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自治能力的练习

一、学生自治的本质：民主社会自治能力的练习

认识学生自治的本质，是解析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的重要基点。

陶行知之前的许多学者在学生自治的研究和实践中，更多地从学生管理的效率出发进行论述，或是从学生地位提升的视角进行探讨。陶行知则将学生自治与他对民主社会的追求和教育救国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陶行知认为，学生自治的内涵包含三层意思：“学生”是指全体学生；“自治”是指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是一种学习自治的过程。依据这种理解，学生自治可以定义为：“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2]

在陶行知看来，学生自治从本质上讲并不只是学校内部管理改革的举措，也不只是提升学生地位之需，而是为民主共和社会培养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奠定基础，是为未来社会自治作预备。

陶行知对于学校在培养学生自治能力中的作用的认识，显然与其对教育政治功能的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陶行知关于学生自治本质的认识受到杜威的影响，例如“自治”“自动”之类曾是杜威在华讲演的主要论题之一，也是其演讲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他多次宣称“自立”和“自助”是共和的最基本精神，^[3]并认为“在学校里个人自治的种种经验，可以作将来在社会上作事的预备。就是政治上难决的问题，也可从学校团体中经验出来。不但消极的方面，就是积极方面种种的事业，也可从学校团体中经验出来”。^[4]不过，如果从更深的历史层面去探究，陶行知的思想主要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陶行知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早在青年时期便秉持教育救国思想。

在陶行知的政治构想中，民主自治的共和社会并非简单依靠制度上的变革就能完成，也不是仅仅依靠少数精英治理所能解决，它需要全体公民具备自治能力，而自治能力的培养便是民主教育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建立共和社会的必由之路。陶行知曾申言：“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5]1916年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他同样表达了这种理想：“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6]在他后来对“新教育”本质的解析中，他认为“新字的第一个意义要‘自新’”，“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能力，再概括说起来，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7]将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作为建立民主社会根基的信念，一直是陶行知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动力，无论是早年的平民教育、晓庄学校时期，还是后来的“科学下嫁”、普及教育、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时期，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实践。1927年，陶行知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伊始所作的演讲中便宣称：“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8]

尽管可以认为陶行知的教育观只是一种“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也自称是“教育救国论”者），但对于生活在“教育立国”思想传统的国度，又处于武士当道、乱象横生的时代，对于手中唯一可资利用的只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愿意从更深层次去探究救国的根本之路，即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提高民众自治能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而文化、教育等非暴力手段无疑被他们认为是救国救民的最佳选择。事实上，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例如，新儒学的代表熊十力早年参与“排满”、“反袁护法”等革命活动，然而在广州的所见所闻使其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政治、政党等都令他极为失望，“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9]“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10]于是决意离开政治活动，全力研究学问，将文化启蒙和建设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

当然，陶行知将学生自治与民主社会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每个人的自治能力都是天赋的，也不意味着学生自治是社会民主自治的简单投射。相反，他认为自治能力需要通过民主自治的生活教育来获致。因而学校中学生的自治与其他自治并不完全一样，学生自治“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11]正因如此，在陶行知的心目中，学生自治并不仅仅是民主管理形式的实践，更是一种教育活动。在论及学生自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认为学生自治不仅是促进学生公民意识和能力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