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变革理论的中国化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领导变革理论，不过是生吞活剥地照搬，充其量起到“留声机”作用，无助于解决任何的现实问题。推动领导变革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必须以“中国话语”和中国文化为根基，以国际的视野、历史的眼光和战略的思维，深刻洞悉和把握中国大转型大变革的趋势走向，着力解决“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个关键命题。

过去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上半场”结束后，形势并不完全乐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描述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设想的改革，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它不走了，不动了。它不但不动，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改革出现了停滞，“有人不愿意往下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推出336项、180项改革举措，可谓紧锣密鼓、直指要害。在2014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4]

这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话说，“考虑未来30年的事情”。《说文解字》认为：“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所谓“道更”，就是大道理、大规则发生变化。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1979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每一时段大体都是30年左右。那么，下一个30年的主题是什么？的确需要从长计议、周密擘画。

变革型领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崇尚创新、追求变革；尤其是通过明确目标、共建愿景，激励士气、激发活力，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勾画的愿景、方向，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而赋予团队和追随者使命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习近平多次重申，要把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用起来。未来10年甚至30年，这个超巨型国家的大变革之旅，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必将面临无数的惊涛骇浪。如何踢好中国改革的“下半场”？如何化解前进途中的矛盾和阻力？如何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亟待领导者和领导学者探索解答。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峰教授认为，传统的领导变革是刚性的、强制性的，主要依靠约束、控制，依靠行政命令（硬权力）来达到领导目的。而现代的领导变革将是柔性的、隐性的，更多依靠引导、疏导，依靠协同、治理，依靠非权力的影响力（软权力）来达到领导目的。具体来说，应当认清和把握以下几大趋势。

价值领导。拿破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利剑，一种是思想。从长远来看，利剑的力量，终究抵挡不过思想。”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都面临着转型问题，当下的中国也不例外。基于价值的领导理论认为，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不是基于交易而是基于价值。领导者通过与追随者一起共建愿景，激发追随者对愿景、价值观的认同，并一起创造新的价值，实现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同步提升。价值领导有两层内涵：一是就领导活动的根本目的而论，应当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尊严、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二是就领导方式而论，应当在组织文化、规章制度和组织氛围中体现价值，并使之内化为领导者与追随者的理念和行为准则，把价值观落实到领导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共享领导。个人领导强调领导者个体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共享领导则强调领导者与追随者一起在领导活动中发挥作用。共享领导有三个特征：一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共同参与决策，共享决策权力。二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激发彼此的心智，创造出“1+1>2”的价值。三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可以相互转化，谁能在具体的领导活动中展现出领导力，谁就是领导者。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力共享，在形式上表现为向市场分权、向社会分权。领导过程的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都需要组织成员的参与，必要时甚至需要引入组织以外力量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渡了部分领导力给市场和社会，但仍然作为领导力的主导力量存在；市场和社会则与政府共同分享领导力，实施领导行为。

隐性领导。老子把领导分为四种境界：一是“侮之”，统治者通过强迫命令来实施高压统治，被统治者当面只好屈从，但背地里对其恨之入骨。二是“畏之”，管理者依赖行政命令和惩罚来实施领导，被领导者对其心存畏惧，敬而远之。三是“亲而誉之”，领导者通过柔性引导和激励凝聚，与被领导者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大家感到领导者可亲可近，人前人后对其赞不绝口。四是“不知有之”，领导者提供服务、提供环境、提供平台，被领导者感觉不到被领导，功成事遂后皆谓“我自然”。这种隐形领导，无疑就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因此，应当少一些行政干预和管控命令，多一点法治方式和法治引领，多一点领导服务和情境营造，放手让企业、让民众来变革创新。

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有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代中国的改革大业，无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阻力、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古今中外的变革实践中找到相应的影子。只有将视野拉得更远一些，融通古今中外的变革智慧，才能精准地把握大势、从容地引领未来。

在中国浩瀚五千年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运动。例如春秋的管仲变法、战国的商鞅变法、西汉的汉武帝改革、唐代的唐太宗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雍正改革、清末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这部惊心动魄的中国改革史表明，不论处于什么时代，改革的方向和进度都取决于改革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明乎此理，有助于我们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

放眼世界，自19世纪30年代起，在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人文、政治与科技大变局之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此后，日本、俄国、美国主动变革，相继成为大国崛起的新典范。20世纪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开启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功走出“滞胀”的泥潭；而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则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些案例的差异，不仅体现为变革结果的迥异，更体现于改革方法论的高低。

此外，构建中国化的变革领导力，还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批判之上的吸收借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既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二是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视角，结合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与执政党改革新理念，对古今中外的变革案例进行创造性思考，进而上升为一般性理论和新分析框架。三是与西方领导学界平等对话。要全方位、深层次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在引进、吸收的同时讲好“中国改革故事”，推动中国领导变革理论的原创乃至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