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苏俄教育的观察[]

杜威（J.Dowey）和克伯屈（W.H.Kilpatick）是中国最熟悉的美国教育大家。杜威曾游历苏俄，作有《苏俄印象谈》（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六篇，发表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其中关于教育二篇，已由倪文宙君译载本志本卷三四两号。最近克伯屈于参观苏俄教育之后，到过北平，曾于双十节发表其“我对于苏俄教育的观察”，由邱大年君口译，张嘉栋君笔录。现根据十月十六十七两日《天津大公报》的修正稿转录于下，以供关心苏俄教育及有志改造中国教育者的参考。

编者附识

今天兄弟能来此地谈话，觉得很光荣。在这放假期里居然有这许多的听众，自己更是觉得非常荣幸。

在双十节来讲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相宜的。因为这虽然是苏俄的问题，但与中国实在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统一现在已经完成，当然需要一个健全的政府，但同时也需要一个很完全的好的教育制度。我对诸位听众很希望因此就去费一番精神研究出一种新教育制度来适合中国的需要。

中国现在学校制度直接是由日本输入，间接是由普鲁士输入的。但日本和普鲁士都是君主国家，对于中国是很不适宜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研究极有价值，就是研究什么教育制度才能适合于中国的共和政体。今天所讲苏俄教育制度，就是给诸位一个研究的参考。今天的报告，一部分是兄弟亲自观察得来的，一部分则系我的好朋友告诉我的。虽然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很重要，但今天所讲的仅限于中学和小学。苏俄在革命后，经济上比较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知道苏俄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让新制度实现出来，所以今天所报告的教育状况是指他的比较有成绩的区域。还有一件事要承认，就是兄弟对于苏俄的苏维埃制度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报告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

在今天要讲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制度，一部分是学校制度。

中央教育部规定全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目标，全国的学校都要服从他的命令。在每一个学校里有一个学校委员会，由家长、市政府、工会、共产党青年团等代表参加组织。第一，我们要问苏俄教育有什么目标?他的教育目标即是“怎么维持及发展苏维埃制度”。学校一切的工作都集中到维持苏维埃上去。我们单从苏维埃制度及学校制度关系上看，单从教育制度的规模上来看，单从行政的一贯精神上来看，苏俄教育制度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抱有野心的制度。我所讲的，并非是替苏俄大吹特吹，只要将基督教教育及普鲁士教育、美国教育来一比较，便可以明白。从前旧教徒的教育也有一贯的精神，但规模是远不如苏俄。普鲁士的教育在伟大的规模与一贯精神上，都远不如苏俄的制度。美国的教育在金钱和努力上讲，比苏俄的伟大，但是缺乏一贯的精神。中国教育制度就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一点来讲，也远不如苏俄的那么切实。据兄弟看来，中国民族很需要用苏俄同等的热诚来改良一种教育制度以适合于中国的新生命和新需要。据我看苏俄认识他的需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明确些，我想就这种精神介绍给中国。

再就具体方面说，我们要讨论苏俄所用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法。第一点，可说是他们的普遍的精神，就是用武断的方法把他们所认为最好的理想灌输到儿童脑袋里去。我对这种武断的教授法是不赞成的。我相信这种宣传注入的办法不能够使儿童自己用思想、自己求进步赛过前代人的进步。我们对青年不应该教他们“要想什么”，应该教他们“如何去思想”。在过去的中国，子孙都很遵守祖先的遗训，在这种情景之下，用宣传及注入的方法，也许是很相宜的；但在现在，这种方法不能再用了。最好的方法是教青年自己去用思想，遇着新的或困难的问题，能够自己去求得最好的解决方法。我相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保障。但是兄弟在苏俄时曾遇着一个大教育家Schrtzky，据他说，他们的方法亦能鼓励青年自己用思想，亦能鼓励学生的独立精神，但我是不相信的。他的意思以为政府只要把目标规定，细目则让学生自己去用思想。平心而论，苏俄学校除掉要完全接受教育部所规定的政策及课程标准外，教员和学生在课程编制上所享受的自由是很多。固然，其他国家有些进步学校亦容许学生多量的自由，但试验的规模没有像苏俄这样伟大。

现在我们来讨论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授法。关于这点，有三层要注意：（一）是综合法（complex method），（二）是有用的社会活动，（三）是学生自治。这三点在性质上、规模上都与其他各国不同。在小学里，这三种都有。在中学里，除了综合法外，其他两种都有。现在先来讨论综合法。

所谓综合法，即是将全部课程组织为若干学习的大单元，一切教学都以单元为中心，而打破各种学科的界限，这种大题目或大单元虽是由中央规定，但如何去研究，则系由师生共同去决定。从师生合作上去看，综合法与设计法是差不多。但有一点不同，综合法问题是由中央规定，设计法则是由学生自己规定。还有一点和设计法相同的，就是把各种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完全以问题为中心。据我看，这种是近代最好的原理。把这种原理来实现，规模最大的当推苏俄。也许其他国家也有实验的，但大规模地来实验推苏俄。用综合法是，有些技能是需要练习的，他们就有练习的时间。譬如演算数学，苏俄的教育家很喜欢问美国用设计法所得的经验，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设计法之所穷。现在举几个例来说明综合法。苏俄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增加每亩地的生产”。全国的学校都研究这个问题，但每班学生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仅就这问题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政府目标在增加生产，所以令全国都去研究。当然，要研究这个问题须用生物学、经济学等等，也许还用到历史学、社会学等等的学科。在这种状况之下，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是死知识，而是和人生发生密切关系的。现在来说说我对这种方法的批评。

第一点可以说是他的优点，即是能用中央政府的力量令全国向这一定目标去攻打的统一的精神。同时，第二个优点是能因此增加儿童对于苏维埃的兴趣。第三个优点是能使学校的工作有一贯的继续的精神。有人对设计法怀疑，以为设计法没有继续性，这是很不公平的。但同时我们还须注意他也有不好的地方。第一，题目由中央规定，容易使儿童只会用他人的思想，不会用自己的思想，训练成一个被动的思想家。（这种法子使学生没有机会自己去用思想，假使用设计法那就能自由运用思想，以增进其独立的精神）第二，使学生没有机会去自己利用地方的需要，同时即不能顾到儿童的兴趣。还有一点，就是论题由中央规定，有一种危险，即是利用教员学生作工具而不认其自身有价值。这就是违反康德所说的：“人是目标，不应利用为工具。”这种办法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不能顾到儿童的兴趣的原则，所以不能在教育上收到效果。虽是如此，苏俄能打破各种学科的界限，我们不能不表示赞同。用这法子所求得的知识，将来才是最合乎社会需要的知识。

其次我要讨论有用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利用学生工作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每班学生都常常注意到有用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能沟通学校生活与苏维埃的政策。现举三例来说。（一）兄弟在苏俄时，他们要发行一种国内公债。他们的法律规定了每个人要根据他每月收入的比例来认购这种公债。当时学校就注意到这种活动，劝学生的家长买这种公债。在一个教室里，我看见一张单子，上面写的是学生家长的姓名，在姓名的下边写着他每月收入的数目，再下边就是他所买的公债票。假使某个家长不去买公债票，当然他的子弟在学校里是很不好意思的。我在学校的壁上还看见一幅图画。上面画的是一个学生在推他的家长，家长问他为什么要推，他回答说要他去买公债票。这就是一种有用的社会活动。（二）我参观了一个学校，这学校叫青年自由主义学校。那天是星期日，所有学生都出去到田地里，教农夫们怎样的选择种子。（三）我看见在冬天有许多的猫狗等冻死在雪堆里，到春天来，雪都化了，这些死的东西对于公共卫生是很有妨害的，他们的学校就去研究这个问题，怎样移开这些死的东西。结果研究出一个方法，不特对于公共卫生的目的可以达到，即对于农人们的肥料也很可以增加。据我看，这种有用的社会活动在教育上很有价值。在世界教育史上，我没有见过其他国里的学生有这样的成绩，能帮助他们的政府，能培养公共的精神，从事于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如我在中国，有人来问怎样改革教育制度，这应该敬仰。我觉得中国教育家应该研究如何去改革社会，如何利用学校去改革社会。如果在听众里，将来有人去做一个试验，在学校里使学生去做改革社会的工作，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很大的贡献。现在中国变动很大，一般的农人都不知道怎样去改革他们的方法，所以这种法子是很有用的。

我两年前，曾到过中国。在这两年里，中国已经统一，已经有巩固的政府，这是伟大的成绩。但我们不仅是要形式上的统一，亦是需要精神上的统一。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由教育家来负责，研究出一种统一的教育制度来。

第三，我要讨论学生自治。这问题在中国学校里讨论很多。在中国，有许多进步的学校和苏俄差不多；但苏俄的成功大一点。在苏俄没有听过罢课的风潮。但在两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偏重学生法庭。据我看来，也许有点流弊。

现在来综合讲几句，这种新教育制度对教员是很好的，因为能使教员多用思想。对学生亦有很多好处，因为能使他们有很好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敢信苏俄学生社会活动的精神比其他各国都强。有一个苏俄教育参观团，问教师们是否和学生一样也热心从事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他们的校长说：有许多教员对社会工作没有什么兴趣，但有学生在后面推着，使他不能不去工作。同时学生的家长也时常受学生的督促来做社会服务的工作。他们不仅是鼓励教师和家长，并且还去鼓励农民。在苏俄可以看见许多反宗教的运动，这是很可证明政府用他们作工具来达到他的目的。我以为这种办法是很好的培养公民的方法。我看见他们的许多学生的思想非常清楚。但有一件事使人不能满意，就是使学生都变成军阀主义者。我在苏俄参观时，常对他们说：现时世界上提倡军阀主义的，要算苏俄第一。但他们说：他们要准备来和全世界宣战。对于这种趋势，我是很忧虑的。

我已讨论过苏俄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有的是赞同，有的是不敢赞同。使我们最崇拜的是他们利用学校来达到改革社会，使社会生活格外优美的目的。现在中国，上自政府下至社会，都没有看到这点。我是中国的一个朋友，要不劝中国创造一种新教育制度来适合中国的需要，良心上实在下不去。这种新社会的需要是很迫切的，爱国的教师们都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要警告诸位把这个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我更恳切地盼望诸位能研究苏俄和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不是要抄袭，而是要集思广益以为创造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之准备。

今天能与诸位谈话，觉得非常愉快。我现在虽已是年老，但很相信能活着看见诸位研究出一种教育制度，以适合新中国的需要及扩大新中国的生命。

[1]邱椿译，张嘉栋记，原载：教育杂志，1929，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