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起源及发展

2　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历史演变：历时性考察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只有认识事物的起源和发展的人们，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1]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要想理解大学何以分化成各个院系，理解各种考试和学位制度、膳宿制度，理解学术世界里种种奖惩约束的运用，我们就必须一直回溯到创建这一机构的时候。”^[2]对大学管理人员的研究也是如此，要了解现代大学组织中这一人数众多的群体，首先要了解其由来和发展的情况。本书以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发展作为主线，追寻这一群体的演变历程，把握其发展走向。如果说当前大学管理人员群体已经成为大学内甚至是社会职业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的种子又是怎样的呢？对不同时期大学组织中管理人员职业、身份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大学管理人员的定位特点。大学管理人员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群体发展到今天身份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变化？有什么特点？本章将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回答。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管理人员进行审视，全方位展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特点。

2．1　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起源及发展

大学管理人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是随着大学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而出现的。管理就是由一个人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单个人独自行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自从人类出现并且为了生存发展集合在一起进行共同劳动，管理随之便产生了。当人们组成群体要达到共同目标时，就必须有管理，以协调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活动。好的管理能起到“1＋1＞2”的效果。管理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被人们所认识。组织和管理不可分，有组织就会有管理，大学也是一个组织，作为组织自然需要遵循组织的管理原则：效率、有效性和秩序。而要使组织提高运作效率，取得效果，变得有序，就必须有一些人运用行政权力来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于是大学管理人员便有了合法存在的基础。本节将以大学组织和大学管理知识发展为线索分析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演变的特点。下面的时间阶段划分只是大概性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主要是为了表明一种趋势，并不代表后一个阶段职业身份出现后前一个阶段职业身份就不存在的意思。因为各个大学达到某一阶段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大学中会出现几种职业身份特点在现阶段仍然共存的情况。

2．1．1　大学产生至19世纪末之前

（一）大学产生与大学管理人员起源

准确指明大学管理人员这一职业群体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具体时间十分困难。美国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曾告诫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论及一种事物的“起源”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危险性，无论从一个人过去的什么地方起步，都会有更早的开端——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人类整个历史的连续性。^[3]尽管非常困难，但考察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产生与发展的阶段划分上，本书持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将大学管理人员作为一种工作承担者和大学管理人员作为一种职业的产生区别开来。大学管理人员作为一种职业群体有其特定的含义，它和从事大学管理事务的人员的产生并不是同步的，就像业余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的产生并不是同步的一样。关于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和专业化的内涵本书后面章节将作详细论述。或者换用另外一种表达：大学管理人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出现和专业的形成。二是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大学规模的扩张、结构功能的复杂化和大学管理知识的发展与专业化。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19世纪末以前，虽然出现了从事大学管理事务的大学管理人员，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并没有形成。

同西方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样，西方大学管理人员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显著的特色。以巴黎大学为例。由于中世纪巴黎的声望等诸多原因，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巴黎求学问教，面对一大批如饥似渴的求学人群，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都已经无法充分提供他们所需求的教育。这样，“授权教师个人在教堂之外开办学校也就势所必然了”。“有一批教师在小桥上开设了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构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教堂了。教师是在俗之人，过着世俗生活，教会对他们的管制是间接和遥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活形式诞生，它需要一种特别的组织形式，与中世纪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形式都很不一样。最初巴黎大学孕育于教堂学校，它诞生时的管理方式也自然带有教堂学校的影子。比如，当时的教师是由主教指定的，但主教“更多的时候是把学校中的教育的管理委托给一名专门的教师，而这名教师一般是从下属全体教士中挑选出来的”。其头衔是“掌校教士”（scolasticus）。12世纪后，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主教无力再进行管理学校，就把挑选和任命教师的权力交给了掌校教士，掌校教士权力扩大。教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与教会进行了斗争，在斗争中为了共同利益他们组成了社团。“大约1210年前后，教师们的社团已经获权自己挑选一位首事，此人可以代表社团，可以以社团的名义出面谈判。”^[4]“中世纪法团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些享有特权但却严格受制于纪律的群体。”当时的教师社团就是这样一种群体，他们通过教学而谋生，但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被迫奋争”。^[5]

博洛尼亚大学是从各地来的学生组成几个“同乡会”，他们自己选举校长，经营自治的学校生活。而巴黎大学，则是以教师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教师民主选举管理者来掌管校务。巴黎大学院系建立的初衷旨在严格操作学术事务，组织教学，抵御来自圣母院的侵害，其管辖范围并不包括学术之外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学者的生活不仅仅是教学研究，还要像常人一样衣食住行，一个学者的生活中除了他的研究之外，还需要一种结构来支撑他，照顾他：他得找一处合适的住处，他得避免被人盘剥，面对巴黎生活的种种风险，他得受到保护”。^[6]于是巴黎大学也形成了学术管理之外的组织——同乡会。同乡会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或者大学内部的学生事务管理机构，当时的同乡会是由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国家的学生为了相互保护和合作而在异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团体。与现在具有纯粹乡谊性质的同乡会不同，该会负责人承担了学生事务管理工作。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中世纪大学里有教师社团组织——教授会，教学专门化单位、学生管理单位组成，此后这几种单位相互结合，分工构成了现代大学组织。随着世俗政权的强大，教会和世俗政权都想将大学争夺过来，作为维护和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受教会与皇权的双重制约，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注意：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获得自治权。就这样，获得自治权的大学也就有了自己的管理人员。

（二）背景分析

（1）大学组织特点。管理是组织的特有活动，管理与组织密不可分。现代大学被公认为发轫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组织。中世纪是指上承罗马帝国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时代，历史学家常常把这一时段的欧洲称为世界史上的“黑暗时代”。然而，就是在这一“黑暗时代”之中，却萌发了迄今为止生命力最长、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组织——大学。大学史或者高等教育史研究者一般将中世纪大学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现代大学虽然和中世纪大学之间的差距“虽然非常之大”，是“中世纪巴黎和博洛尼亚（也译作波罗尼亚）大学的直系后代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二者的基本组织结构相同，且历史的连贯性从未间断过”。^[7]至今闻名于世的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便是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大学组织。现在普遍使用的大学英文名称university的词源是拉丁语的“universitas”，最初是意大利的司法人员成立的组织，它的“主要活动是就不同的法律条文进行辩论并写出论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学社是独立的和自治的，不受王权和教会的控制，在学社的范围内，思想和言论都是自由的”。^[8]中世纪大学初创伊始，无非是学者（包括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一个法团。比如，巴黎大学是一个教师法团，被称为“先生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社团组成，被称为“学生大学”。像巴黎大学一样，中世纪时期的大学“多少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它毫无根基，完全是由一群没有共同财产的人组成”，“就是一群人的集合”。^[9]

首先，大学组织结构简单。中世纪大学首要的任务是传授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由单纯的传授知识逐渐转移到探索知识上来。中世纪的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大学的“鼻祖”，是因为当时的这种教育组织机构已经迥异于教会学校或修道院学校的更高级形式，“而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10]这种形式和中世纪以前的任何教育组织形式都很不一样。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科数量少，学生人数少，并且学生年龄较大，自主性较强。比如在当时的蒙彼利埃大学只有医学一个学科，而众所周知的博洛尼亚大学，当时也是“只教授法学。学法律的学生都是些成年男子，经常是些已经衣食无忧的神职人员”。^[11]

其次，大学规模很小。中世纪大学因为形式类似于行会组织，教学组织也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因而当时学校规模很小。即便发展到了18世纪末，大学的规模仍然不大，比如当时的德国已经拥有了42所大学，在欧洲各国中名列第一，但大学生总人数不到7000人，平均每所大学不到200人。以19世纪末美国的大学组织规模为例。哈佛大学的前身——哈佛学院在刚刚建立时仅有12个学生和一位教师，那位教师又兼任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校长。1860年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高校平均规模是174人，西部高校平均规模是56人。1870年美国大学教师平均人数为10人，学生平均人数为98人；1880年教师平均人数为14人，学生平均人数为143人；1890年教师平均人数为16人，学生平均人数为158人；1900年教师和学生数平均为24人和244人。以后，美国高校师生比一直保持在1∶10—1∶12的水平上。1895年美国最大的10所高校的学生平均人数为2000人。“千把个学生、百把个教师、以教学为主的高校，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个结构简单、功能简单的小学校。校长要是腿勤快，每天在学校走一圈，就认识几乎所有的教师甚至相当多的学生，就可以了解学校的所有情况。”^[12]当时的学校管理工作也是纯业余的，管理者只是一种荣誉头衔，他只是被看做具有特别名称的教师而已，其主要工作仍然是教学，管理根本不能算作其专门工作之一，充其量是一种业余工作。

再次，大学组织功能单一。中世纪创始之初，大学并不是高雅的殿堂。中世纪，大学犹如皮鞋匠、鞣鞋匠、制钱袋匠等其他行会一样，也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13]大学也不是要教所谓的“纯粹的高深知识”，而是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教师这样的职业人士。曾经有人根据对大学名称的词源分析，推测说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就是研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的场所。涂尔干通过对历史的考证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对于所有将‘universitas’视作一种集体性学术建制的观念，我们必须一概放弃”，“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词没有丝毫的学术和教育方面的联系”。“‘collegium’这个词最初也是这样，尽管它日后逐渐被用来更专门地指一种特定的机构，隶属于我们行将探讨其形成的大学”。^[14]但若将其和现在理解的“是综合研究学问、究明学问的根本原理的学校”，则还有点牵强，因为“这样的解释丝毫也不能说明中世纪大学的实际情况”。^[15]一般学生法团用前者，而被认为是专业型群体的教师法团则用后者。无论是教师法团还是学生法团的名称，只不过取自当时的法律用语，“意思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性的团体”。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学科才开始在大学中得以传授。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大学才逐渐变得高雅脱俗。大学不断发展，1809年由威廉·冯·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发展并强化了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将大学建成为“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心”。“洪堡模式”的建立成为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大学从古典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的转折点，标志着大学功能得到新的拓展，从此，科学研究也就跻身成为了大学的又一新的重要功能。大学封闭保守，很少与社会发生联系，因而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这使得大学除了教学之外，最多就是关注一下学生的生活，别无其他复杂的工作。直到18世纪末，大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非常大。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使科学取代了宗教和道德哲学，大学探究自然和陶冶心灵的任务几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胜出，科研与教学一样重要。德国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但是，大学仍然是除了教学、科研之外，其他事务较少。

最初诞生的中世纪大学组织对学生的身份等各方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到了后来，大学不再毫无限制了，只有由教皇和皇帝赋予大学特权的学校，社会才广泛承认，并且要求入学者有一定的资格。逐渐地，在教会和世俗政府的干预下，大学具备了国际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近代，大学又被赋予了综合性研究的意义，演变成为今天的“university”，其中，1737年设立的哥廷根大学是当时实科型大学的典范。

（2）管理知识基础。大学管理人员的知识基础是什么？这里所说的知识基础是指何种知识支撑着从事某项工作的专门人员。换句话说，也就是某一项工作所必须具备和熟练掌握的核心知识技能是什么。因此，大学管理人员的知识基础是培养、选拔和考核大学管理人员的依据，可以这么说，知识基础直接影响着大学管理人员的身份定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管理人员的知识基础就不仅仅是一门高等教育管理学，因为大学组织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远远超出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科本身，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其他学科范畴。大学管理人员若要胜任本职工作，需要了解掌握的知识太多了。

在中世纪，还没有形成管理学科，成熟的专业只有医学、神学、法律和教师。大学产生伊始，更没有专门、独立的教育管理知识体系。从管理人员的选拔来看，主要的任职标准主要集中在道德品格、个人魅力、学识水平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有无专门的管理知识与能力并不重要，管理人员既是领导者也是荣誉性“元首”。

（三）管理人员身份特点：“业余型”大学管理人员阶段

“业余型”大学管理人员阶段是指大学管理工作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从事大学管理工作的人员不是以此工作而谋生，而是作为一种责任或者荣誉。大学中知识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学者往往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中世纪的大学作为一个以交流、传播知识为职能的自发组织，德高望重的教师成为组织的权威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管理职能，主要是管理学生的职能自然落在了德高望重的教师身上。例如，较早时期的巴黎大学的校长来自该校艺学院，“是艺学院教师的头头”。在当时的哈考特学院，校长必须经由学生大会选举产生。^[16]而牛津大学是仿效巴黎大学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头儿是一位主事，由群体的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他的权威也只限于群体授予他的范围。在中世纪，教师和学生的地位非常平等，因为教与被教的人在年龄上相差不多，因而他们的管理也是非常民主的。与当时缺乏专门、独立的教育管理知识体系相一致，这个时期的管理人员是具有崇高威信和个人魅力的教师（教师大学）或者学生（学生大学）的“头人”，身份可以定位为“学者中的权威”。大学管理人员依靠的是因管理人员个人魅力而形成的权力和管理人员博学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这个时候的管理人员几乎全部身兼二职，但是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于教师身份，认同自己的教师角色，而不是把自己当做一名管理人员。英国学者托尼·布什曾这样解释，“教师首先是教师，不得不从事管理时才是管理人员。因为，当你有别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时，管理显然是一件分散精力的事情。”学校管理工作由于比较简单，业余时间就可以处理，因而不需要专门全日制来做。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作为学者法团仍然以传统的“学徒制”为主，学生慕师傅之名而投入门下求教，学成后像其他行业一样举行“出徒”仪式。在中世纪欧洲作为“学生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里，学生可以制定规章，发号施令，担任校长，管理教师，教师只是他们的雇佣人员。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生人数少，并且学生年龄较大，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较强。

到了后期，大学管理人员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要多一些，但如果不担任管理人员还可以继续做教师。伯顿·R．克拉克对兼职型的行政人员曾做过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办公室不大，与基层有密切联系，成员是兼职的，一些教授轮番入住满是灰尘和催人入睡的角落。”^[17]在欧洲的传统大学里，大学管理人员是由高级教学人员选举的（教授会），并对他们负责。任职一定时间后，这些“挂职型”的管理人员又重返教学和科研岗位。

2．1．2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

（一）背景分析

（1）大学组织特点。美国的大学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赠地学院”在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象牙塔”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将大学的功能延伸到学校之外，使大学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服务站”。至此，大学从最初的法律学者的“俱乐部”到中世纪大学，再发展为德国的“洪堡模式”和美国的“威斯康星模式”，其职能由最初的培养具有高深学问人才到开展学术研究发展科学，再到服务社会，三位一体，作用不断扩大，相对于其功能的扩展，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美国大学全面、深刻地卷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标志着大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大学不再是象牙塔。在这一时间段内，特别是20世纪以后，高等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进入大学的殿堂，新的学科层出不穷，数量大大增加。学科的发展也使大学内部的新的系、科不断涌现，同时，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加，组织规模不断扩大。这里有一个课程数量发展的数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在1890年的目录上列出来不到30页，而到了1910年，它们就扩展到了超过200页。^[18]许多大学发展成为Clark Kerr笔下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产生，大学组织从结构到功能再到规模都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大学组织的功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前面曾分析过，大学组织最初只是学者的法团。在中世纪，大学只是知识传递的场所，大学的作用主要是为社会提供从业人员，比如当时的四大职业：律师、医生、教师和神甫。后来随着世俗化力量的增强，大学还担负了为社会培养文职人员的职能。到了德国的柏林大学创建以后，大学承担起了教学科研的双重功能，但是到这里为止，大学仍然是一个“象牙塔”机构，围绕学生和知识运作。

19世纪中后期，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的推动之下，大学人数剧增，学校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到20世纪初，以校长为首的少数人员已不能完成学校日益复杂的管理任务，于是管理人员从教师中分离了出来，管理工作开始由全日制的管理专家来担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中管理人员的数量进一步扩大，管理逐渐成为一门科学，企业管理方法被应用到大学中。大学组织为国家的利益进行了大量的战争科研工作，并且在战后担负起了退伍军人的教育工作。由于大学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大学的投资，大学也愿意跟政府相互合作。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学和企业之间也进行了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合作，大学获得了商业界的经济资助，企业也获得了大学的科研支持增强了竞争力。因此，大学组织在20世纪里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它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地位不断提升，逐渐由过去的边缘组织成为社会的中心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学生人数激增，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很快突破了50%，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其他许多国家也从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保守派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19]的确，大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功利，但是，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是纯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大学组织功能的增加使大学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学科单一的发现和传授高深知识的“象牙之塔”，也不仅仅是教师和学生的固有领地，其组织结构变得纷繁复杂，成员也多种多样。早在1930年，弗莱克斯纳就抱怨大学成了“中学、职业学校、研究中心、进修机构、事务所”，成了“多种功能的机构”、“大众服务站”。结果使一部分有管理才能的人专门从事大学管理工作，大学管理人员逐渐从教师中独立出来。德国学者席勒^[20]曾提出德国的理想学者是“哲学型”学者而非“谋生型”学者，“谋生型”学者“只是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满足其追名逐誉的需要”，^[21]而“哲学型”学者却志在学问和知识，并且要耐得住“寂寞”。“从西方历史上看，寂寞与学术从来就被认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对于学术，对于学者，寂寞是不可或缺的条件……”^[22]特别是随着科学研究功能在大学的兴起，那些“哲学型”的学者一心向学，对学校管理不感兴趣也无暇顾及，因此，以这种境界作为追求的大学教师只醉心于学术王国，也无意于学校的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乐得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来处理这些繁杂事务，维护“修养、科学、自由、寂寞”的大学观念（学者陈洪捷将“修养、科学、自由、寂寞”作为19世纪前后古典德国大学观的核心概念——笔者注），使学者们专心于学术。

（2）管理知识基础。美国是现代管理学的发源地，泰勒则是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管理，取代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方式。管理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以前，尽管管理的观念和实践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始自19世纪末。而管理学真正进入大学知识体系以及应用于大学管理实践的时间更晚。纵观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3]①早期的传统管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以前，其特点是管理活动主要靠管理者个人的经验。②古典管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到1930年之间，以泰勒（Frederick W．Taylor）与法约尔等人（Henri Fayol）的思想为代表。③为中期的管理思想，产生于1930—1945年之间，以梅奥（Elton Mayo）与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等人的思想为代表。④现代管理思想，产生于1945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学派，包括在法约尔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理程序学派，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等；在人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学派，像美国的马氏罗和赫兹伯格；从社会系统学派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伯特·西蒙。此外，还有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等。管理学说百花齐放，极大地促进了实际管理工作。

管理思想的大发展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这场大革命使西方以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转向以机器为主的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生产能力的急剧提高，使得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生产的复杂程度和工作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劳资间的冲突也越来越严重，原来的工场主的经验管理无法适应企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专门的经理人员，不再兼职其他工作，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社会上因此出现了专门的经理人员阶层。19世纪末，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所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深受孔德、斯宾塞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知识观的影响。孔德将知识分成神学的知识、形而上学的知识和实证主义的知识三种，并认为一切知识的目标是成为像物理和数学知识一样可以证明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斯宾塞则认为，只有通过经验和实证调查获得的知识才是可知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一套典型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科学知识体系。受经济和政治学科管理思想的影响，大学管理思想获得了不断发展，于是大学组织的管理受到了来自企业和政府管理实践的冲击，因此，将不同领域的管理理论和经验运用到大学管理中来，并且产生了教育管理理论以及大学管理理论，推动了大学管理人员专业化的发展。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理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并且影响了教育领域。大学内所讲授的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大学管理工作，在多元学科知识的影响下，教育管理学也得到了发展，当时的美国师范院校里已经有教育管理方向的博士生毕业并且投身于教育管理实践。^[24]

专业的成熟是和学科的成熟密切相关的，在专门知识学科化以前，与此有关的工作充其量只能称作一种职业。最早的专业就是人们所称的“四大专业”：医生、律师、神甫和教师。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里就可以看到其影子。比如，初创时的巴黎大学“四大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艺学院，除了后者是非专业教育单位以外，神学、医学、法学都是专科院系，“以专门职业为取向，为年轻人的特定职业生涯做好准备”。^[25]而教师职业资格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获得。管理学的诞生为教育管理学乃至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孕育和产生奠定了基础。此后，随着教育学从社会科学中的分离，特别是20世纪高等教育学科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二）管理人员的身份特点：“多元职业型”大学管理人员阶段

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身份定位：这一时期大学管理人员在工作性质上已经明显区别于大学教师，并且拥有了相当的大学管理自主权，开始有意识地自发联合起来，开展工作交流和培训，个人在管理知识和能力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时期，由于大学受到来自社会其他组织和学科知识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定位出现了分化现象，比如，推崇经济学理论的管理实践者更多地认同并被定位于“公司经理”身份。公共管理学科的支持者则更相信“行政官员”的身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渗入让人们在大学管理人员身上也看到了“政治家”的影子。人们开始用企业、政府或政治团体管理者的身份来要求大学管理人员，忽略或否认了大学作为一种高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特性，将大学看做是或类似于商业组织、工厂、政府、其他社会组织（比如一般非营利组织）机构。大学管理人员身份定位的不同和所在大学组织定位的不同密切相关。管理人员主要运用所在职位赋予的权威来行使管理职能。比如说，许多大学被定位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那么大学管理人员就会参照行政机关官僚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大学，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之间、管理人员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显得等级分明，他们不对学生和教师负责，只对主管自己的上级政府机关负责。管理人员中的领导者“凭借自己在特定时间内的官职对他们的下属行使法定的权力”。^[26]同样，如果大学被定位于商业组织，从管理人员身上也会看到企业经理人员的影子，他们以组织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考虑如何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选拔和考核大学管理人员的标准变成了类似于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的标准。不管怎么说，专职的管理人员已经产生，比如，原来美国的大学都是教师兼职处理学生事务工作，而到了20世纪初，大学开始聘用专门的人员来补充指导学生的队伍，在1919年，耶鲁大学设立了学生辅导主任职位。^[27]

在英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开始任命商业部门或有商业经历的管理人员从事大学的高层管理工作，这也导致了大学组织的商业化和行政化。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校的“行政化”（官僚化），将学校的管理人员等同于政府的官员。

2．1．3　20世纪中叶至今

（一）背景分析

（1）大学组织特点。1950年以后，西方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大学规模的扩大和日益复杂化，使得传统的大学管理方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大学生群体中既有全日制的适龄青年，又有大量非全日制的成人学生；大学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大学与社会和政府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还与许多的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大学组织的变化要求大学管理工作必须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胜任，于是高等教育管理日益成为一种职业，一种新的阶层——“管理群体”在大学出现。为了有效地管理一所庞大的、具有多种职能并发挥多种作用的大学，于是产生了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大学的日常行政管理。例如，行政事务管理人员、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国际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他们组成了自己的职业社团，有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文化。在大学众多的建筑物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物——“行政楼”，管理人员越来越和教师、学生及其他人员不同。管理人员越来越了解他们在大学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教授，他们也极少重返教学岗位。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出现了一些“巨型大学”。学生入学人数的增加和学校功能的扩大，使得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演化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大学管理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并且管理人员来源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不仅限于学校中的学者，而且面向社会开放。大学管理人员只能做管理工作，因为许多管理人员不是从教师和研究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不做管理工作了也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大学中开始设置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培养专门性的人才。中级专职大学管理人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管理的训练，并且不一定来自教学人员。大学管理人员与大学里的其他群体分离，管理人员自身独特文化的形成是“专职型”大学管理人员阶段到来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者科尔则将“多元巨型大学”比作“一座无穷变化的城市”。^[28]科尔还将当时的其任校长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与IBM公司作了比较，数字显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雇员比后者要多，开设课程近10000门，校园、试验中心、农业和城市推广中心遍布100多个地方；在50多个国家进行科研业务活动，很快将拥有10万名大学生，几乎同政府、各行各业都有接触，大量贵重装置需要启用和保养……^[29]与加州大学相类似，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在其年度报告（1961—1962）中表明，从1924年到1962年，哈佛的大楼有一半是新建的，教职员增加了5倍，预算几乎增长了15倍……而且，变化的步子在继续着。^[30]

（2）管理知识基础。1951年至今，教育管理知识科学化的倾向空前发展，教育管理学科化的呼声和实际行动也显示了这一点。学者们试图通过把教育组织特点与一般管理进行整合，明确把教育管理知识（教育管理人员的知识——笔者注）同教育教学知识（教师的知识——笔者注）区分开来，最终形成教育管理学科乃至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独立地位。如果让一个没有受过学科系统训练的人来担任大学教师，在人们看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现实当中，根本没有接受过管理学科教育，甚至连管理实践经历也是空白的人从事大学管理工作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当今中国大学内提拔一些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教师担任重要管理工作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现代学者对大学管理人员尤其是在大学中占据重要职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这种非专业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即使未修过任何教育行政课程的教师，也能顺利当上校长，对于学校行政人员的专业化，实在为一大讽刺。”^[31]学者对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批评，也成为大学管理人员专业化的驱动力之一。

一般认为，教育管理学科的萌芽和发展始自20世纪中叶，标志是“人们把它（教育管理现象）作为科研对象来研究，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去指导教育管理实践”。^[32]受“学者治校”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大学里面的教授管理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无须专业管理人士管理大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学同普通教育管理学相比，发展更晚，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视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化程度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释主义流派对于教育管理知识来源的怀疑。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主要是由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人们不断调整和商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模型以及人们不断建构和形成的世界观等方面构成的。”^[33]解释主义者认为第一线的学校管理人员才是教育管理理论的拥有者，真正的教育管理理论必须也只能来源于教育管理实践，而不是来源于各种逻辑假设。当前高等学校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很低，这与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一种职业的专业化程度高低与这种职业有关的知识的学科化程度有关。

（二）管理人员身份特点：“专业化”大学管理人员阶段

这一时期大学管理人员的身份定位为“高等教育专家”或“大学管理专家”。选拔和考核标准既不同于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政府官员，应该具有大学不同于其他领域管理人员的显著特征：比如，具有深厚扎实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了解大学组织特点和教师工作特点，视大学管理为专业领域，与教师、学生关系协调良好，与外界密切联系等。

管理人员自身独特文化的形成是专业型大学行政人员阶段到来的标志。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是将不同群体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职业群体文化通过影响其成员的价值信念而对所有成员态度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专门群体利用文化的作用，使其所有成员接受统一的价值信念，并且使成员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群体目标的改变，从而使群体得到整合，自觉遵守一种规范，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随着教育成为一项大事业，管理人员文化与教师学生文化趋于分离。原来由兼职人员占据的小规模的大学行政管理部门“逐渐变得庞大起来，逐渐为全日制官员所占据”。由于在大学、各省与中央管理部门中专业干部取代了由教授兼职，导致一套独立的规则和一种独特的利益的出现。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加州大学总共有1200多名专家和辅助人员，他们群集于伯克利分校校园的建筑物中，各自相互联系，有着完全不同于教学和科研的日常角色任务。“行政管理人员不再主要是由教学人员担当他们有充足理由把教授和学生充其量看做是缺乏理解的人，甚至是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34]目前，即使在有着“教授治校”悠久传统的欧洲，大学管理人员也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教师的权力在遭到削弱。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上教师的权力和已有的管理模式正在被削弱。“专职型”大学行政人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发展和管理理论发展对大学产生的双重影响的结果。

从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现状看，这一职业还没有达到专业性职业的水准，尚处于专业化进程之中。相比国外大学而言，中国在这一方面走得更慢一些，但近些年已经引起了广泛重视，当前的正在进行的教育职员制度改革可以看做是大学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的表征之一。但是，由于学科知识的不完善和颇受争议，并没有真正通过学科知识教育和专业训练培养出专业大学管理人员，不过我们坚信：随着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不断探索和学科专业水平的提高，未来的大学管理方面的专家定会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管理专门训练者中不断涌现。

2．1．4　当代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定位的多元化

以上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对大学管理人员身份演变进行的分析，通过梳理可以看出，随着大学由完全的学术组织向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功能社会组织的转变，大学管理人员身份也由学术组织中的学者身份向学术组织中的非学术专业人员身份转变，从一个业余型身份向一种专门职业型身份转变，只是由于各个国家分化情况不同，有些国家的大学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高，有些专业化程度低而已，但是大学管理人员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其实，大学组织在其进化过程中并非绝对遵循着新旧更替的原则，大学发展到今天，仍然呈现出“共时性”特征，也就是说，当代大学的组织形式并非皆为整齐划一的“多元巨型大学”，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共存的特征。与此相应的，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身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比如，现代大学并不都是由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的“原生型大学”，很多大学是后来产生的“后发型大学”。并且从主办者来看，既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也有公立大学；在公立大学中又有政府的附属机构和自治团体的区别，而不同的大学组织性质也会导致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的差别。德国的大学与早期欧洲自然形成的大学不同，它是由诸侯或城市当局有意识建立的，他们出于政治统治需要和控制臣民思想意识甚至从实力炫耀的需要出发，建立起自己的大学。在18世纪以前，基本上是追随法国或意大利的大学。18世纪开始，德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新兴的政权出于建立统一的国家及其行政、司法和财政管理制度的需要，不断地将大学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大学失去了许多传统的自治权利，国家权限深入教学、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大学成为依附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大学的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具备实用知识的官吏，大学变成了为国家培养“臣仆”的学校。^[35]因此，现代大学管理人员表现出身份多样性的特点。

美国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曾经概括出当代大学的四种组织模式：学会组织模式、官僚组织模式、政党组织模式和无政府组织模式。^[36]在每一种模式的大学中，管理人员的身份地位也是不同的，并且每一种身份都有其合理性，这可以从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关系中看出。

（一）学会组织模式大学中的管理人员

这种类型的高校秉承了大学的前身——学者法团（或称学者行会）的一些特质。当代学会组织，其实就类似于早期的学者法团组织。之所以称这种组织为学会组织，是因为在这种组织中，成员间的关系是同僚关系而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成员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组织模式下的大学里，教师和管理人员相处十分融洽，关系十分密切。学会组织模式主要存在于那些以精英教育为追求目标的学院或大学。这类学校的特点是：学校的规模比较小，办学历史比较悠久，大都在百年以上，学生来源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比如都是各中学里的尖子学生，这类学校进行的是精英教育，教师的学术水平都较高，大都具有博士学位，都是以学术为职业的。追求学术、培养学术精英是这类学校的理念，“即使一位不速之客也能感受到学术追求是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是教师最为关心的事”，^[37]因此学校小而精。教师拥有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一纸空文或一句空话；成员志趣相投，关系和谐，并且相互之间是朋友，交往没有什么困难。各个学科的教师都一视同仁，没有哪个学科重要哪个学科不重要之分，功利性成分较少，教师和管理人员在这种模式下是同处于一个组织，分工合作。

在学会组织模式下，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之间能够频繁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因为规模较小，有一种强烈的社区感，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管理人员和教师都是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地位平等，彼此尊重他人的意见。因此，在这类学校内部的人统称为“我们”，校外的人才被称为“他们”。因为几乎所有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具有高级学术职称或专业学位，成员之间的身份大体一致，大都有相同的背景和兴趣，管理人员和教师之间有共同语言，彼此之间非常容易相互理解。管理人员和教师遵循平等和民主理念，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平等地看待对方。学校的每一项决策基本上都是根据教师和管理人员达成一致意见做出的，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做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考虑同事的意见，当然一致意见并不要求全体同意。管理人员向学院公众提供支持性服务，他们是学院利益的代表。换句话说，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利益是一致的，目标是重合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管理人员都是教学人员，即由教师兼任，大都是非专业人员而不是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管理工作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其余时间仍然从事课堂教学工作；学校领导不是董事会任命的，而是教师选举产生的，学校的领导——校（院）长产生于本校中的教师，并且颇受大家欢迎。校长乐于倾听教师的意见，鼓励全体教师叫他“伙计”，他也一直声明自己是教师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经常到教师办公室去拜访教师，而不是让教师到他的办公室来……教师也乐意把校长看成同事中的‘老大’”。^[38]在这种组织模式下，人们极少关注命令、监督或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维持着相互之间的好感。如果在学校组织下再分成若干子系统的话，管理人员的管理子系统和教师的教学子系统是交叉的，不是各自独立的，因而价值观念是相互联系而且一致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在利益上长期令人满意的互换，有助于双方之间产生责任感、信任感和感激之情。因为利益是共同的，双方能彼此相互理解。在以追求学术为目标的大学中，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这种关系是最理想的关系。

（二）官僚组织模式大学中的管理人员

官僚组织模式，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严格的类似于政府和企业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模式下，管理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规章制度成了相互作用的重要媒体，管理人员都变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高层管理人员负责决策，然后传达给底层的工作者，而底层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并严格遵循，这种决策和管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在管理子系统内部，严格遵循科层结构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发布指令，下级遵照执行，并向上级提交报告，然后上级根据报告做出新的指示。这种组织模式重视劳动分工，各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明白自己和他人的责任界限。管理人员提升的依据是工作绩效，由上级委任而不是选举产生。这类学校的历史一般都不是很长，并且学校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这类学校是一些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建校历史短，古典大学的学术传统对其影响较小，学校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社会的发展为晴雨表。这类大学主要进行的是职业教育和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的使命是“重视入学机会、低费用、职业准备和满足社区需要”。^[39]相比那些学会组织模式的高校来说，这类学校组织规模较大，更像一个企业，甚至是“成功社团总部”，“有些大学的校长越来越像企业的经理”。^[40]学生的来源有的是半工半读的在职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高中时成绩中等的学生，学生入学的目标也都是为就业做准备。由于学术性追求不高，所以这类学校对教师的学术要求相比学会组织模式的学校宽松得多，甚至不需要很多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较普遍，那些从事职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大部分具有学士学位也就可以了。院长的选拔标准也不是以学术水平为参考，而是善于管理学校和处理社区关系的人，例如，当选校（院）长一般要有行政副院长的经历，并且“扮演一个英雄式的领导者的角色”。^[41]

如果说学会组织模式下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是一种平等与和谐的关系的话，那么官僚组织模式下二者的关系则可以描述为离散与隔膜的关系。从哲学上意义上来讲人是生而平等的，但从管理学意义上来讲，人又是不平等的：在一个组织当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地位无法平等。管理学强调的是管理的作用，认为“只有少数受过专业及科学化训练的管理人才，才能使组织走上正规”，而“其他非管理专才，只有被管的份儿，或许间中会被咨询，没有决策的权力。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教师能发挥的影响力大为削弱”。^[42]体现在大学内权力分配方面，管理人员和教师二者的权力分配很不平衡，一般教师作为被管理者，不能参与校政，大学内部管理呈现出一种管理主义的倾向，并且这种管理主义倾向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普遍存在。

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必将导致分工，而分工将造成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和相互作用的机会减少。由于管理人员关注更多的是学校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与教师的联系也就不如学会组织模式类型的大学密切。他们很少花时间和教师一起交谈，更多的是在州立法机关、专业社团和董事会办公室同其他管理人员和校外非教学人员发生联系。教师对于参与决策热情不高，因为只有少数人有博士学位，其专业性比学会组织模式中的教师要差，他们习惯上不想较多地参与决策活动。管理人员和教师没有了一致的信仰文化，比如在对大学的理解上，教师可能认为大学就是一种提供相对高级的教学并授予学位的组织，而管理人员可能认为大学是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们所组成的一种组织，像伯顿·R．克拉克所说的“管理人员文化与教师学生文化的分离”。^[43]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没有了协调活动中面对面的沟通。

虽然官僚组织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但是在学院和大学组织中，官僚组织结构和过程普遍存在。新课程的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院长、学术副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等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教师磋商的结果。这种组织系统的优势在于：系统成员行为的标准化，使组织因此变得更富有效率和效益，减少了因为讨论和争议不休而产生的浪费。

（三）政党组织模式大学中的管理人员

把高校看成一个政党组织系统，就是说它是由拥有各种利益、主张、目的不同的“子联盟”组成的超级联盟，每一个子联盟又是由许多利益团体构成的。^[44]实行政党组织模式的高校大多是一般的地方性综合性大学，或者是位列研究型大学之后的二流大学。这类学校的特点是，规模比以上两类高校都要大，生源虽然比精英教育的学院稍差，但学生高中成绩也都属于中上之列。进大学后学生的择业观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学生对学术感兴趣，而大多数学生的兴趣则在于职业准备，或热衷于活跃的社交活动；教师大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学科或专业上，而对学校的事务不太关心。许多人都是在研究型大学求职无望才来的。学校教职员工的专业水平越高，在协调其行为方面，官僚机构的控制效果就越低。因此，官僚组织模式在这类学校中很难行得通。“学校评议会由那些晋升无望的副教授们操纵着，主要精力都用于抵制学校行政当局的行为，因为他们常常不与教师代表正式磋商就采取行动。”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所以管理更为复杂。由于规模较大，团体成员比较专业化，成分比较复杂，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整个大学分解形成了一个个利益团体，属于某一个小团体的才称“我们”，而“他们”不仅指校外团体，也可是本校其他团体。大学是一个民主的社区，校长没有了学会组织中的“老大”威信，也没有了官僚组织中的强权，只能在利益团体冲突中起一种调解的作用。因此，这类高校的校长要求能力比较全面，并且深得董事会和部分教师的支持。

在政党组织模式的高校里，教师和管理人员成为对立或者完全独立的群体，由于价值观和关注点不同，利益也经常发生冲突。和学院组织模式下大学管理人员与教师统称“我们”不同的是，教师对管理人员的称谓已发生了变化，教师称管理人员就是“他们”。谈判作为党派间相互作用的有效手段，也运用于管理人员和教师利益协调之中，最后达成双赢的局面。在这类大学中，管理人员和教师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通过结盟、谈判、妥协和达成自认为于己有利的协定相互发生作用。“由各种利益团体和联盟组成变化不定。教师和管理人员团体之间有时完全是自行其是，有时又保持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45]在学校资源充足时，不会有利害冲突，但当学校资源匮乏时，在具体分配资源的问题上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而在学会组织模式中，决策都是根据共同的价值准则作出的；官僚组织模式中，通过行政命令作出；而在政党系统，决定只能靠谈判。谈判有时是低效率的，但低效率有助于保持学校的稳定。

（四）无政府组织模式大学中的管理人员

无政府组织模式的学校代表是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在这几种模式的高校中，该类型的学校规模最大，并且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教师最关心的是学术，因为学术成就是影响教师晋升、任职、加薪以及个人声望的关键因素。校长来自于本校的教授群体，并且有学术管理经历，能够严格按标准办事，他是经过教师遴选委员会推荐和董事会任命相结合而产生的。这类学校的权力重心不在学校而是在学院和学系。事关教师利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在学院以及通过院长和教师的相互作用解决的，校长无权干涉各系的事务。学术评议会庞大，教师定期征询教师委员会的意见，可以说是一种人人都能随心所欲的系统组织模式。管理人员和教师既不存在协作，也不存在控制，各人干自己该干的事情，能做到的就是给对方提出建议或对对方的行为做出“象征性的反应”，^[46]但不能干涉，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则完全靠各自的群体依据各自的规范来进行。这种组合动力来自许多个体和组织的子团体的自主活动。

2．1．5　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综观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社会和大学组织发展的最终结果。大学管理人员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大学组织的复杂性程度提高，需要有一部分人开始从学术职业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决策、组织与协调等管理工作。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生产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47]从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演变历程来看，大学管理人员作为一种职业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从业余性职业向一般性职业发展；二是从一般职业向专业化职业发展。

（一）现代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存在的合理性

大学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身份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不是一般的类似于协会、学会性质的学者团体，特别是现代大学是一个组织化了的复杂的社会单位，是一个具有典型组织特征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指“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完成特定的工作目标，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机关、企业、团体”。^[48]大学要有一套管理机构、一群管理人员来专门处理高等学校的学术之外的事务。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合理性其实从其产生史中就充分得到证明。虽然人们对大学管理人员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管理人员对于大学组织发展和正常运行的重要作用，只是管理人员有时的行为和学术追求相冲突而已。正如张德祥所言，“从近代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所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因为人们对其提出质疑乃至批判而彻底取消过，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学术研究的大学固然不能被称之为大学，而没有行政管理的大学也是难以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在当代社会尤其如此。”^[49]对于大学组织来说，大学从事的是知识的生产。行政管理人员从学术人员中分离出来是大学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这是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发展历程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大学管理人员阶层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以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为前提的，没有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学结构、功能发展，就没有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独立并最终走向专业化的必要和价值。

（二）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发展与大学组织规模变化密切相关

西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变迁与大学组织结构、功能、规模的变化有关，其职业定位受大学组织的特性影响。大学管理人员群体的形成是大学组织功能的增加、结构规模的扩展的必然结果。欧洲中世纪大学组织结构简单、功能单一、规模小，管理任务轻，只需要有人进行协调，或者代表大学对外进行谈判，因此，完全可以由教师或学生进行自治。当时的大学管理人员完全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荣誉性“头衔”是与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相对的概念——笔者注）。当时的管理者身份是业余兼职的，其主业仍然是教师或学生。管理活动不是以谋生手段为目的的活动，其具有荣誉性、德高望重、服务性、权威性，受大家拥护。类似于大学学生班级里的班长等学生干部，只为同学服务，并没有报酬，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需要一定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个人威信。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大学管理工作越来越多，管理负担也越来越重。自然地，随着大学组织结构的变化、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加，现代大学组织除了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群体以外，又分离出来了一个行政管理群体（本研究将从事辅助系统比如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服务的管理者也包括在管理群体之内。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也包括了这些部门的管理人员，至于这些部门内负责具体技术工作的人员笔者认为应将其划分到教学辅助和专业技术人员里面去——笔者注）。而纯粹的学术人员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经历完全用在教学、研究上面。于是，最初作为一种“业余”的荣誉性“头衔”的职业被专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所代替，他们履行人员、财务甚至教学科研的管理功能。这里面也经历了由学者轮流从事到专门人员出现的过程。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管理人员逐渐取得了相关领域的权力，并且形成了不同于学术人员的工作模式和价值观，成为大学组织中一个独立的群体。

（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分野是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独立的标志

（1）大学管理人员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通常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即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地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50]一般社会组织中也借用这一概念，指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机构和人员为实现组织目标，依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对社会组织自身进行管理的能力。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着履行管理学校职责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因而也可以说这些部门和人员拥有行政权力，只不过和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相比，政府行政权力是面对整个社会，而大学的行政权力只是对于组织内部而言。管理人员运用行政权力的目的就是保证大学的整个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大学中行政权力的主体是行政管理人员，客体是大学内部的其他人员。因此，虽然有些行政管理职位由教授等学术人员担任，当其行使行政职权时，应视为行政权力，则这些人也就是管理人员。大学管理人员的目标就是从整个大学组织出发，保证整个大学组织的协调、有序和高效运行。而学术人员运用学术权力则是为了学科、专业的发展。也就是说，管理人员是围绕组织工作，学术人员则是围绕知识工作。

（2）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力。大学是“高深学府”。也就是说，大学是围绕“知识”展开行动的。学术权力是指针对知识的产生、传授、保存等一系列学术活动而展开的一种能力。因此，学术权力的主体是学者，客体则是和知识相关的活动。学术权威则是学术权力的代表，在大学内部“任何领域决定权应改为有知识的人共享，知识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发言权，没有知识的人无发言权”。^[51]学术权力不是来自行政任命，而是来自学术权威，也就是说，学术权力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学者渊博的知识、深厚的造诣、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良好学术修养的能力。

早期的大学，由于组织规模较小，功能单一，非学术事务简单，教师和管理人员职业分工不明显，管理人员多由教师兼任，这时候可以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合一的。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功能不断增加，行政事务日益繁杂，业余兼职的管理人员无法有效地同时行使两种权力，最终导致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野。“两权”分离之后，大学行政管理权主要由管理人员来行使，便于大学管理工作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学术权力则由教学科研领域的学者、专家来承担，真正实现“学术自由”。

（四）社会分工要求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走向专业化

而组织效率的提高需要对内部成员进行分工。社会分工要求一切工作都逐步走向职业化，最终达到专业化。大学管理工作当然也不例外，这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和社会职业“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是分工的结果。”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是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财富增长的原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谈到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52]当然他在这里指的是企业，但是对于其他组织也同样适用。分工是指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这种由于分工而引致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福利的增加，可称为分工经济。这种分工经济是如何出现的呢？亚当·斯密的解释是：“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53]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专业化水平的单调增函数，专业化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存在分工现象，则全社会将出现分工经济，即分工后的综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的水平。^[54]

总而言之，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专业化进程是社会进步和大学组织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大学管理工作的内在规律的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2　中国公立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变迁

与西方大学管理人员相比，中国公立大学管理人员职业演变也具有专业化的诉求和发展趋势。但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和中国公立大学组织结构发展的特殊性，公立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2．2．1　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人员职业身份特点：“官、师、管”三位一体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管理人员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与西方先有学者法团而后派生管理人员相比，中国古代的官学却是先有“官员”，而后才分离出了职业教师。公元前5世纪中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是“官学合一”的高等教育制度。行政长官兼理教育机构管理人员，因此，大学管理人员既是政府官员又兼教师身份，“官—师—管”一体化身份传统由此产生。

对于中国大学的发端，当前学界争议颇多，并且皆能枚举出各自的证据。有学者认为应该把中国大学的源头定位于汉代（太学），也有人认为应该定位在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19世纪人文主义大学观的旗手，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认为，大学就是教授所有知识的地方，而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的大学观是：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我国学者曲士培认为，中国古代早就有教育机构符合上述大学的定义，因此可以肯定中国的大学源头至少应该追溯至夏商西周，因为当时的教育机构辟雍和泮宫已经基本符合纽曼和布鲁贝克的大学概念。^[55]如果按照现代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即大学是具有教育、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此为据，那么汉代的太学、晋代以后的国子学、算学、律学、医学，唐代的“六学”、“二馆”，明清的国子监，以及历代规模较大的私学和书院，近代的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都是具备了上述功能的组织机构。古时中国的学者多为“官学两栖”人物，与今日所说的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程度和内容的不同。

大学的源头从哪里算起，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无论中国大学的渊源始自何处，管理人员的“官员”身份都十分明显。中国古代自官学开始就是“官学合一”，“以吏为师”。这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分不开，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不但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垄断者；学校无法供养专门的职业教师，文化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在官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史载“官守与师儒合一”，“居官之人，意即教民之人也”。^[56]此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化，政权机构中的职官裂变出可以谋生的职业或者半职业的教师，即“主卖官爵，臣卖智力”。^[57]古代官学中教师只是为以后做官准备，做官不成则为师讲学，教学有成再步入仕途，初做教师者也是将做官作为以后的目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58]一直延续至科举制度废除。此期间即使是私学，其办学者也都是有一定“功名”或“官缘”：或者是隐退的官员，或者是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人士。管理人员和政府或政治机构关系密切，这或许是中国大学组织及其管理人员根深蒂固的“行政化”“官本位”传统的根源。

2．2．2　近现代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特点：西方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教育史学家一般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源追溯至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在此之前的洋务学堂严格来说还不属于大学，只是一种专科教育，并且学堂内部的管理是专制性的，事无巨细都要由主管大臣亲自过问处理，甚至还要奏请上谕奉旨执行。

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在《奏定高等学堂》和《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对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作了规定。《奏定高等学堂》规定，内部设监督，负责全学堂事务，下设教务长，负责教务工作，教务长下设正副教员主持各科教学，还有掌书官管理学堂内部的图书和仪器。此外，庶务长负责学堂一切庶务，下设文案官掌管一切文报公牍、会计官专司钱财出入，杂物官管理雇用人役和堂室器物等各种杂物，斋务长负责考核学生品行和学生宅舍事务，下设监学官和检查官具体负责各项事务。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总理学务大臣是大学堂的最高长官，但由于大学堂负责全国各学堂事宜，所以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实际上为大学堂的最高专职官员，负责全学堂事务，管理全学堂人员。1902年初，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拟定学制重建京师大学堂。此后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管理人员分为：监督（今校长）、教务长、管书、庶务长、文案官、杂物官、斋务长、监学官、检查官、中学办事官、小学办事官等，校长总管学校，下设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各一人，分管教务、训导、后勤方面的工作。^[59]与以前的学堂相比，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管理机构及功能设置比较完善，但是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学校事务主要靠有行政背景的官员管理，谈不上民主管理，仍然像行政机关一样进行专制控制。

随着西方大学理念对中国大学的影响日益增大，民国时期的大学管理人员身份发生了分化，大学自治程度扩大，公立大学除了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政府认可以外，其他管理人员身份发生了变化。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当时的大学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由教育部聘任，一般设教务主任1人综理全校教务；事务主任1人，综理全校事务；主任导师1人，综理全校训导事务。各系、科主任均由教授担任。^[60]基本类似于西方大学的管理机构设置，只是校长需直接由教育部任命。

在国民政府颁发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中规定：“教师以专任为原则，应于学校办公时间在校服务，教授、副教授、讲师授课时间每周以9小时至12小时为限。不满9小时者照兼任待遇，但担任行政职务或从事实验研究，经学校同意，可以酌量减少授课时间。”^[61]从政策角度规定了大学管理人员岗位可以由教师兼任，这显然是和当时大学规模相对较小、行政事务较少的实际情况分不开的。

再以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情况如下：西南联大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极为精干。校级领导由常委会构成，只有3个人，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学校管理机构建校初期（1938年1月）有3个，即教务处、总务处和建设处。后来随着校舍建设任务的结束和学生人数的增加，建设处撤销，新设会计室，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增设了训导处，校长每人配秘书1人。服务机构有图书馆、校医室、工场实验室，图书馆隶属教务处，实验室隶属理工学院。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据1943年7月《呈教育部本校教职员编制表》统计，那时教师358人，职员121人（包括图书馆23人），校医室16人，实验室低级技术人员35人，学生人数2700余人。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如图书馆、会计室、校医室主任为专职职务，办事机构的教务处长、总务处长、建设处长（训导处长）均为教授兼职担任，教学、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即学院院长、所长也为教授兼职。在职员中占据比例较大的是校警、清洁工、挑水工、炊事员一类人员（目前大学中的工勤人员），而非办公室的人员。从以上两个方面看，西南联大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都是非常精干的，机构设置简单，官员很少，职员也不多，体现了学校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原则。西南联大真正的“官”就是三个负责校级事务的常委。学校有任用教职工的自主权和教学自主权。学校设立了聘任委员会，根据教学的需要，学院提出职位和人选，聘任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决定聘任时连工资是多少一起定下来，由聘任委员会说了算。^[62]

当时，教育部对西南联大的直接管理主要在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对经费使用的管理，西南联大的经费由教育部下发，学校每年都将使用的情况向教育部报告，所列名目非常详细，如教职工的薪金标准、办公经费总额、科研使用费、招待费（每月100元，一年1200元）等，经费的使用情况亦向教师通报。学校根据需要每年向教育部上报预算，教育部依据上一年度的使用情况核拨当年的经费。二是强制要求对学生进行党义教育，为此要求成立训导处，并规定若干必修课程。至于招生、毕业、专业设置、课程、科研、人事、机构、干部、工资等都由学校自行决定。

1939年，第3次全国教育会议认为各学校内部行政系统多自行拟定，名称有分歧，影响行政效率，于是提出要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行政组织系统以健全学校机构。教育部根据这一决议，于同年5月制定并公布了《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63]对大学的行政机构作了如下明确规定：

（1）教务处。设教务处长1人，由教授兼任，秉承校长主持全校教务。下设注册、出版等组织及图书馆，各组及图书馆各设主任1人，组员或馆员若干人。

（2）训导处。置训导长1人。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等组，各设主任1人，并设指导员、军事教官、医士、护士若干人。训导长及各组主任要根据有关条例进行资格审查。

（3）总务处。设总务长1人，由教授兼任，秉承校长主持全校总务。分设文书、庶务等组，各置主任1人及组员若干人。

（4）会计室。设会计主任1人，佐理员及雇员若干人，由国民政府主计处任命，依法受大学校长指挥，办理本校岁计会计事宜。

（5）大学校长室置秘书1人。

（6）教务会议，以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的代表若干人（每10人至少选举代表1人）及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科主任、会计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教务事宜。

（7）训导会议。

（8）总务会议。

（9）大学设图书、出版及其他各种委员会。

此后，有关大学基本上以此规定设立相应的机构。

1940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定》，教师的工资待遇有了专门的标准依据，其后，1941年12月，教育部公布《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待遇及公费支给标准》，这一阶段的大学校长也专门有独立的待遇及薪俸支付标准。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7年6月公布的《国立专科以上职员薪给表》规定，当时的大学职员包括秘书、组（馆）主任、训导员、医士、体育指导员、组（馆）员、技术员、护士、事务员等。

图2－1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图。

图2－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图^[64]

有人说我国大学到了近代，受西方大学的影响，在许多有识之士的改革下具有了西方大学的形体和精神，这毋庸置疑。但有一点笔者认为没有改变，就是大学组织及其管理人员和政府的关系，国立或公立大学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身份多少都带有“政府官员”色彩，或者要取得管理人员资格首先要被政府官员认可，中层和一般的管理人员虽然“官员”色彩稍微淡一些，但是既然“一把手”是官员身份，被“一把手”管理的人员在思想和行为上也有着被“行政化”的趋势。因为我国近现代的公立大学是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属于“被组织”机构，不像西方历史悠久的大学那样是自然生成的“自组织”机构。

2．2．3　当代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特点：从国家干部、“双肩挑”到专业管理人员（教育职员）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大学管理人员的身份和职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概括地说，正在经历着由“国家干部”身份、教师身份向专业化的“教育职员”过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定位特点在下一章将重点进行论述，此处只是大概分为几个阶段简单描述。我国大学管理人员群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可称为“行政化”或“政治化”阶段

在干部任用上主要强调政治条件，特别是主要领导职务由具有较为丰富的革命与建设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担任，强调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这一阶段对大学管理人员的要求是必须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做好管理工作。各级管理人员属于专职干部，不存在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但是，这一阶段大多数大学管理人员的大学“管理知识和专业”水平很低，主要依靠的是经验管理，距离科学管理的要求相差甚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大学既有人民政府接管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立大学、教会和私人等创办的私立大学，也有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大学，大学的存在形式呈现多元化特点。随后，人民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大学工作，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如何对旧教育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问题。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依据《共同纲领》的精神，提出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一方面强调必须对旧教育作根本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1951—1953年，又对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2年10月，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主管全国的高等教育。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者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中央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日期、考试科目由全国统一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先后由人事部、高等教育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人事局办理。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造、调整措施，将全国的大学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之内，成为整个政府行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地，在组织设置、人员管理上也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高度统一，形成了“同质化”组织结构和人事管理政策，大学管理人员成为整个国家干部中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管理人员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传统和经验以及学习苏联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各类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一直统称为“国家干部”，没有实行分类管理，难以体现大学管理人员的管理特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大学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内部管理体制僵化，大学内部管理政府化倾向十分严重，其内部管理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享受同样的待遇。中国在政府部门实行公务员制度前，大学内部的工作人员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样，实行的是全国“大一统”干部管理政策，没有部门之分，也没有技能高低之别。大学内所有人员都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国家干部”。长期以来，采取简单的管理方法，对所有的干部都套用行政级别进行管理，“官本位”现象突出，每个“干部”的工资、住房和其他福利待遇等都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不仅助长了当官的思想，而且对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也实行不符合实际的“官职”认同，与行政级别挂钩，在大学只有干部、老师和学生，没有教授、讲师和助教。大学不讲学术水平、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而是讲行政级别。对大学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都是委任制和终身制，对个人工作岗位实行行政分配制，个人不能自由选择岗位、岗位不能自主选择人员。管人管事脱节，干部人事管理不公开，透明度差，不正之风严重，既影响了大学管理部门的形象，又影响了管理部门日常的工作效率。

此后，又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身份定位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65]是对大学校长这一高层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加教育工作者身份”的更高要求。

（二）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之前，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学术化”或“教师化”阶段

1978年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干部队伍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方针进行建设，干部专业化主要是针对外行领导内行这一状况而提出的。但在大学内部的干部任用上突出强调了学科专业化，在实际操作中又把“专业化”片面理解为“专家学者化”，而那些被推到大学内部管理岗位的教师们大多数缺乏管理实践锻炼和管理知识的培训。当时实行的是专业技术职务与管理职务并行的所谓“双肩挑”的模式。这种“双肩挑”模式其实导致了大部分兼职型管理人员成了“一头重”。他们大都仍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主，把大学管理工作放在了次要位置，大大削弱了对大学管理部门的有效管理，影响了大学管理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进展。

（三）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以来，可以称之为“专业化”阶段

教育职员是法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身份定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正式拉开了我国专业化大学管理队伍建设的序幕，为加强大学管理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中国的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组织规模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组织结构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呼唤对大学管理人员职业重新定位，当前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改革就是围绕职业定位转型构建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于此相应，一些高等教育界学者对大学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国家本着分类科学管理的原则，对原来大一统的“国家干部”群体进行了划分。在大学外部，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和实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务员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形成。加上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政事分开，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管理人员再要套用政府机关的人员管理模式和制度已不可能；同样在包括大学在内的事业单位内部，已经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对工勤人员实行以技术等级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唯有对大学管理人员没有适应自身特点和成长规律的管理制度。在大学内部，对人员分类管理的步子也已经迈开，教师群体先行一步，教师职务聘任制已经逐步展开。大学管理人员从原来大一统的“国家干部”行列被排除在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之外，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面临着职业特性重新界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国务院79号文件提出：“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建立职员序列的基础上，实行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这是第一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明确“职员”称谓。《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则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的行政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教育职员实行聘任制。教育职员制度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九条更是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但目前职员制度还在试点之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教育职员条例”。

当然，以上几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包含着其他阶段的特征，甚至在每一个阶段中管理人员的定位也是相互交叉的，只不过是某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较为突出罢了。

2．2．4　对中国大学管理人员职业发展态势的思考

西方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是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类似于一种自组织的发生发展过程。西方大学作为一种自组织而不是被组织，其内部人员的分化和分工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大学管理人员的地位和身份也是在大学组织发展中不断演变至今。理想的“大学自治”不是专制型自治，而是民主型自治，也就是相关利益群体共同治理大学。

而中国大学完全不同。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春秋以前的教育管理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学在官府”。学校全部为国家所垄断，学校就是官府，学校管理者就是政府官吏，同时也是教师，教材就是国家所藏文献典册。这种“政校合一”的学校特点成为我国大学的传统。汉代第一所规制完备、有史可查的太学，其管理者就是由当时朝廷中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太长兼任。隋朝时期的国子监是我国最早的专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其最高长官称为祭酒。同时，国子监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祭酒自然是最高学府的“校长”了，类似于现在的“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这种传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直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其办学目标仍然是为巩固封建国家政权服务，课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全由官府决定。这种“政校合一”的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控制学校，学校依赖政府，并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或者一个部门。学校校长同时又是政府官员，通过吏部考核任用。教师也是国家官员，其选拔、考核、任免、待遇分不同层次由政府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改造和重建高等教育，将大学定位为事业单位，成为政府领导下的下属职能组织，而且也有了行政等级。在这种基础上，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职务成为国家行政职务序列中的公职，^[66]学校管理人员的职务成了国家行政职务序列中的一部分。在社会组织网络中，大学作为一个基层单位实际表现为政府行政体系的延伸，其组织结构与国家的行政结构具有很强的同构性，而且是相互连接的。当我们想了解一个大学管理人员的身份和地位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认清他所在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他本人在行政级别序列中的关系。

总之，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来看，我国大学管理人员的职业定位一直处于官员和教师的模糊状态，这也是我国大学管理人员职业身份的传统。从大学管理人员职业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中国大学的管理人员其实一直处于一种非职业化状态，更谈不上专业化。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转折，但是最终都被外部力量统一格式化。笔者认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职员制度改革，可以视为管理人员走向专业化的一个转折点。

【注释】

[1]王建新等．干部管理概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15

[2]［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

[3]［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7

[4]［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9

[5]［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1

[6]［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7

[7]［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梅义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4

[8]万之．规章制度的胜利．读书，1999（10）

[9]［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5

[10]［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9

[11]［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6

[12]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上）．高等教育研究，2003（3）

[13]［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1

[14]［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3

[15]［日］大久保利谦．日本的大学．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编（内部资料），1984

[16]［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5，153

[17]［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99

[18]［美］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尚九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270

[19]［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13

[20]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论著有《尼德兰独立史》、《三十年战争史》等

[21]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23

[2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8，83

[23]徐国华等．管理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5

[24]Jack A．Century’s Quest for a Knowledge Base，in Norman ed．，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Longman Inc．，1988，p．8

[25]［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2

[26]［英］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2

[27]［美］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尚九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295

[28]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6

[29]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5

[30]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5

[31]秦梦群．教育行政——实务部分．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32]陈孝彬．教育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

[33]［英］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38

[34]［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99

[3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17

[36]［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

[37]［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82

[38]［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99

[39]［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00

[40]［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5

[41]［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18

[42]［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2

[43]［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99

[44]［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25

[45]［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26

[46]［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别敦荣主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59

[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7

[48]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学简明辞典．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245

[49]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4

[50]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218

[51]［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74

[5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

[5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10

[5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9

[55]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56]孟宪承等．中国古代教育史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3

[5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58]论语·子张

[5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95

[60]李友芝等．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料（第二册）（内部交流），1983．545

[61]方惠坚，范德清．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392

[62]李杰，丁蓉．西南联大如何办教育．民主与科学，2005（3）：26—28

[63]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史（第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84

[64]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19

[65]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教育报，2000－09－06（1）

[66]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