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

7.4　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

靳颖在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讨论时，指出“一般存在这样三派”⁽⁵³⁾:(1)以中国特色的名义:否定论。反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理由主要有，一是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规定的文件与档案的概念与中国的不同；二是认为中国已存在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不能用“舶来品”来影响传统理论的地位，并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三是认为与中国现有法规、工作实际不相适应。(2)以共同科学规律的名义:实用论。主张实用论的理由，一是指出各国的文件运动具有共性，文件生命周期学说本身就是对文件运动规律的认识，可以借鉴运用；二是强调文件生命周期学说“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扬弃与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这一“中国化”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用以解决中国档案管理实践问题的新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三是指出虽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基于广义的文件观，但它并不强求人们对文件档案概念认识的统一，而只要求人们在文件、档案的联系问题上达成共识。(3)以两点论的态度:折衷论。此学派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对于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对肯定派学者所致力于的这一理论保留着一些看法。其中焦点之一集中在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基于的文、档概念及其关系的质疑上，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合我国关于档案概念的认识，是一种“重大偏差”。谭琤培指出⁽⁵⁴⁾，要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正确处理好4个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化；与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最终目标和分段实施；形式和内容。黄项飞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文件中心建设的经验总结，揭示了文件运动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文件运动规律如此，我国的文件运动规律也如此。所以，它完全能够为我所用，完全能够中国化。我国目前的许多“现行文件资料阅览中心”是在西方“文件中心”的模式上的创新。有理由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中心将与机关档案室、联合档案室、机关档案管理中心等共同构成我国多彩的档案管理新模式，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为我国档案领域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⁵⁵⁾。

何达多、金更达指出，学者在探讨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时，往往就将其对立起来，主要出发点在于，生命周期理论具有阶段性划分和侧重于文件的实体管理的特征不利于在数字时代对电子文件的管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原因有二:(1)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出发点是针对现行管理思想并非是最优化的管理思想，虽然Upward(文件连续体理论提出者)在其文件连续体模型中引进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文件可以在不同的时空点上存在，但就文件的形成、捕获、归属而言，仍然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只不过文件内涵从物理对象转变成逻辑概念。(2)国际档案理事会在1997年制定出版了《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把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概念阶段、形成阶段和维护阶段，因此认为生命周期理论侧重于文件实体管理的观点事实上已不成立。200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文件管理标准:ISO-15489-1》，指出文件的特征包括准确性、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有用性，和文件系统的特征包含可靠性、完整性、灵活性、理解性和系统性，这些特性并非只适用于文件连续体模式指导下的文件管理，同时也适用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下的文件管理，事实上该标准并未将文件连续体模式纳入到文件管理标准中，而各国的文件档案管理现状仍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指导思想⁽⁵⁶⁾。针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水火不容”的争论，章燕华认为，仅仅反映文件运动规律本身(文件运动规律是客观的，而且应该对于任何文件都适用的，不管其载体是什么)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是档案学的支柱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文件管理领域有其显著的优越性，但鉴于两者不是一个理论层面，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故而在档案学理论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所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不存在孰优孰劣、取代被取代的问题，两者都能在档案学理论图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完全可以“和平共处”⁽⁵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