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抹去自身的科学

不断抹去自身的科学

德里达认为，在对胡塞尔的符号论的解读中，我们“系统地体验了意义、观念性、对象性、真理、直观、感知、表述等观念的联合”，指出“它们的共同模式就是作为在场的存在：对自我同一性的绝对接近，而对为了重复可自由支配的对象，对时间性现在的维持——这个现在的理想形式是先验生命的自我在场，它的观念同一性可以使无限的重复理想化”，因而“活生生的现在，不可分解为主体和谓语的观念于是成为现象学的根本观念，如同是形而上学的根本观念一样”。^[70]虽然胡塞尔的在场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存在者）的在场，而是思维结构中非实项的观念性的在场，但这只不过是在场形而上学更为隐蔽的形式而已。因为自古以来哲人们孜孜以求的具有确定性的不变的世界本体，在胡塞尔这里成为思维中永远自我在场的观念性，这是一切客观性的根本来源。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可以设想一种对思维方式的完全重构。就像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说的，不仅是像几何学这样的精密科学，而且在一切文化形式中，观念的构成物、观念的对象都可以还原到其产生时的样子，还原到我们最初感知到它们时的样子。但是，德里达从胡塞尔对表述与指号、感知与再现、原印象与滞留的区分中发现，在这些区分之前，一切都已经是非己之物的重复。因此，在场的观念是被构建出来的，当下的在场是从回归的褶皱（pli）、从重复的运动出发被思考的，在场不是等待我们去发现的现成的东西，不是重复的前提。

德里达不是否定本体，而是认为没有一个自我同一的本体，没有一个等着科学活动去认识的不变的真理。当我们去追寻本体时，我们能追寻到的从来只是一个个不断自我抹消的印迹，而那个待追寻的本体早已退场。我们只能通过延异的方式来思考本体。相对于延异，本体并不先于它，而是由于它的运作才把自身建立起来，因此，延异“比意义和诸种意义更‘古老’：在人们区分它们字面上‘可感觉’到的东西和它们在全部哲学史中的隐喻表演之前，比原初给出的、现时而又充满‘事情本身’的感知的直观，比看见、听见、触摸都要古老”^[71]。在场总是自我逃避的，在场早已离场，这样一种对本体的印迹化的思考，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符号”或“再现”名称所不能理解的，因此“为了思考这个年代，为了能够谈论它，应该有符号或再现以外的名字”^[72]。这名字就是印迹、延异、原文字。正如罗蒂所说：“文字是一种不幸的需要，真正需要的是说明、阐述、指示、展现，使读者凝神观照他面前的世界……哲学文字，在海德格尔和康德那一派看来，其真正目的是终结文字。而在德里达看来，文字总是导向更多、更多，乃至更多的文字。”^[73]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把文字看作不幸的需要，他们要找那变中之不变。德里达却发现，没有不变，只有更多的变。“作为延异的文字就是不再从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出发来思考的一种结构和运动”^[74]，是“差异和差异之印迹的系统游戏”（延异、原文字、痕迹，等等），是使意义、真理成为可能的开放性活动。在那里，一切符号都成了对原初存在（本体）的替补（替代和补充）。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按照德里达的引申，科学也是在技术的无限替补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不断自我抹消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