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云南三次大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当云南省、地（州）、县各级抗震救灾机构通过宣传中央慰问电、毛主席语录不停地燃烧灾民的激情的同时，不满意的情绪也在悄然生长。实际上，在1970年艰苦卓绝的通海抗震救灾中，就出现了个别的但属公开的怠工现象，到1974年昭通地震救灾、1976年龙陵地震救灾时，灾区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1970年通海极震区的姑娘村在恢复重建阶段出现个别社员旷工现象，尽管他后来遭到公开的批评，但这个社员坚持认为：“我少出一天工，少要一天工分，不就得了！”[47]这个社员的理由是，他不出工损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没有工分），而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事，他应该可以决定要不要为自己争取利益。但是他的这个理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难成立，在那个时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48]。在国家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的团体和组织，政府取代了社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取代了家庭和个人。所以，这个社员的思想最终将被打倒，因为他“没有从全局出发来考虑本职工作，没有将自己的一举一动同全局的需要结合起来”[49]。从整体的角度讲，这位社员的思想是错误的，行为是自私的，是对集体行动的偏离和破坏，是不团结、不合作的表现；但如果从社会的角度讲，他的辩解本身是对“十六字”方针倡导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否认，代表着普通民众与一元化社会的对抗心理，代表着人们对独立的合法的社会空间的渴望。
1976年龙陵地震救灾积极性普遍下降的现象，意味着“十六字”方针处境的恶化，以及一元化意识形态、一元化社会将面临离散的危险。据1976年龙陵大地震后两天云南省里的领导七林旺丹和李毅在灾区了解的情况，地震后的紧急救援工作极为缓慢，尤其以震中位置的平达公社最为突出。该公社死亡40人，房屋倒塌严重，但这个公社到6月1日（震灾发生后第四天）还没有建立起专门负责抗震救灾的领导班子，直到省里的领导到达灾区，亲自指挥，该公社的抗震救灾领导机构才得以建立，部队和医疗队一直迁延到6月1日（发震后第四天）才进入该公社，6月2日（发震后第五天）则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慰问电。在恢复重建阶段，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很低，农业生产栽插普遍比上年同时期慢，直到6月10日，保山只完成54%，德宏完成23%，低于全省水平。[50]实际上，1976年，不仅是地震灾区的生产不积极，全省的生产都出现了滑坡现象，财政只能依靠国家补贴，生活用品供应非常紧张。农业方面，与1975年相比，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收成下降严重，粮食储备下降到9亿斤以下，比1961年困难时期粮食库存（9亿斤）还要低。工业生产、运输月月下降，人民生活用品严重缺乏，吃的、穿的、用的商品供应十分紧张，常常处于脱销状态。财政支出远大于收入，1月到5月，全省收入28793万元，支出39800万元，收支两抵，支出比收入多11007万元，按当年的财政政策“一年一定，收支挂钩，差额补贴，超收分成”，全年国家计划给云南的补助款合计是14000多万元，而至4月底国家已补助12000万元。
云南省政府对这些情况忧心忡忡，将原因归咎于邓小平在1975年对社会经济整顿的结果。客观地讲，1976年的政治、经济因素对抗震救灾工作有一定的或者说是直接的影响，但问题的根源还不在这两个方面，而在造成如此政治、经济面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