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师德观

二、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师德观

（一）张謇（1853—1926年）的师德观

张謇是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创始人、著名教育家。他的师德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艰苦自立、忠实不欺

张謇认为“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教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他在创立南通师范学校之初，就把这八个字作为该校的校训，作为指导学生言行的基本准则。张謇在多年兴办教育的艰苦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普及教育，“非忍气耐苦，必无着手之处。”因此他十分重视学生“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培养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他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成功之不二法门”“俭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诸生既投身于教育，苟不自俭，何能教人？”他要求师范学生自己打扫宿舍、厕所、教室和校园，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园的杂边地种植树木、瓜果、蔬菜和旱稻，要求学生学习修理门窗桌椅，学会洗衣做饭，烹制各种菜肴。他带头和学生一起穿布衣，吃粗茶淡饭。对于毕业后在乡村任教的学生，张謇一再谆谆告诫他们要以普及教育、造福社会的事业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工资得失和工作条件的好坏。他强调“假使一小学建筑务求美备，形式务求完全，教员务求厚棒，供给务求丰旨”，则学校“今年能创，明年将穷，教育必无普及之一日。”当在办学中遇到困难的挫折时，他鼓励学生不要怕谣言，不要怕诽谤，不要怕威胁，不要怕围攻殴打，要有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要有虽千万人吾往之气，有人扶助要做，有人阻抑也要做”，普及教育“万万不可缓”，要“将外来横逆当作红火熔淬金铁，借以熔淬我积成君子之资格”。

2.孳孳向学，力求精进

张謇认为，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人格，而且要有渊博的学识，要有精湛的技艺，要有探求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张謇曾多次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进取精神、竞争精神和创新精神。因此，他特别强调他的学生要有“勇猛精进”的意识，并努力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民族精神。他认为要做到力求精进，要有远大的志向。针对一些学生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心理，张謇指出“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成就大小，虽亦视乎才能境遇，及其他种种关系，然果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无论成就大小，断不能毫无所成。夫立志之权，自我操之，虽天地而不得限也。”“诸贤当共念国家来日之大难，力图教育根本之至计，必有精进不已之心，然后能成物；必有恢宏无外之量，然后能集忠。毋以已至而安于自足、毋以自小而局于一隅。”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针对一些学生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愿多读书，不愿多实践的毛病，张謇反复强调“须知无论成何事，必求其博，博则精，精则可择。”“中国当此危险之时，即为促进进步之时，故须博而学之。”他要求学生珍惜青春年华，孳孳向学，“口不辍语，手不辍书，行不辍思，卧不辍虑”，努力发展完善自己，将来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要拼搏进取，持之以恒。针对教师和学生中经常出现的怕苦畏难，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张謇指出：“古今学者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学习犹如“行远登高，非不知有跋涉之事，但以行远登高为志，则志于千里。”他形象地指出，对待困难如同“顿兵坚城之下，决战强敌之前，势既无可退让，舍冒险而进作夺森而舞之思以求必胜，此外更有何法？”

3.凡教之道，以严为轨

张謇兴办教育一向以治学严谨，管理严格著称于世。张謇认为严谨严格是教师必备的优秀品德，也是学校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前提。他强调“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师范学生进行严谨学风教风的教育熏陶。张謇主张严谨作风的养成，首先要有科学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使学生有所遵循，有所依据。他明确指出，所谓师范“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校章者，管理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是为范之结果。”他在南通师范学校创建之初，就为该校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地实施执行，做到赏罚分明。他认为赏罚可以“整齐一校规则，锐厉一校精神。”他给每个学生都设立了“功过簿”，每天记录，每月汇总后寄送给学生父母，既报喜，也报忧，请家长一起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他要求学校每个星期都要对学生进行讲评，每个学期都要对学生进行赏罚，褒奖先进，鞭策后进。对那些学习不努力，不守公德，违法违纪的学生，经教育不思悔改的，要坚决开除，决不姑息迁就，使学校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张謇非常反对一些教师不负责的放任主义态度，严肃地指出：“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学校败。”学生年轻幼稚，好学上进，可塑性强，“犹水在盂，盂圆则圆，盂方则方。犹土在陶，陶瓦则瓦，陶器则器。”因此教师对学生负有教育熏陶之责，教师如果对学生放任迁就，就是失职，其结果只能是误人误校误国。张謇还十分强调，他实行“严格主义”的治校宗旨，决不是冷酷无情，惩罚学生，而恰恰相反是为了爱护学生，使学生“相劝以勤学，相规以伤行，相爱以合群”，“为诸生养成人格，他日为良教师。”

4.良知之学，知行并进

张謇反复强调师范学校的学生不要为社会恶习所染，应努力培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以致用，知行并进的优秀品质，将来成为利国利民的合格教师。怎样才能做到“知行并进”？张謇认为首先要“知”，只有“知之真”，才能“行之力”。他要求学生静心苦学，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努力汲取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的精华，“不独哲学，文学非多看书不可，即就科学而言，其各科之间，常有相互之关系，举其一不能废其二。且同一科目，此书与彼书，详略有不同，同一论题，此说与彼说，见解有差等，必比类而观，乃能知其要，参互以证，乃能会其通。”他批评一些学生之所以会“自知之而自犯之，则行之不力，终由知之不真。”张謇在强调学生重视书本学习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探索新知，追求真理，塑造人格，陶冶情操。他指出“学校所讲之修身，仅为理论之出处，社会则实践矣。”“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成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他认为教室、自修室、寝室、食堂、图书馆、操场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场所都是学生修身的课堂。要求学生修身要从吃饭、穿衣、行路、言谈、做卫生等日常小事做起，每日三省，闻过则喜，见贤思齐，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5.爱国爱群，爱亲爱己

张謇从小就受到儒学“仁者爱人”和墨家“兼爱”思想的熏陶，加之他自己生于贫寒，长于忧患，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因此他对劳动人民有一种特殊的敬爱之情，他的这种忧国爱民的情感也深深地体现在他师德思想之中。19世纪末，当大多数封建士大夫都热衷于争名逐利、追求荣华富贵的时候，张謇却毅然辞官还乡，白手起家，创办实业，并不顾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将创办实业的大部分所得投入教育。张謇曾多次坦陈自己的心志：“现吾国国计民生日整，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惟见社会不平，必求所以改革，故办种种实业教育为穷人打算，不使有冻馁之忧。”正是本着这种忧国爱民的宗旨，张謇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发展贫民教育，处处为贫苦百姓着想，希望能“广教育于穷乡子弟。”他先后在南通城郊创办了贫民半日学校，市民工商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蚕桑染织传习所，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盲聋哑学校，并在南通沿海垦牧区兴办了一大批贫民子弟学校，为成千上万的贫苦子弟读书就业创造了条件。张謇认为教师一定要有爱心，热爱学生是教师进行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他把有无爱心作为教师是否合格的一项基本条件，指出：“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固不纯恃学业之忧，为已足尽教育之责也。”为了教育培养学生，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像牛马一样劳作，“终岁无停蹄”。

（二）蔡元培（1868－1940年）的师德观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的师德观集中反映在这样三个方面：

1.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为了在教师中间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蔡元培于1918年1月19日发起成立进德会。蔡元培将进德会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会员。甲种会员的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以后改为不分等，以前三戒为基本条件，凡入会者均须遵守，后五戒任意选择）。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全校教职员入会者甚众。蔡元培本人守三戒，外加不作官、不作议员、不吸烟，他以最高票数被选为评议员。

2.教师要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学生

蔡元培认为教师应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现，当时许多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宽松有加。“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蔡元培要求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告诫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3.教师要认真备课，认真授课

蔡元培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十分重视，他曾严厉批评有些教师年复一年，“永不修增”地“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他明确规定：“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修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他还十分重视教师的授课态度，要求教师“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三）梁启超（1873—1929年）的师德观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他对师德的论述，要点如下：（1）教师要淡泊明志，献身教育事业；（2）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苦乐观；（3）教师要奋发进取，百折不挠。例如：在《饮冰室合集（一）》的《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中，他指出：“凡为教育家者，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社会之纷纷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为身外之物，贪多务得，有何用处？即人有百裘，著于身者只一裘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时，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也。功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愿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轻，执定注意，不与社会上之浊空气相接触，则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为之教育家，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视为至乐之境，否则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苦。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四）梅贻琦（1889－1962年）的师德观

梅贻琦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

1.提出“大师论”

1931年12月2日，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几项重要的办学方针：“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一是造就人才”，“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在学术研究方面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呢？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对于教授的职责，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2.提出了教师的任务是既教书，又育人；既传授知识，又要讲如何做人的道理

梅贻琦主张，“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连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在教书和育人上，梅贻琦把育人放在首位，他对只传授知识而不管学生如何做人的教师提出批评，“为教师者果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于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

3.教师应注意道德方面的修养，特别是要在“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方面下工夫

梅贻琦认为，“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功夫，而于日常生活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于心者，修养之实，曰生于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厚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对外”。教师果能在修养上做到“自然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即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教育和教学自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梅贻琦对不重道德修养的教师提出尖锐批评：“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于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作为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首重的就是自己的德行。否则，即使学问再好，作为以身示范的教师也是不称职的。因此，作为教师必须注重自己的师德修养，才能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4.重视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

梅贻琦说：“教育上的紧要途径，还是在师生的关系。古人谓‘教学相长’，现在的教育事业，仍应看作是师生共同工作，期达一个共同的目的”。教师尽心教，学生勤奋学，教学相长，共同努力，以造就人才。具体说来，梅贻琦把师生关系概括为“从游”的关系。他说：“古者学子从师授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言也’。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师生关系绝非“演技者”与“看客”的关系，而是密切的“从游”关系。他把学校比喻为水，师生是其中的鱼。教师的真正作用是既传道授业，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其品德举止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即所谓言传身教的作用。

（五）陶行知（1891－1946年）的师德观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陶行知对于师德建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言论，形成了他鲜明的师德观。他的师德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奉献精神

他说，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国爱人民，乐于无私奉献。陶行知认为：“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并指出：“不过各人所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而教师“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传递者，新人的培育者”，而且是“改造社会、建造国家的领导者、改造乡村的灵魂”，教师借助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因而，作为一名教师，其首要职责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建设国家。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必须具有爱国、爱人民、献身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陶行知强调，“当教员，必将有个理想的社会悬在心中”，尽力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人民服务者，亲民庶几无疵”。要“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人类服务。”

2.对专业，他强调教师要敬业爱教

爱岗敬业是师德的基本要求，敬业是弘扬师德的核心。只有敬业才能爱岗，才能忠于职守，乐于奉献。陶行知认为：“教育是社会中的大事业，同时又是无私奉献如春蚕吐丝的事业”，“教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属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但是，教育又是“最有效力的一种大事业”，“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因而要求我们教师，“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是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教师只有热爱自己的事业，才谈得上“有责任心”。“不但是自己家中的小孩和课堂中的小孩，我应当负责任。”他还以教师的专业精神来概括师德中的敬业精神，指出：“做教师的如不能放弃权利争斗或不能维持专业精神，是最可耻的。”

3.对业务，他强调教师应有“求真务实”精神，要精于业务，学而不厌

教师的师德是有深刻的知识内涵的。学生的道德教育绝不是抽象的政治说教，而是贯穿于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知识教育过程中。教育以育人为目的，教师不懂业务，教不好课，就会误人子弟。因而精于业务，学而不厌，也是师德的必备条件。在这一点上，陶行知先生强调指出：“教师只有博学多闻，才能厚积薄发，取精用宏，上课时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才能问一答十，举一反三，才能使自己教学内容更丰富，更有说服力。”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具有探觅新知的精神和能力，不断创新，他指出：“读书多，则积理富，积理富，则随时应时，绰有余裕矣。但专事征求旧知识，则世界无进化，欲求世界进化，非得觅新知识不为用。”为此，他要求教师必须好学不倦。他说：“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换句话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而教师“要做到‘学而不厌’，就必须以教人者教己”。也只有做到“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因此，他一再强调：“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

4.强调教师要有“爱满天下”的爱心与甘为人梯的精神

他认为，尊师爱生是学校良好校风的标志。关心爱护学生是教师的起码要求，是师德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是否好教师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反复告诫教师“要爱生如子弟”、“爱才如命”，他主张要热爱学生，“为了苦孩，甘当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他以“爱满天下”为宗旨，与学生同甘共苦，他认为：“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5.对同事，陶行知先生强调教师要“谦逊豁达，协作合群”，提倡集体精神，反对个人主义。

陶行知主张教师之间与师生之间应共事合作，做到“谦逊豁达，协作合群”。他说：“教师对学生，学生对教师，教师对教师，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融合，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对于教师之间的关系，陶先生强调和睦相处，“同心协力”。在他看来，一个学校的教师之间只有团结协作，“共学共事共进”，才能培养出真善美的真人。他在《创造宣言》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教师团结协作共同教育学生的图景，就像很多雕塑师共同塑像一样：“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之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陶行知在1941年拟订的《育才创造年计划大纲》中，也把“以互相合作精神”作为一项办学方针规定下来。

6.对自身，他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陶行知主张“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他要求教师要能自律，要求“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他主张“教人者，必须教己”。“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要教好学生，自己必须堪称楷模，为人师表。他认为：“教员的天职是变化，自化化人”。因此，“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身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并进而要求：“凡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应当做到；凡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教师要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