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山西晋商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原因使这帮商人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冲垮击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销声匿迹?
外因:受累于衰亡的清政府
“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东起大阪、仁川,西到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伊犁,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后人常感慨地描述辉煌时期的晋商财富版图。
据史料记载,左宗棠准备平定新疆之乱时,民间票号共捐款1200万两白银,其中800多万两来自晋商,超过七成。
在山西乔家大院的二进门上,有一幅篆书楹联的砖雕:“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这是朝廷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亲笔,十四个字,花掉了乔家30万两银子。
不过,晋商的倾力捐助不仅没能挽救腐败的清政府,反而随着后者的覆灭,一同被拖进历史的泥沼。
1906年10月,清政府将山西地下矿藏拱手让给英国福公司,以渠本翘为代表的晋商组成山西保晋公司,规定“惟收华股,不收洋股”,先后凑集275万两白银,不惜血本赎回了矿藏开采权。
要知道,1906年,清政府国家年收入只有8000多万两,晋商们又一次地在资金上被釜底抽薪,但终不能有所作为。
不仅如此,清末国内战事频繁,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几乎每次的战乱,都会使在外经商的山西人因失业而赋闲在家,来源顿竭,生计困难。
内因:脆弱的资金流动渠道
除了政府无能和时局动荡,晋商的消逝还有其内部的原因。
清朝道光年间,在几个晋商的指挥下,中国第一次出现便捷的货币汇兑机制——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南北大地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转为轻快的商业汇兑,晋商也逐渐掌执中国金融界的牛耳。
票号的产生,迅速成为晋商吸取财富的主要来源。但票号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资金流动渠道依托“太过脆弱”的政府。一旦政府失控,资金调度就立刻遭到阻遏。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方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方的资金大多散失,而此时清廷提银刻不容缓。尽管票号账面上有应收银四百万两,有应付银二百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来到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票号老板因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另外,晋商的保守也是自身衰落的一个原因。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考虑的不是投资使资产变大,而是回家盖院置地,这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许多晋商挣来钱,却什么都不投资,全部做成窖藏银子藏在地下。等日本侵略中国时,后人东奔西跑,银子也就全让日本鬼子弄走了。
很多家族腐败成风,坐吃山空,直至没落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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