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育和佛教教育的比较

第三节　古代印度的教育

古代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位于亚洲南部，地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这一带就产生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此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人从高到低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僧侣)、刹帝利(贵族)、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四个等级构成四个种姓，前两个种姓是统治者，把持一切大权；后两者是被压迫者，处于社会的下层。除此之外，不同种姓通婚所生的子女(即“贱民”)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些等级中，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种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首陀罗地位最低，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据说，婆罗门种姓的人宁愿溺死，也不愿被奴隶从水中捞起，可见当时的阶级对立程度很深。^[3]

约公元前7世纪，婆罗门教产生，被奴隶主贵族阶级用以巩固其统治。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婆罗门教势力削弱，佛教兴起，教育权掌握在婆罗门教和佛教手中。

一、婆罗门教育

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古代印度教育，一般被称为“婆罗门教育”。婆罗门教育首先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出现，后来逐渐产生了最初的学校教育形式。婆罗门教是古代印度的早期宗教，赞成种姓制度，崇拜梵天，认为梵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与此相适应，婆罗门教育以维持种姓压迫和培养宗教意识为核心任务。学习内容主要为《吠陀》。入学校、习经典的权利只能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所享有，但三者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婆罗门所受的教育是当时最完备、最高级的，刹帝利和吠舍所受的教育内容则比较简单，程度较低，特别是吠舍的教育大为逊色。首陀罗则被剥夺了受教育权。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教育的阶级性，以及统治阶级力图控制教育和文化知识的用心。

在婆罗门的学校中，最有特色的是古儒学校。古儒学校产生于奥义书时代(始于公元前800年左右)。“古儒”是指对经义有一定研究的文人，他们在家里开设经义学校，这种学校被称为“古儒学校”。古儒学校具有浓厚的家庭教育氛围，所招收的学生主要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学习年限长达12年，且要求儿童入学后须迁入古儒家中与其共同生活起居。古儒学校的教育以婆罗门教的教条为指导思想，以梵语所写的经典《吠陀》为主要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上以背诵为主，同时也有一些讨论。

二、佛教教育

古代印度佛教兴起后，佛教教育随之发展起来。佛教的创立者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虽然不主张废除种姓制度，但他主张四姓平等。佛教教育的目的与其教义相同，在于让人们弃绝人间享乐，蔑视现实人生，通过修行，大彻大悟，追求涅槃及虚幻的来世。

佛教教育最重要的教育场所是寺院，与婆罗门教育以家庭、学校为教育场地不同。佛教要求“出家”，出家僧侣必须抛弃财富，割断家庭关系，摆脱生养肉体的父母而依从抚育灵魂的僧师，视僧师犹如亲父。学习内容主要为佛教经典，神学气氛极其浓厚。佛教教育均以地方语言解说，较之婆罗门教育以艰深的梵文为教学用语进步。此外，它还将讲道与个人的钻研结合起来。

年满8岁以上的儿童准许入寺修行，在学满12年以后通过一个隆重的仪式进行考核，合格者方可成为正式僧侣，男的称为比丘，女的称为比丘尼。多数人离寺回家，少数人继续留寺，再修习10年后，担任寺中僧侣职务。

佛教对于一般信徒的家庭教育也不放松。由于寺院、尼庵的容量有限，佛教还鼓励信徒在家修习。在家僧称为“优婆夷”，在家尼称为“优婆夷”。他们须以财产维持寺庵的日常用度，须对行乞的僧徒慷慨施舍，更须在家诵读经典和定期参加寺庵宗教仪式。寺庵对在家信徒负有指导学习的任务，不过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在寺院修行者要低。

佛教教育极为重视道德品格教育及言行举止训练。寺院对衣、食、住、行、学习、修行等方面订有种种清规戒律。僧人不得从事任何世俗性职业，平时生活全凭化缘及在家信徒供养。洒扫寺院等杂务均由初学者担任，高级学生则致力于默祷。僧徒对师傅要毕恭毕敬，师傅起身行走、睡觉以及日常小事，都由学生侍奉；师傅则要全心教育学生，不仅要传授经义，而且要照顾学生衣食住行。和婆罗门学校一样，寺院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寺院不仅是一种教育机构，也是一种学术机构，有的甚至堪称学术(神学)研究中心。这种学校以佛教经典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僧侣讲授各种学科知识时不用繁难的梵文梵语而采用通用的方言。教学时经常采用争辩和讨论方法，形式灵活而富有生气。

一些学术水平较高及规模较大的寺院，除负责培养僧徒之外，还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创建于425年、颇负盛名的纳兰陀寺就是一例。该寺建筑雄伟壮丽，藏书丰富，寺中师生众多，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经常举行各种学术讨论和演讲活动，实际成为古印度的最高学府和国际学术文化中心。该寺吸引了大批中国、朝鲜等国的青年和学者，对中国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Volume One，New York，1981:14．

[2]司徒卢威:《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页。

[3]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