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起，近代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就是对于世界的机械必然性的意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目的论截然相反，“在笛卡儿看来，物质世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笛卡儿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结果就把因果关系普泛化了”[3]。就此而言，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历史的演变，亦可看做“关于原因的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这变化是从作为目的因的原因，变到作为冲击的原因”[4]。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普泛化的结果，便是任何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够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进行。
近代科学中关于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这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伽利略。当伽利略指出，自然这本书是以数学的语言来写的，并严格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认为前者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是知识的王国，而后者则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觉得到的，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时，一种新的世界观便开始形成了。[5]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布了一条准则，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而凡是不能以之处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于是，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念中，“时间的变化过程就成为严密研究的唯一对象，目的因也就没有任何地位了。真实世界就是处于数学连续性的一系列原子运动”[6]。而这一切发展的结果，便是最终达到“笛卡儿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中延展的巨大的数学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7]。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之中，人在宇宙中有着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完全不同的地位。“中世纪形而上学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是物质和上帝之间的联系”[8]，人是处于那个有限的有机整体性的世界之中的，而现在，人被视为“是在真实的、基本的王国之外的东西”，即“具有目的、情感和第二性质的人，则被推离出来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作为在这部伟大的数学戏剧之外的半真实的效应”[9]。于是，与古代人不同，在近代人看来，“这一宇宙为同一基本元素和规律所约束，位于其中的所有存在者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摒弃了所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最后，存在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10]。
这也就是说，古代的目的论，无论是自然目的论还是神学的历史目的论，都在近代遭遇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而近代科学意识的这一发展，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器，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其中不再有目的之类东西的存身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有意识、目的、情感，等等，但却不再具有客观的力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里尚还模糊的人的目的、能动作用与超越于人的外部客观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出来。现在，如果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绝对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那么具有广延的事物的运动是如何产生没有广延的感觉的呢?没有广延的心灵的思想或范畴怎么可能对物体实体有效呢?没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知道一个具有广延的宇宙，又怎么在这个宇宙中达到其目的呢”[11]?如何克服这一矛盾，这是近代哲学所面临的艰难任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