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底色”不可抹去

石库门，上海城市的底色

石库门已经是一个与上海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名字。

每一个城市都会选择自己的标志性建筑或景观来展现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上海也不例外。来看看上海是以哪些建筑作为其城市标志的。回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这个城市每个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豫园湖心亭茶楼和九曲桥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常被当做城市“名片”；随着20世纪20 —30年代租界的快速建设，上海发展成一个远东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标志显然变成了外滩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建筑与城市景观因带有殖民文化的记忆而不再作为城市标志，取而代之的是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工业建筑和万吨巨轮；改革开放后，体现新时代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浦东陆家嘴高楼群起，迅速成为上海城市的新地标，而与此同时，外滩历史建筑群、“老大楼”“老洋房”等近代建筑又重新成为彰显城市文化特征的重要元素。

那么当下我们又把什么建筑作为上海的文化形象推向世界呢？显然是石库门里弄。在2010年世博会上，上海地方馆是以石库门形象塑造的，以石库门主题的文化论坛、广场小品、连环画、商业产品甚至婚纱摄影等各种活动或事物也随之不断出现，就在世博盛会开幕不久，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么看来，石库门里弄作为上海城市文化遗产的地位已是获得了广泛认同。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石库门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抽象的文化符号，而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遗存，却很少真正得到保护，而且仍在不断地被拆除。文化遗产为何会身处这样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境地？这是要我们自己去回答的。

石库门里弄生活空间拥挤、房屋破败，缺乏现代设施，缺少资金修复，确是严峻的事实。然而凡此种种也是世界上众多已经积累丰富保护经验的历史文化名城曾经面临的问题。所以，如何正视石库门的遗产保护，还是要回到根本问题：价值的讨论。这种讨论首先不是对老房子的浪漫想象，也不应陷入对其物质现状的狭隘评判，而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认识它。

石库门里弄如何产生？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上海曾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城市，据说当时最多接纳了50多个国籍的外国人，当然最多的还是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与本地居民占据了这个城市人口的近90%。海纳百川、多元共存的城市性格可以从近代上海丰富的居住建筑类型中得到充分反映：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公寓大楼，独立式花园住宅等。这种生活空间形式的多样共存，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找到的。那么，这么多住宅类型来自哪里？基本都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而唯有石库门里弄住宅，是这个城市的独创。

石库门里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理想的住宅模式，但它的设计有独特智慧。想象一下当时离开乡土生活来到大上海的中国人，不免对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化大都市充满了陌生感，而独门独户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实际是英国19世纪联排住宅和我们的江南传统院落住宅的融合，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低层高密度集合住宅模式，它既满足了中心城区房地产开发的实际利益，又能使最普通的中国人找到仍能延续传统生活的居住空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巷弄空间组织2~3层独户院宅的基本模式，却有足够的应变能力，能在大小地块上生成规模各异的住宅组团，而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更是将建筑形式演绎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石库门里弄遍布上海的中心城区。与其说它是城市的标志，不如说它是城市的底色。这层底色是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生活的印迹随处可读，若被抹去，上海就会成为一个失忆的城市。

为石库门遗产保护创造更多空间

石库门里弄保护的现状如何？这些大都建造于20世纪10 —20年代的住宅经历岁月沧桑和超负荷使用，的确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因此也没有理由要将其全部封存。然而石库门里弄留存的实际情况是，将近三分之二的已被拆除，真正得到法律保护的屈指可数，而留下的还在旧城改造的进程中继续消失。很显然，如果我们仍然认定石库门里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标志，珍贵遗产，那么抢救性保护的任务是十分紧迫的。

石库门为谁保护、如何保护这样的问题仍会被一再追问。但我们也应该走向这样的反思：当中心城区的里弄街坊真的都被以朝向和户型、容积率和绿化率为导向的无数个高尚居住区取而代之后，我们真的就实现城市生活的改善和提升了吗？换言之，石库门里弄住宅对当代生活真的没有价值了吗？

我想借用库哈斯的“拥挤文化”概念，再来认识石库门里弄住宅的特征及其内涵的人文价值。“拥挤”并不是指里弄中逼仄的房子间距和主次弄堂，更不是指72家房客的非正常使用，而是指里弄街坊小尺度和多功能的空间密度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和便利性。过去走进任何一个石库门里弄街坊，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沿街分布着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零售商店，街坊内部还可以发现弄堂工厂、诊所、小商铺和修理摊位等，甚至还有公共浴室、弄堂学校和寺庙。石库门里弄形成的城区，就像紧密而拥挤的蜂巢，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适度而安逸的城市生活方式。这不是说我们要固化在过去的生活中，而是需要认真审视，里弄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和便利性，以小空间生成的社会生态和商业活力，是新建的门禁小区很难拥有的，但这种社会 — 空间关系恰在旧城改造中一一失却。

所以，石库门里弄不仅是城市历史的记忆，更应是一种活的遗产。那么，保护的实践途径究竟如何寻找？我们已有新天地、田子坊、步高里和建业里这样的案例，尽管充满争议，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真探讨和思考这些实践中的经验以面对未来。新天地的模式虽然不符合历史保护的真实性原则，但其空间肌理与建筑意象的保存，对于推动石库门里弄价值的普遍认同是有开创意义的，并确实引起我们对那些精心规划的城市空间背后的“进步”理念的反思；田子坊自下而上的自我更新虽然造成居住功能的日益退化，但却足以让我们看到石库门里弄在城市更新中所蕴含的空间活力和文化多样性的潜力。步高里开创了石库门里弄物质遗产与日常生活整体保护的先例，那这种模式经验何在？特殊性与普遍性如何？这是需要大家讨论的。建业里拆除重建的模式已饱受诟病，那么形成这种记过背后的各种力量是哪些，原因何在？其实，保护发展既基于经验，更基于教训。

石库门里弄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保持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文化内涵和生活多样性的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可以看到，石库门里弄的保护途径一定是多样的，然而，种种保护实践的社会力量远远没有聚集起来，各种遗产保护的民间智慧仍未释放出来，而众多他国经验的精细化学习也待深入展开。石库门里弄的保护困境可以说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技术的，但那些已经出现的实践探索更能说明，是我们尚未为这一城市遗产保护实践留出足够的试验性和创造性空间。毕竟，这仍然要回归到价值观念的层面，那就是，既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改造的机遇，我们将怎样作为，我们为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