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西方起源与全球发展

一般认为，传播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是以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在传播学诞生之初，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传播现象，提出诸多传播理论以及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播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除了因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免受灾祸，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外，更与美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体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学术界盛行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效用。而信息传播、人与人沟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沃土。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而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661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在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方面，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止，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张晓锋，马汇莹，2007）^[5]。

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当前，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本国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本土的传播学理论还远没有被纳入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中，也未曾对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计算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赵晶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