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原则的历史追溯

一、德育原则的历史追溯

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少教育家以不同的方式总结了丰富多彩，颇具影响的德育及教育的方法、原则。孔子的德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原则及方法，具体可归纳为:慎言敏行;克己内省;以友辅人仁，见贤思齐;改过迁善;身体力行;因材施教。宋儒朱熹也提出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如立志与积习相结合、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引导与禁防相结合，致知与力行相结合。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则反对宋明理学，强调实行，实用等实践原则。在西方德育史上，亚里士多德、洛克及卢梭等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德育实施原则。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尊重善行的优良传统，在德性问题中，把善行提高到理论认识高度。他主张用音乐、体育等手段培养善行的德性时，应遵守合适原则。显然，这与他的“德性在于中道，为理性所规定”的伦理观是一脉相承的。洛克在其绅士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把德育置于首要地位，指出在德育培养进程中须遵循“行为训练”原则，并据此提出许多极有意义的方法，如及早实践、奖惩、榜样、说理等。

总体来说，历史上关于德育原则的探索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德育原则始终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问题被明确地提出和研究，它只是教育家本人的哲学观在教育、德育方面的推广和延伸，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共同的、根本的缺陷:未能严格区分德育内容、方法，德育原则及教育原则这样几个层次，而这一深刻的历史缺陷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探索与认识。孔子的原则方法处处昭示着他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儒学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合适”原则正是其“中庸之道”在德育上的缩微。由于产业革命前哲学的大科学特点，即各门具体科学及其分支、交叉、边缘学科的远未分化与分工，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朴素性、直观性和笼统性，其次，每位教育家只是仅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问题予以重视并提出相应原则，故而其认识成果是零碎的，缺乏系统性。如洛克针对古希腊以来奉行“知识即美德”，强调学习知识的倾向，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行为训练原则。

通观中西方对德育原则的研究成果，即可发现一特点:西方研究多注重德育方法层面，中国则多些原则性认识;甚至现代、当代，西方亦多注重方法、过程结构等微观层次，中国多强调内容、目标、原则等宏观层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也许要源于季羡林先生揭示的东西方人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但同时应注意到，西方有关德育的方法、过程及结构分析的确有其科学之处，杜威、皮亚杰，柯尔伯格的德育理论至今为当代德育理论的典范，我们应科学地审视、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