受封锁，至今仍未解除。昆明营业分处自去年十一月初间起，即完全收不到本报，报纸一到昆明邮局，即被邮检所全部搬去，有的横遭烧毁，有的历时两月，忽又零碎发出一些。”

捣毁报馆的事，也时有所闻。据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新华日报》载，该报昆明营业分处，曾于十一月卅日、十二月一日两度被特务捣毁。而在陪都，该营业部亦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被特务捣毁，并伤职员三人。同时，《民主报》也被捣毁。同月二十四日，该报成都营业分处也被捣毁，伤职员一人。《新华日报》报丁被打、被押，报纸被撕，更是司空见惯。凡此种种，该报迭有记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更有一篇较详细的报道，由此可见新闻自由之如何被压迫了。

报刊出版，也极度被压，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重庆《自由导报》曾被市党部查禁。民国三十五年一月，昆明《民主周刊》等四刊物，曾被昆明当局威胁印刷局禁止承印。

而报纸用纸也还大部分控制在官方手中，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华西晚报》载，报纸杂志用纸，需经中宣部核准才卖，如经该部认为不必要，则可不出卖。

采访亦无自由，如高秉坊案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陪都地方实验法院开审时，法院拒绝记者旁听。各报记者提出质问，法院无词以对。在成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市参会拒绝记者旁听。甚至干涉到美国记者身上去了，中国政府把美国记者史诺、爱金生、华兹、盖恩四人列入黑名单，禁止到中国来。为此，引起美国报纸和人民的反对。同时，美国国务院更训令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质问（见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载美新闻处所发美联社稿）。

记者写作也无自由，关于“一二·一”昆明惨案，中央社和昆明各报都歪曲事实，后来在十二月六日昆市罢课委员会招待记者时，各报记者都表示，真实情形都知道，但受限制，记者又无权力，所以只能说谎。《云南日报》记者说：“一切真相都清楚，只是登不出来。”昆明《新华日报》记者说：“说话的困难比摸黑路还厉害。”（见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二日《新华日报》）所谓新闻自由，真成了笑话。

于此，不能不谈到中央社之污蔑新闻自由，对职业不忠。昆明惨案是其一，其他重要的如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杜鲁门对华声明被中央社窜改；重庆二·一〇血案之歪曲报道，而被重庆各报记者两度致函希望更正，成都各报记者继之表示不满，该社终竟不顾，依然做它的造谣工作，实为对新闻自由的障碍。

再其次，报纸特许制没有废除，束缚言论自由的出版法亦未废止，新闻自由根本无从实现。

更有甚者，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无保障，任意逮捕、杀害。如名记者羊枣（杨潮）之被非法逮捕，甚而莫名其妙地死于杭州狱中。即在重庆，也有政协促进会记者李学民的被特务毒打，二·一〇血案三记者之被打。在苏州，也有苏州县长逮捕《大华报》编辑周明的事。在成都，即在二月，警局还非法逮捕《成都晚报》经理姚自若。此外，许多记者尚在狱中未放。

凡此种种，皆足证明检查制度撤销后，中国依然没有新闻自由。但人民呼声却越来越高，呼吁自由的宣言，雪片纷飞；争取自由的行动，到处展开。重庆文化界为《自由导报》被禁，曾发出宣言，发起拒绝登记运动。政协开会，出版、文艺、戏剧、漫画、木刻……各界皆发出宣言，要求言论新闻之完全自由。但截至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依然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