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对于教育的见解

我对于教育的见解是根据我的生活背景和人生见解而来。近十年来我的生活环境虽然和从前不同，但“小农之子”的本质是永久不会变的。所以我的教育见解的出发点和对于人生的乐观仍是现在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动。所变动的只是些枝节问题。以下分述之。

第一我对于教育本身的见解，大体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只在教育方法上将“利用环境的刺激”的“刺激”两字改为“协调”，而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上加上“体外环境与体内环境”九字，而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体外环境”的注解。在最末“解决问题创造生活”之后，加了“改进社会”四个字。——全文写下来是：“教育是改进人生的活动，其目的在为社会创造自立的个人，为个人创造互助的社会，其方法在利用环境（体内环境和体外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使受教育者自动地解决问题，创造生活，改进社会。”

一般人讲环境，通常只分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我在三十一年大病之后，于阅读医药健康等书籍同时，阅读关于一般生物学、生理学及生物哲学等书籍，而法人Alexis Carrel：L’Homme，cetilnconnu（现由周太玄译为《人的科学》，由中华出版）的理论，给与很多的影响。加上亲身的体验，觉得个体之存在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个体之健全更为群体的必要基础。而个体的健全，除去体外环境的因素，体内环境之平衡与协调最为必要——体内环境的基本要素是血液，如何使血液平衡协调属于健康问题，此处不谈——所以我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外，加上体内环境四个字，而将前二者包括于体外环境之中。至将刺激二字改为协调，亦是由生理的观点而来——当详另文。在创造生活之后加上改进社会四个字，则因为“人”有个体，同时也有群性，个体的存在虽然是事实，但要对社会发生力量则非集群策群力不可，群策群力最后的归宿必是属社会的，教育除改进个人的生活外，同时要负改进社会的责任。至于改进社会的目标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我的意见最简单：是使人人有饭吃，人权有保障，思想能自由而已。至于用什么方法能实现这简单的意见，说来话长，只有俟诸异日了。

在自立与互助的内容上，我曾分别有所规定：在自立方面分为身体的、经济的、知识的三项。身体的自立即是人的机体与机能的健全，在先天与后天方面都要健全，故教育者应明白优生优境及健康、卫生、营养、医药诸学科。经济的自立即生活所必需的生产技能。此项生产技能除谋个人的正当生存外，还要注意社会效用和个人禀赋之发展。知识的自立即鉴别与判断的能力，此项能力之养成是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从事学问，遇事能自行观察、分析、实验，自求合理的解决。互助方面亦分为三项：第一是长幼间的互助。从生理学上讲，老幼为弱者，非赖壮年者扶助不可。老老是本身取得于下一代壮年之扶助而返之于上一代，幼幼是本身施之于下一代而取之于上一代。故仰事俯蓄为生物上之间歇补偿律。此律即所以维持人类之演生。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此人与人之人泛指有血统关系的老幼以外的一般人。从生物学上讲，一切生物都居于天然环境之中，生物愈高等者愈能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除去个人的智慧技能外，更当利用集体的组织力，即使各个人的能力互为辅助以达其对自然为最大限度之利用。在个人与个人的活动方面，小之如朋友切磋，大之如同业组织，在社会组织方面，小者如集体农场，大者如政治集团等。第三为国与国之间的互助。从社会学及生物学上观察，人类的生存权利应为平等的。现在国际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自亦含有互助的成分。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甚严，所谓经济壁垒如关税政策，文化壁垒如宣传政策等之互相争夺、互相欺骗，以致发生国际战争，而最后之受祸者概为个人，尤其是一般平民。故欲使国际间之互助，必利用教育的方法协助其他人生活动，以使各国之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使人人能生活丰裕，思想自由，以进世界于大同。

以上为我近来对于教育本身见解的修正，曾于三十四年对之江大学生发表过。

第二是对于教育与其他人生活动的关系，我历来不把教育看作万能或无效的东西，而只视为改进人生的一种工具，应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相辅而行。自经二十七年的工潮，我深切感到人生的隔膜与立场的冲突，非到一切人类的利益大体一致的时候，是无法消灭的。去过香港十几次以后，更感到“殖民地”人民被麻醉被欺骗之可怜与可恨，经过十年来的通货膨胀，又深切体验到在资本主义或殖民地的国家中由战争造成极贫极富人民的对立，而中间人或中产阶级不能存在是绝对的事实；经过这一年余兴奋、失望、彷徨的生活，又体验到政治不上轨道，生产被破坏，社会经济的崩溃亦属必然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教育只有日趋衰落，教师只有穷困。我所谓教育为改进人生——包括个人与社会——的活动，便也成为一个画饼。所以在现在我虽然以为在功用上教育可以帮助政治，改造经济，改进社会，但在政治未上轨道之前，这功用是绝不能实现，而且教育与教师都是被蔑视的，也证明教育之为政治及经济所支配。因此，我以为教育者为本身的生存与自由应与其他职业人士一般地组织起来面对政治，以谋自身的福利与教育理想的实现，以改进经济，改造社会，而臻世界于大同。

第三是我对于改造中国教育的见解。第一我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则有一点和从前大不相同，就是从前受了“中国以农立国”的迷惑，所提出关于教育建设以及生产教育的方针，都特别强调农业立国。这见解的缺点我在三十年写《我和教育》时即自我批评为“最大的缺点是未看世界大势，未倡重工业”。现在则以为为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家给人足计，固然不当轻视农业生产，但要“以农立国”则根本是一种梦想，要立国必得农村工业化，工业国防化，国防电气化。我现在对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提出上面十五个字，绝不是随便想到就说，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兹简述如下。

就战争的本质讲，人力为制胜的要素，这种要素在抗战初期最为具备，因为那时全国人民真是万众一心，无不以驱除敌人为务。沪战三月，几竭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御敌，而卒不能不西撤。这其间自有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之原因，但在我所体验到的最大原因是军备不如敌人，而军备不如敌人之故，又以国防工业不发达，以致军备及行军上的一切不如人——江湾市政府之屋顶不能架高射炮使我最受刺激——为主要原因，我在那时便深感到农业生产纵富裕，倘若国防工业不发达，决不能与人决胜于战场。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本以区区三岛，竟能使英美措手不及连战连败，我在香港与友人分析时事，虽然预料到日本未必长胜，但其锐进之速却不能不令人惊叹。推其原因，日人之所谓神武民族性固然为其锐进之重要原因，但如它数十年不注意国防工业，则亦根本无法到珍珠港和新加坡去。同时我们更谈到，假使那时我国与日本易地而处，珍珠港和新加坡的美英军队竖着白旗等我们去，我们也只有望洋兴叹。于是我对于工业国防化之见解益坚定。三十一年回到上海之后，有一时期，日人盛倡“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互相合作，以繁荣大东亚圈的谬论，所谓南京伪府自汪精卫以下，每以此为广播题目，我听到题目即将电台移转而愤不可遏，以为这种谬论之亡我国家，比坚甲利兵还厉害：因为坚甲利兵之来，我们知之，此种谬论则腐蚀人心而不知，一旦有事，不独军备无办法，即人心亦无法振作。在那时我不独深感农村工业化之必要，同时深恨我从前的识见太差，居然说出“农业立国”的幼稚的话，怕为敌伪利用——我的教育论文曾有一部分被日人翻译过。特在排好的《我和教育》的书稿中加一句未看清世界大势未提倡重工业的话以自警。后来日人在太平洋一天一天地败退，它在国家总力上不能与英美比，我固知之，但空军海军之如此不中用，则未免有点意外。有一次在偷听短波消息中，知道美国有一位小孩子玩无线电，无意中发现所谓黑光，陆军部知道了，即利用之以制造雷达（Radar），在飞机或军舰上使用它自动找寻敌人目标，避免敌机敌舰，且能盲目降落，而日人当时无此种科学利器，遂致不能不连战连败；且飞机军舰即欲逃避亦不可得。于是我感到电学对于国防贡献之大，电气对于制胜疆场之重要。再加上我对于电气的一般常识，知道它对于一般工业之重要，于是在教育见解上形成了国防电气化的一句话。及原子弹落在广岛之第二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从广播中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及原子能发现与原子弹制造试验的经过。更想到将来一切工业上都有利用原子能的一天，而更要提倡国防原子能化。不过这种想法在中国尚谈不到，姑且留下。而国防电气化，应当为改革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目标。

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农民，要使国家能存在于世界之上，必须使农民的生活富裕。然而现在农业生产的方法绝不适用，必须改用机器以替代大部分的人力。就改进农业的本身讲，固然要工业化、电气化、国防化。就国家的生存讲，在今日也非工业化、电气化、国防化不可。这是我对于建设中国教育根本原则和生产教育方针的一大修改。此外从前我讲生产教育，只讲生产而不及分配，现在也认为不妥当。在生产方面我以为应尽量发展个体之所长，使之竭其所能于增加物质的与精神的产物，以供给全体人民。在分配方面，最简单的原则，是“均”，即是不许有不劳而获者，也不许有劳而不能得适当的生活者，也不许有生理上精神上不能劳动而不能得正常生活者。简单说，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的。第三是对于教育哲学的见解，容另叙述。第四是对于教育制度行政的见解。我现在尚无重大的，而且它与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关系，我对于政治制度未有深切的研究，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故不能有进一步的意见。第五是对于学校制度与教育方法的意见。二十年前，我所提出的三馆制和考试制在目前仍愿保留。不过在那时我采改良主义，主张以三馆和考试制为辅，而以学校为主，现在我则主张以三馆及考试制为主，而以学校为暂时之过渡机关。从前的观点在于迁就农村，现在之观点，则以电气发达，教育上必起一种革命而认为学校终于不能存在。教育方法上除三馆之外，要加上一种电化的工具。在教学科目上除去改造现在的课程以求其适合于现实生活外，特别注重于健康。

健康教育是一个很旧的名词，在中国也流行得很久，我以前在教育文章中也常常提及。但自我三十一年大病之后，始亲切感觉到健康之必需；同时看到一般青年之不健康，与内地征丁有由壮丁而瘦丁，由瘦丁而死丁及学生半数以上为病夫的种种记载（详细情形，我在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之《新中华》中的《国民健康与建设》文中说及，不再复述），更感到教育者对于国民健康的责任重大，而主张在一切教育活动中特别注重于此。事实上我也知道国民之不健康与所谓由壮丁而瘦丁而死丁的种种现象，有政治和经济的种种原因，绝不单是教育所能解决，不过教育方面至少应当负灌输正常健康知识的责任，使大家有重视健康及实行健康方法的公共意识，则国民健康当亦可因而增进一些。

电化教育通常是指无线电广播及电影而言。我国在民国二十一年即有教育电影协会之组织，以后并加广播而为电化教育委员会。故电化教育也是一个旧名词，不过我之主张电化教育，一则我在三十二年以后，个人所得于无线电广播的益处很多，因而联想到利用广播以为教学的工具。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之江大学讲演过《以耳代目的速成建国法》，即在利用广播（讲词曾载三十五年元旦上海《大公报》）。一则我业余玩照相三十余年、玩电影二十余年，民国二十六年春并曾为中华书局计划过教育电影制片办法，以“八一三”事起而中止，但欲利用之以为教学工具之念，则始终未忘——在欧美，教育影片已有代替课本之势，关于民众教育利用影片者尤多；此次世界大战，美国利用影片训练新兵之成效较任何直接训练方法为迅速而正确——去年夏以后有机会与乡村接触，更觉得要专用现在教育上传统方法去教育乡下民众，简直是乘骡车赶飞机，只有愈赶愈远，而世界的潮流绝不容我们躺在骡车上安闲自在，我们必得急起直追，而在教育上直追最快的工具是电影与广播。所以我主张用教育电影及广播推行民众教育。

电化教育方法若能彻底推行，则现在的学校可以关门，对于学问之研究只要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便行。再辅以考试制，则学生程度之甄别亦有办法。所以我以为电化教育是教育方法中的一种革命。由这革命而引起的问题必多——教育者的教育意识得改变，教育的效能必须为大众的——我在本期《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一文中曾经大体说过。

五十余年的生活决定我对于教育各方面的见解，近来十年的生活体验决定我最近对于教育见解的修正及补充。一年来，虽然不免有彷徨之感，但我以为人是有无限自觉创造性——在拙著《人生哲学》中讲得很详——的，我的生活虽然必须受环境——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机体等等——的影响，我的见解虽然也必须有所改变。但我相信本着我对于人生的见解，将来的教育意见，当会是有进步的。我的彷徨也必将解脱。初意只想简单地略述我近来对于教育的见解的变迁。不料写来已是这么多。但现在所说的恐尚不及我所要说的什一，为着时间与篇幅的限制，不能继续写下去，他日有暇，当再就教。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