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源头与双重传统

8.1.1　学科源头与双重传统

情报学起源于文献学，源头可以追溯到1895年比利时学者奥特莱(Paul Otlet)和拉封登(Henri La Fontaine)等人创立的国际目录学会(Institute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IIB)。IIB创建的宗旨是对人类社会的知识进行科学的加工整理。1908年，IIB在第四届会议上接受了“文献学”(Documentation)这一术语。1931年IIB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Institute Internationale de Documentation，IID)，1937年易名为“国际文献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Documentation，FID)。

文献工作和文献学于19世纪在欧洲形成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美国，随后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1937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ADI)创建，并于1938年创办了《文献复制杂志》(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Reproduction，JD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于1943年停办。1950年开始，又以《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AD)为名重新出现。1968年，ADI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ASIS)；1970年，《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ASIS)。2000年，ASIS加入了技术内涵，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与技术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ASIST)，学会会刊也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技术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JASIST)⁽¹⁾。

图8-1表明了与文献工作和情报学相关的一些组织以及刊物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情报学与文献学之间的渊源。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布什(Vannerar Bush)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献被视为文献学向情报学转变的开端。1955年，英国情报科学家协会的创始人J.Farradane首次提出了“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一词，该词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在他的倡导下首次被使用⁽²⁾。在这段时期，文献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与情报学相关的明确的类别，如情报组织、存储与检索、机器翻译、科学家的情报需求等，但直到1968年ADI改名为ASIS，情报学在美国才真正从文献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图8-1　情报学相关组织及刊物的演变

除了文献学渊源以外，情报学的产生还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时期，科技出版物以及各类文献的数量激增，产生了“情报爆炸”的现象。如何有效解决文献激增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将人类的智力引向新的领域，从而孕育了现今的情报学。

Joseph Becker认为，对于“情报爆炸”的认识，以及寻求解决之道的迫切需要，成为技术被引进情报学的主要促因⁽³⁾。情报学自产生以来，每一次所取得的进展都离不开技术力量的推动。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开始兴起，布什在《诚若所思》中提出了一种名为MEMEX的情报机器的方案，就是一种将当时的计算机技术与传统存储和检索相结合的概念和构想。此后，穿孔卡片、边缘切口卡等新型工具产生，大大提高了情报组织和检索的效率。随着第二代、第三代计算机的出现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学家们研制开发出了各类可操作的非传统情报系统，并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情报理论，如陶伯(Mortimer Taube)的单元词系统和组配标引，卢恩(Hans Peter Luhn)的定题服务，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科学引文索引等。进入21世纪后，数据挖掘、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网络检索、网络交流等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兴内容。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情报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同时也赋予了这个学科全新的活力。

情报检索历来是情报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经历了手工检索、机械检索、计算机检索，到网络检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情报检索与计算机之间的共生关系，并充分体现出技术对于情报学的影响和渗透。2000年，JASIS更名为JASIST，情报学的技术趋向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Michael Buckland提出，情报学具有两个基本的传统：“文献传统”和“计算传统”。前者关注文献对象的描述和利用，后者将算法、逻辑、数学、机械等应用于对信息的管理⁽⁴⁾。“文献传统”是情报学的源头，“计算传统”是情报学的天然特质，两者互为补充，不可或缺。随着情报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传统也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克兰菲尔徳(Cranfield)航空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信息检索实验和评价(人们将其称为Cranfield实验)，首次把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指标用于评价试验结果，发现了查全率-查准率的互逆相关性，并归纳出评价检索效果的指标。这一实验对于情报检索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开创了情报学研究中的实验传统。然而，这种研究传统强调系统内部的过程化，将焦点放在文献记录的知识表达方面，对于系统的用户却关注甚少。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情报学研究的认知观点，提出情报学研究要面向用户主体的知识结构，由此开启了情报学的认知传统。

情报学的初衷是解决激增的情报信息与用户利用之间的矛盾，力图在用户与文献之间搭建起相互联系的桥梁。“文献-计算”传统主要讲求利用技术手段对文献内容进行有效表述，其间也提及对人的理解、信念及行为的考察。“实验-认知”传统中，技术维度更加突出，比“文献-计算”传统更进一步的是，面向用户的导向更加明确。正如Buckland所强调的“文献”与“计算”两个传统要相互融合一样，面向系统与面向用户这两种观点与方法也应协调和统和⁽⁵⁾。阐释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情报学研究取向。

阐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字hermenuein，意指解释、说明、释义。在历经了中古时期、近代时期的演变之后，受现象学的影响，发展成为现代阐释学，是一种探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本质特征的理论，又称解释学或诠释学。20世纪下半叶，现代阐释学推动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大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图书情报学者的注意；到了90年代初期，在继理性主义、认知观、意义建构之后，阐释学开始成为图书情报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取向⁽⁶⁾。

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一直是情报学的双重语境，“文献-计算”传统、“实验-认知”传统都充分体现出这一特征，但它们在双重传统的互补整合上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Saracevic就认为系统导向是与用户导向相关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他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让这两种导向能够一起运作，相辅相成⁽⁷⁾。阐释学受到图书情报领域的关注有着特定的学术环境，即在理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强调情报信息传递利用中“人”的层面和因素，它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对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共同关注的倾向。因而在对情报学双重传统的继承和深化上，阐释学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被寄予了相当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