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介绍
2001年4月，原告周海婴与南海出版公司签订了《海婴回忆录》(暂名)的图书出版合同。在合同中双方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周海婴授予南海出版公司享有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简体中文版出版发行《海婴回忆录》的专有使用权，并规定未经双方允许，任何一方都无权将上述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如有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并终止合同。没有经过周海婴的书面许可，南海出版公司不得行使上述授权范围以外的权利。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该书，改名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者为周海婴。自2001年10月30日至2002年2月8日，光明日报社所属的《生活时报》经南海出版公司同意，分28期转载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部分内容，稿酬按每千字50元支付。2002年1月16日，周海婴给《生活时报》编辑肖燕写信表示，知道连载后，自己一直在收集连载的报纸，但是缺少第一、四、五期，希望有机会肖燕可以找到给他。周海婴还将阅读《生活时报》连载文章所得的正误表寄给肖燕立，希望《生活时报》出刊时能够改正。2002年3月10日，周海婴又给肖燕去信，期望得到《生活时报》的稿酬答复。《生活时报》制作的转载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稿酬结算单载明，其转载《鲁迅与我七十年》总共28期10．6万字，稿酬应为5 300元。
周海婴认为，《生活时报》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修改权和发行权，减少了《鲁迅与我七十年》正版图书的发行量，稿酬计算也不合理，所以光明日报社所属的《生活时报》侵犯了其著作权。2003年4月，周海婴将光明日报社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在一审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光明日报社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以报刊连载的方式使用周海婴作品，侵犯了周海婴的著作权，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15]。
被告光明日报社对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将案件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光明日报社认为，在是否侵权的问题上，其所属的《生活时报》转载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已经征得了南海出版公司的书面同意，商定稿酬为每千字50元，连载前也已经取得了作者周海婴的同意。因此，周海婴以未经同意转载其作品为缘由起诉，不合实际。光明日报社仅仅是拖欠周海婴的稿酬，而未侵权。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生活时报》转载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只经过了合同乙方南海出版公司的许可而未得到甲方周海婴的同意，违反了双方订立的合同。二审法院做出如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件评析
《著作权法》第三章“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四)付酬标准和办法;(五)违约责任;(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在本案中，原告周海婴与南海出版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明确规定了南海出版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享有《我与鲁迅七十年》的专有使用权，且未经双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该权利给予第三方使用。之后，光明日报社所属《生活时报》在仅获得南海出版公司的书面同意后，分28期转载了《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的部分内容。
本案的焦点在于《生活时报》到底是否侵权。根据出版合同，规定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授权第三方使用，《生活时报》如转载《我与鲁迅七十年》必须征得甲方周海婴和乙方南海出版公司的共同许可。《生活时报》转载《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前已征得了南海出版公司的同意，但《生活时报》并没有取得使用周海婴作品的权利。周海婴给《生活时报》编辑肖燕立去信，要求收集报刊、询问稿酬和寄正误表的行为，使得《生活时报》认为周海婴此举就是默认同意该报授权转载。所以，《生活时报》一直以为报社仅是拖欠周海婴的稿酬，而非真正实意义上的侵犯其著作权。但是，周海婴书信的内容虽未明确反对光明日报社连载其作品，从周海婴向光明日报社收集连载报纸、寄正误表、询问稿酬等情况，并不能表明周海婴授权《生活时报》拥有转载其文章的权利，也不能得出周海婴对光明日报社的连载行为表示同意的结论。光明日报社据此主张其连载《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行为已获周海婴许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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