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报人个案研究

第二节　近代著名报人个案研究

可以这样说,近代著名报人是中国第一代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或影响,以反叛传统、倾慕西学的崭新形象从传统士大夫集团中脱颖而出。在他们身上,新旧参半在所难免,他们对传统文化程度不同的转向有其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等错综复杂的主观原因,更是客观上受到国内黑暗社会现实的刺激所致。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13]辛亥革命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4]民国初年,中国不仅依然是国弱民贫,外敌逼视,而且武人专权,法理难伸,军阀割据的战火连绵不止,帝制复辟的丑剧不断上演。政治的黑暗腐败,社会的动荡不安,比满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帝制崩溃,共和肇基,传统政治构架的完全坍塌,使传统政治信条、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准则连带发生动摇或者迷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精神领域的真空和价值观念的失范。正是他们,清末民初的近代报人,以笔为武器,以报纸为阵地,对社会问题多有揭露,对时局表现了深深的忧虑。检视他们的一生,或死于军阀之手,或被革命党暗杀,不能不谓之悲剧,可是其一生奋斗和追寻的脚步,对中国新闻事业乃至中国的文明进步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文人论政”样板王韬

王韬(1828～1897年),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原名利宾,1862年改名韬,字紫诠,号仲韬,又号天南遁叟、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人。1828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塾师家庭,早年丧父,1845年考取秀才。次年赴南京乡试不中,因家境贫寒,只得弃学谋生。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与他人合译了《圣经》、《格致西学提要》等西方书籍,并给传教士讲授中文。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他亲身经历了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初期的变化,对外国列强有了认识。1867年冬至1868年春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年至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工作。1870年返香港,后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1884年,王韬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1894年,他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了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上海出现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甲午战败,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期望通过舆论手段呼唤维新变法,奋发自强。同时光绪皇帝“明定国是”的上谕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对维新人士是莫大的鼓舞。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扬变法改良,提出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经济以实现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同时,王韬还不失时机地对国际形势、中外关系进行点评,如中法战争前后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论中国驻防越南》、《论中国宜力庇越南》等一系列评论,剖析越南问题的症结,表现出报刊对时事的敏感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此外,王韬还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如《论燃放爆竹》、《论省垣创设自来水》等。

在众多报刊中,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何能脱颖而出,引起人们的关注呢？那就是政论。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创了我国近代报刊之先河,其独到之处就是,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其政治思想,宣扬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这些言论使《循环日报》在创刊后的十年间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水平最高的报纸,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份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他的政论文章形式通俗,文字平易近人,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王韬的政论文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他的散文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在散文的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此外,王韬是最早全面认识报纸功能作用的人。他的新闻观点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主张“办报立言”,即强调报刊的政治作用。王韬曾说过“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宣传新思想而办报,是我国近代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传统的源头显然可以追溯到王韬这里。

对于报刊功能的阐述。他认为报纸的作用有四点:“民隐得以上大,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这对同时期以及后来的近代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革命报鼻祖”陈少白

“先正典型唯此老,中山三友独斯人；我来凭吊无穷感,愿祝英灵护国民。”这是1935年初原国民政府要人居正在陈少白的追悼会上随感而发吟出的一首诗,用十分简单的几句话,恰如其分地把陈少白这位国民革命先驱、革命报业第一人的丰功伟绩以及功高仰止而又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出来。

陈少白(1869～1934年),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人,擅长文学、书画,有“才子”之称。读书期间,常阅读三叔父陈梦南的西文译本,受到很深的影响,自称“革命思想多得于是,三叔父之恩,实不可忘”。年轻时就读于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后由传教士区凤墀介绍到香港与孙中山相识。1890年,陈少白入读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学堂,与孙中山同学,两人经常谈论革命。后相继结识来书院读书的中山县人杨鹤龄、顺德县人尤列,彼此志趣相同,抱负一致,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当时清政府称他们为“四大寇”。

1895年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孙中山、郑士良逃往日本。1897年赴台湾设立兴中会台北分会。1899年秋,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报名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在孙中山的协助下,《中国日报》于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正式创刊出版。这是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出版之初,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太炎任特约撰述。他还组织出版《中国旬报》,积极宣传革命,与保皇派的《商报》论战。1900年与毕永年、平山周等联络长江流域哥老会、广东等地三合会的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陈少白任会长。他还与郑贯公等在广州创办采南歌剧团,目的在于为同盟会筹集革命经费。剧本由陈少白、黄鲁逸等编撰。所演内容多是新编的改良剧,宣传革命,揭露旧社会黑暗,针砭时弊,有《文天祥殉国》、《博浪击秦皇》、《一炮定台湾》等。

1906年8月,陈少白辞去《中国日报》和兴中会香港分会会长的职务。1911年广州光复后,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后辞职,组织粤航公司,任总经理。1915年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陈少白任总统府顾问。同年10月,孙中山督师取道广西北伐,陈少白追随相助。同年12月4日,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10日,任命陈少白为大本营参议；23日,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商讨中国革命及联俄、联共问题,陈少白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参加会谈。1922年,陈少白被任命为国立中华民国银行监督。不久,陈少白辞去政府各项职务,除出外旅游、参加社会活动及返回家乡处理乡政、家事外,平日退居塔影楼,以治史、撰文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自遣。1934年在北京去世,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等。

如果说《中国日报》是革命报之鼻祖,那么陈少白则为《中国日报》之鼻祖。《中国日报》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报刊之一。它是兴中会最早在香港创办的报纸,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成为该会的机关报,对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陈少白、冯自由均有忆述。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记:

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自乙未年广州事败,同志星散,团体几解,中国报出以悬一线未断之革命工作,唤醒多少国民昏睡之迷梦,鼓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之主义,战败康氏保皇之妖说,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不数年,国内商埠,海外华侨,闻风兴起,同主义之报林立,而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国报馆为总机关之地也。

这里的“中国报”,就是《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的合称。

陈少白不仅要办报,还要经营报馆；《中国日报》不仅要宣传革命思想,还要成为革命的基地。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指挥,兴中会内部的人事安排,经费的使用和筹集以及报社的经营管理,都要经过陈少白之手。尽管事务纷繁,但他勤奋稳重,以身作则。他为报社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从报纸新闻的采访、编辑、印刷、发行、财务开支,一直到职工的作息时间,都有明文规定,必须严格遵守。他自己亲自带头,起示范作用。在报社,他是起床最早的人,没有半点“风流才子”的散漫作风。如果有人逾时起床,就去拍床叫醒,即使是至亲胞兄,也毫不留情。人们把他那铁面无私、公正不阿的性格称作“番鬼脾气”。

三、“全能记者”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镜清,又名振清,字飘萍。他5岁入私塾念书,1899年就以13岁的年纪考中秀才。

邵飘萍的新闻活动,是从当业余通讯员开始的。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三年间,邵飘萍大量涉猎当时在知识界激荡风气、鼓舞人心的《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眼界豁然大开；并且第一次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的斗争,进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和《时务报》上的一系列文章,洋洋洒洒,笔端常带感情,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梁启超的新闻功能观和报人地位观,更成为他矢志献身新闻事业的精神灯火。自那时起,他即给《申报》撰写“杭州通信”和“金华通信”,后来被《申报》聘为特约通讯员。

1912年,他在杭州被杭辛斋社长聘为《汉民日报》总编。期间,他像梁启超那样持论激烈、为文慷慨,在该报言论中宣讲民主自由,鞭挞地方邪恶势力,并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尖锐的抨击。他因此被推为浙江省报界公会干事长。1913年,他因抨击地方官僚黑暗势力,攻讦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竟三次被捕入狱。

1914年冬,邵飘萍东渡扶桑,到日本政治学校攻读。由于他是革命团体“南社”的成员,又与秋瑾等革命党人交谊甚深,因而在留学生当中有很高的威望。留日期间,他不仅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人,而且还结识了张季鸾、胡政之、潘公弼这样的新闻界杰出人物。这时,他与潘公弼等创立了“东京通信社”,专为京、津、沪、汉等地著名的民间报纸撰写新闻稿。1915年,邵飘萍最先获悉袁世凯的卖国阴谋,当即通过“东京通信社”电传国内,激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潮。

1915年冬,邵飘萍返回上海,接受《申报》和《时事新报》之聘,同时担任两报主笔。这时,中国的民间报业运作环境日益恶劣,言论自由正日益受到袁世凯政府的野蛮钳制。但他仍以“阿平”的笔名不断向集权政治挑战。为此,袁世凯专门派特务“审读”他写的文章。他还被《申报》特聘为驻京特派员,他的“北京特约通讯”风靡全国。

1918年,他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这是国人在京创办的最早的通讯社,同年10 月,他创办了独立自主的民间报纸《京报》,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出手更为干练劲猛,思想更为独立勇健,民间立场更为坚定鲜明。与此同时,他还与蔡元培、徐宝璜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为骨干会员,并受聘于北京大学,主讲新闻采访学。此后,他又受聘于北京平民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主讲新闻学。“与徐宝璜不完全相同,邵飘萍不仅有系统的理论建树,还有实践经验。因此,他在新闻教育中对学生进行自由主义的观念训导时,既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庄严,又充满着来自信念的献身激情；既体现着来自西方文明的觉悟,又充满深刻的中国本土化的细致体察。他在全面观察蔡元培先生的独立自由教育精神和学术品格的同时,更与徐宝璜并肩携手,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到自由主义新闻实践,互为补充、互为呼应,从而开创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崭新局面。”^[15]

1919年8月,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专制行径,《京报》被加以“扰乱京师治安”罪名查禁,邵飘萍仓皇出逃,第二次亡命日本。旅日期间,受苏俄革命思潮的影响,写成《新俄国之研究》与《各国社会思潮》两书；另一重要收获就是在张季鸾的举荐下,到日本大报《朝日新闻》做过一年编辑。1920年9月,段祺瑞失势倒台,他重返北京,恢复《京报》。

1924年,冯玉祥进京讨伐曹锟和张作霖,《京报》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因而与奉系军阀结下了仇隙。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直、奉军阀攻入北京。同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之罪名逮捕了邵飘萍,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邵飘萍被绑赴刑场。

四、“报界奇才”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年),原名黄基,字远庸,后以笔名远生行世。江西九江人。其父“文采秀发”,然终生不第,其母“颇通诗书”,他的家庭在当地亦称得上书香门第。他16岁时考取秀才。由于醉心于“新学”,他很快进了当时的新学堂———南洵公学。这时,“他对专制制度已产生了不满,书籍函牍间,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16]不久,因为参与学潮并作为组织者,他被迫辍学回乡。

20岁时,他又重新回到科场考中举人。1904年进京参加史称“光绪甲辰会考”的大会试,又一举考中进士。当时,他是最年轻的一个进士。不久,执意不做官的他被清政府以“新进士”资格派往日本留学,在中央大学专攻法律。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思想,他开始勤奋地攻习英文和日文。

宣统元年,即1909年,黄远生学成回国。尽管他极不情愿做官,但还是被迫接受了朝廷授予的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头衔。但是,这些罩在头上的乌纱,很快就被辛亥革命的狂风刮走了。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无所依傍的痛苦和落魄,反而有种挣脱了体制束缚的全身心的自由感。从这时起,他坚定地选择了记者职业,并将其视为自己一生最醉心和最尊崇的神圣事业。

事实上,他早在留日期间,即对新闻工作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当时,他除了对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新闻思想感兴趣外,还钟情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那时,他就是康梁体系所属的“政闻社”外围的活跃分子,但却始终不肯参加“政闻社”组织,认为无党无派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之身、自由之魂。

在欧洲游学期间,他与王韬等先辈一样,最服膺的不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是其“精神文明”,尤其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自由思想大加赞赏,与他交谊深厚的报刊理论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有过这样一番回叙:“黄初尝为北京《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通信(即通讯员旧称———引者注),《东方日报》停刊,乃为《进报》通信,后又为《申报》通信……盖报界奇才也!黄所为文,通信外又散见《少年中国》、《东方》、《庸言》、《论衡》、《国民公报》诸杂志。”^[17]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这些通讯和时评文章,后来大多收入《远生遗著》四卷当中。其思想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生、文学艺术等领域,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与演进、搏战与受挫的一座富矿。1915年,袁世凯称帝心切,他不满意美国人古德诺、国学大师刘师培和杨度等人写的拍马劝进文章。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崇高威望,袁世凯于是威逼利诱黄为之撰写劝其称帝的“鸿文”,黄远生思虑再三,决计逃出北京。同年10月,几经辗转流徙,亡命到了美国。12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上,被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指挥的特务狙杀身亡。

黄远生喋血暴毙时年仅31岁,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报人眼里,他永远都是一面耀眼的旗帜。我们从戈公振、胡适、梁漱溟、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著名报人对他的恒久注视和感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分量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