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发展的动因和方向

8.1　档案学发展的动因和方向

关于档案学发展的动因。王协舟认为档案学人对于档案学研究的天然好奇心和满足于成果认同的好利心，构成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微观动力基础;档案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上位学科的整体推动与相关学科的开放式学习，共同在理论上驱动中国档案学的繁荣;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档案职业的需要，在实践上为中国档案学提供发展的环境与土壤;而由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企业联合形成的档案学科学共同体，则从制度层面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保障⁽⁵²⁾。周毅认为竞争(Competition)、协作(Corporation)、变化(Change)和用户(Customer)是当今社会档案部门面临的“4C”因素，也是推动档案学研究边界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其中，竞争包括档案部门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档案部门与专业信息内容服务商(ICP)之间的竞争;协作指档案管理业务与其他信息管理业务的协作;变化包括档案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变化、信息技术运用引发的档案工作变化和档案管理范式的变化;用户是指以用户为中心⁽⁵³⁾。

关于档案学发展的方向，很多学者认为档案学研究边界将会拓展，也有学者认为档案学发展面临危机。黄霄羽认为档案专业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环境中已经或需要拓展，向行政领域拓展就是其中之一，档案专业需要嵌入电子政府的工作流和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流，需要加强与其他专业的联合。此外，档案专业也需要向公众服务拓展⁽⁵⁴⁾。周毅认为档案学科将从重点研究档案的运动与管理扩展到研究文件(含档案)运动的全过程及其管理;档案学科将从重点研究文件与档案信息管理扩展到同时关注各种有形信息并进而可能关注隐性知识的管理;档案学科从重点研究传统管理理论与方法扩展到对大量技术应用及其所带来的理论创新问题进行关注;档案学科从研究文件信息流的管理与重组扩展到对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本身进行研究⁽⁵⁵⁾。胡鸿杰认为在学科的自身状况和社会环境中存在不利于档案学的良性发展甚至导致濒危的因素。适当减少对“行政势力”的过分依赖、克服学科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建立以“管理者”为研究主体的学科发展模式，是从根本上避免档案学科出现濒危的方法⁽⁵⁶⁾。任宝兴认为中国档案学发展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坚持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发展道路;(3)采取“专群结合”的研究方式;(4)奉行“继承创新并重”的学科理念⁽⁵⁷⁾。高大伟提出了“制度档案学”向“社会档案学”的转变。周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路向要实现五个转型，即:从体系意识转变为问题意识、从理论思辨转变为应用政策研究、从学术与行政视域的互相隔绝转变为互相融合、从本土视域转变为全球视域、从图情档学科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域融合”⁽⁵⁸⁾。王协舟认为中国档案学要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取向，要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⁵⁹⁾。宗培岭认为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派、缺乏原创性，应从这些方面改进，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⁶⁰⁾。颜海认为基于“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国家重点学科背景的档案学专业应努力实现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等的多学科融合，促进学科的优势互补，发挥学科群体的作用，丰富教学资源。一方面，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应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档案学专业在坚持自己学科特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⁶¹⁾。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关于档案学研究边界拓展等内容的研究试图为档案学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这对实现档案学理论与时俱进、实现档案学更好地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科本身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该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了知识管理、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档案信息资源的知识含量、电子政务及电子商务活动中电子档案的概念与作用、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的档案工作理念、政府信用档案管理理论、档案管理工作从档案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变、知识管理与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与企业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电子政务信息资源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合作共建、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